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的社会矛盾来看，我认为最突出的是城乡结构失衡、城乡贫富差距扩大。农民没有话语权，抗争变成了胳膊拧大腿的悲剧，有的自焚、有的跳楼，血腥暴力事件让人们习以为常。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将农民抛弃在进程之外的做法值得警惕。
由于长期的政策误导，我认为两种发展是过度的：一是工业化，二是城市化。特别是过度的城市化，将农民排除在整个城市化的进程之外。1949年至1979年期间，国家从农民手里拿了多少钱？据悉，通过农业税、工农产品剪刀差、存款低利率等方式从农民手里拿走30多万亿。1979年以后的30多年中，通过征农民的地，从农民手里拿走多少钱？39万亿！也就是说建国后至今，从农民手里拿走将近70万亿，用以支撑国家大厦建设。那国家怎样报答农民兄弟？中央提出工业反辅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但有哪个地方政府真正这样做了？因此，中央从2004年到现在连续发了8个关注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再加上1982年至1986年期间所发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一共发了13个。但如今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达到3.33：1，如果加上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6：1以上。
农民致贫过程与城市化过程是同步的。从1982年强调市管县，将大量城市改成市辖区，以扩充土地，使该地方所有资源全部为城市所用，导致城市开始疯狂扩张。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不清晰，而且没有真正的农民自主性组织，没人替农民说话，致使农民利益始终在被剥夺。在城市化进程中，如果各地能真正关心农民，积极探讨农民进城的土地置换方式，倒是值得鼓励。但强制要求用宅基地换一套住房，用承包地换社保的做法，是经不起实践考验的。
如果总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国家的发展肯定导致不均衡，经济巨人注定要倒下，小康之路注定很难走到预定目标，因此，我呼吁将小城镇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寄托点。小城镇是城市之尾、农村之首，小城镇建设应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长三角、珠三角为何那么发达？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小城镇建设发展得很好，农民可在本镇就业；第二，民营经济发展得好。以我之见，小城镇发展得好，民营经济发展得快。
有些人建议不要让工商资本大规模进入农村、农业，认为这样做会剥夺农民，但农民始终在刀耕火种的状态下耕种，哪能走出困境？现在，进入农村的工商资本大多为民营企业，垄断企业大多不愿到农村开疆拓土。这些被挤压并丧失了发展空间的民营企业，到了农村后，与农民建成利益共同体，建成之后，却受到诸多指责，因为农民这些年两手空空，被通货膨胀、存款低利率等挤压了利益，农民没钱，扩大内需就成为一句空话。
目前，仅靠补贴、免税这些措施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树根不动、树梢白摇。农业为何发展不起来，最主要还在于不重视。工业发城市的财，农业处于劣势，除了提供粮食等物质之外，还可以为工业提供原料、促进劳动就业、提供旅游观光等，农产品一涨价城里就叫，一叫就赶紧打压农产品价格，这根本不符合市场规律。
要做到真正的城镇化，消除城乡差别，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农民进得起；二是农民自愿；三是农民手里必须有钱。现在，农民普遍没有财产性收入，宅基地上建起的房子，没有明确产权无法交易。如果有私有产权，拆迁事件中也不至于发生流血性冲突。靠政府简单的补偿，即使拿到这笔钱，说不定很快就会被挥霍掉。这之后，没有人能考虑他们的未来、他们的下一代。农民进城门槛要低，就要放开户籍制度，并做到三农三全三化，即农民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农村生态自然化。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 文章出处：南方农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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