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陈锡文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问题十个 1 号文件的制定、起草工作，也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问题决定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是国际国内公认的中国农村政策问题最权威的专家。
2008年11 月 6 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首场报告会上，他在两个多小时的脱稿演讲中，清晰而全面地阐释了中国农村政策制定的背景、由来和最新变化，解读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问题的决定。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 6 日在北大发表题为“农村形势与农村政策”的报告，在回顾中国农村改革 30 年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他指出，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了快三十年了，农民仍然在“单打独斗”。
农民要面临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双重风险，“让弱小的农户去面临这双重风险”很难承担，因此应该发展专业的农民合作组织，这一点“我们还刚刚起步”。他认为中国农民需要外向型、经营型的组织，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内向型管理型的组织，而“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组织”，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了快三十年了，农民仍然在“单打独斗”。
陈锡文认为，农民需要社会化的服务，农产品 市场体系还不够完善，“一个农民想知道今年种什么，他总是看左邻右舍，这就往往变成市场同步震荡。”
“现有资源过日子不够”
陈锡文指出，随着我国耕地面积的减少，资源短缺而引起国际供求关系的变化，会造成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现有资源过日子不够了。”他指出，在过去的 11 年中，我国耕地的总面积已经减少了 1.25 亿亩，超过了一个河南省的耕地面积，而河南省的耕地面积占中国的 1/10 。而作为大豆故乡，我国目前大豆年产量为 1300 万吨，但需求为 4500 万吨，“我们消费的大豆 2/3 都来自进口”，陈锡文不无忧虑地表示，“这会带来什么结果？国际市场的定价已经左右国内市场价格。”
农村改革亮点在长久不变
而对于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问题的决定，陈锡文指出，亮点在于“长久不变”，而此前被媒体多次提到的“流转”事实上只是再次重申而已。
他介绍说，“ 1984 年 1 号文件，讲延长土地承包期，也讲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 1993 年 11 号文件，讲土地承包 15 年到期后再延长到 30 年，也讲允许农民依法、自愿、有偿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200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法》，那里面有整整一节 12 个条款是讲怎样依法、自愿、有偿地流转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而他认为，现在应该认真考虑的是怎么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做到长久不变，这需要做好两件事：首先是要搞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制度，“你家几块地，都在什么位置，这才能这一代人、下一代人都知道”；第二件事要加强农民土地流转的管理和服务，“你要提供平台，让他知道土地流转给谁。”
农业现代化不等于“美国化”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对此，陈锡文认为这句话含有非常深刻的含义，这和中国人多地少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在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必须要让一些人离开土地，但这必须依靠经济发展，让人口自然流动。
他把全球农业国家分为两类，传统农业国家如中国，人多地少， 这一类国家农业现代化要尽量采用替代土地资源的策略，即提高土地单产；而另一类是新大陆 国家如美国，人少地多，这一类国家发展农业要选择替代劳动力资源的策略。
而对于现在很多人常常把农业现代化等同于“美国化”，他认为“这很难做得到”。“美国一个家庭种 2 万亩地，一个乡有两三户人就行了，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根本不能想象。”而就单位面积产量来看，“大规模并不比小规模有优势”，因此靠美国式的大规模生产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提高单产并不一定，而且，“规模大的风险大”。
征地范围被扩大了
对于受到普遍关注的征地问题，陈锡文强调，应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但对于公益性用地的界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他介绍说，在美国，公益性用地是作为社会常识来被确认的，而在中国，“公益性”存在很多模糊地带，这就使得征地范围被扩大了。“对土地的利用，现代国家从来都是用途管制超越所有权。”
“中国的征地制度改革细节正在抓紧制定，但是涉及面很广，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陈锡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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