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晚年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其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主要体现在《论粮食税》、《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著作中。我们今天研究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不仅对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1]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这些新认识是列宁晚期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基本前提，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一)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上，由直接过渡到迂回、间接过渡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时，主要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作为其评论的出发点，曾经设想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可以比较迅速地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该在西欧发达国家率先同时取得胜利，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诞生在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中，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决定了直接过渡思想在苏俄的失败。列宁开始在理论上基本上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出发，考虑“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夏，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国内反动势力的残余也乘机发动武装叛乱，苏维埃政权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之中。鉴于这种情况，布尔什维克党宣布全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苏联红军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事实强化了列宁直接过渡思想，造成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高估价，认为它是苏俄在组织战时经济过程中找到的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捷径。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列宁主张继续推广“战时共产主义”，“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2]，从而直接迅速过渡到共产主义。因此苏维埃俄国从1918年到1920年底，基本上就是采用直接过渡的形式。
这种直接过渡的形式不仅未能使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反而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严酷的现实，使列宁认识到，在经济落后的小农国家里，企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行不通的，他不得不重新认识俄国国情，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进行新的反思。列宁反思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在俄国小生产占优势的情况下，采用“新经济”政策，通过中间环节，采取迂回过渡或间接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对于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在对待商品货币关系上，从排斥商品货币到利用商品货币的转变
在对待商品和货币的问题上，列宁在很长时间内是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因此，列宁在很长时间内也一直遵循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的原则。在苏维埃政权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列宁自然就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依据。列宁在1905年就认为：“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3]1908年，他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4]十月革命后，列宁仍然把商品经济、货币关系、价值规律视为资本主义的范畴，总是试图尽快消灭商品货币。当时不但“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5]，反而大力压缩甚至人为取消经济生活中的商品货币关系，尤其在“战时共产主义”阶段，更加速排斥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进程。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是由计划直接支配的产品经济。但是，苏维埃俄国的实践证明：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想越过商业、越过市场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
列宁晚年重新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依据俄国的现实国情，他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即由排斥商品货币到利用商品货币。列宁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指出：“在商业国有化和工业国有化方面，在禁止地方流转方面走得太远了”[6]，“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7]。列宁从俄国是小农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特点出发，论证了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必要性。通过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教训，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苏俄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如果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同农民经济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就根本无法建设社会主义。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和农民经济的有机结合，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以便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创造经济和政治前提。1921年12月，在列宁指导下通过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指出，苏维埃政权的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8]。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苏维埃政权允许发展私人工商业，截至1922年下半年，发给私人准许经商的执照共达54万多张，其中商店占21.3％，售货摊棚占52.8％，肩挑商贩占25.9％。列宁还向全党提出了“学习经商”的口号，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思想认识和实际工作上完成这个转变。
(三)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从消灭资本主义到不完全排斥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转变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凭借手中的政权没收了资产阶级的官办企业，对私人企业实行监督，打算通过这一途径逐步学会管理企业，为社会主义改造做准备。由于许多资本家不服从监督，破坏生产，苏维埃政权加快了剥夺资本家的步伐。从1917年底到1918年春，苏维埃政权对企业、大企业、交通运输业、对外贸易等大型企业实行了国有化。这就是所谓“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时期。1918年春，列宁强调不能继续采用镇压的办法进攻资本，日前应“领导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他们，对他们作某些具体让步”，以“更好地巩固已经夺得的阵地”。[9]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在列宁看来，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如果不能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那么社会主义根本就建不成，必须要加强同资本主义的联系，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0]列宁非常重视学习资本主义的技术，他指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11]列宁还提出以租让制的形式利用外资，并取得很大成绩。据统计，从苏俄开始实行租让制至1930年12月27日废止租让法令为止，共有过租让、合营和技术援助协议所允许开设的外资直接投资企业约300家，共得外国资本家的申请2700份左右，成交率约为11％，总计引进外资超过1亿卢布。在国内，小生产大量存在，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又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资本主义。对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认为决不能一概加以禁止，“一个政党要是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12]1921年10月，列宁又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指出：“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很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只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13]
(四)在中心工作上，从强调革命、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是工作中心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就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尽快发展生产力，以便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因此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任务就更为艰巨。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刚建立时，就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列宁在1918年春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就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高到首位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14]但是，当时列宁的这个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由于1918年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进行而被中断。1920年12月，在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形势下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向大会明确指出：“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15]
1921年11月，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就论述了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代替革命方法，“1921年春天以来，我们提出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方案、方法、制度。”“与原先的革命办法相比，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革命这种改造是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不是审慎、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破坏)。”[16]而且列宁进一步指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革命者不要夸大革命的作用，要谨慎地使用革命方法，“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17]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又强调“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在中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18]
综上所述，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既不是从传统的固有观念出发，也不是囿于前人的“本本”和“原理”，而是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和实践的经验教训而不断变化、创新、发展。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逻辑不能限制现实的社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商品的社会主义并未出现，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关于在落后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列宁不是一开始就有成熟的想法，但他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坚持从实际出发，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试验)——总结经验教训——修正原先的认识和行动方案——再实践——再总结提高的过程，一步一步地深化认识、升华为理论并形成行动纲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超过了前人[19]。
二、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新认识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启示
列宁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他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实际上是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夺取政权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做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对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给予了高度评价，“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0]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新认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有着重要启示，其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列宁对待社会主义的科学态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有重要启示
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不断变化的实际并得出符合情况的结论，而决不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情况下的具体论断：他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作教条。根据实践和经验来认识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探索和总结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重要的方法和态度。1918年1月，列宁就明确指出：“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这句话，显得尤其正确了。”[21]随着实践的发展，列宁进一步指出：十月革命后的社会变革，把社会主义从只是被一无所知的人谈论的教条，从书本知识和纲领变成了实际工作。现在工人和农民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22]正是这样的科学态度使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列宁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科学的抽象”，即深刻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经过资本主义到达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但是它终究“仍然是一种抽象东西，只有经过一些想建立某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尚不完善的具体尝试，这种抽象的东西才会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23]因此，列宁不只是背诵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条文、词句，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用实践和经验来检验和修正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长期“左”倾错误思想和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依然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邓小平同志冲破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禁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了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态度，最终从中国实际出发，用中国实践和经验来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以恢复列宁晚年对待社会主义的科学态度为前提的。
(二)列宁间接过渡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启示
苏维埃俄国刚刚成立时，列宁试图在俄国小农占多数的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实践和经验证明这种直接过渡是行不通的。因此，列宁根据俄国国情，通过中间环节，采取迂回或间接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后来，由于各方面原因，实际上是采取了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历史证明这种方式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实际上是借鉴了列宁的间接过渡思想，根据中国国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重新判断，得出中国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邓小平曾经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24]所谓“不够格”，也就是不够马克思所讲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的资格，所以不能超越国情，超越阶段而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动摇。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所指出的，“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5]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列宁的间接过渡思想，但是二者又不完全相同。列宁的间接过渡思想讲的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讲的是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列宁间接过渡思想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而提出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基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认识和把握，我们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列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选择有重要启示
列宁从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是列宁从本国实际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无商品、无货币的社会主义设想的修正和超越，纠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想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错位”，孕育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思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著中的“本本”进行的，忽视了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市场经济选择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承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关系、价值规律的作用，因此，市场经济的选择一定程度上是在列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可以从市场经济选择的过程中看到这一点。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6]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样中国市场经济的选择最终完成。
(四)列宁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有重要启示
列宁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有利于中国打破僵化模式和对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认识，为中国进行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非常极端，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盲目地排斥资本主义。实行改革开放后，我们恢复到列宁对待资本主义的清醒、冷静、科学的态度。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与列宁利用资本主义的初衷是一致的。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27]，并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28]
此外，列宁工作重心转移思想对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有重要启示。列宁一直强调从革命、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还经常批评那些把革命手段“神圣”化的人，他强调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生产效率。“文化大革命”是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极致的结果，也是不断把革命夺权时期的革命斗争经验无限扩大和套用的结果，甚至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阶级斗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经济建设的发展，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向良性发展之路。这是对列宁工作重心转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以中国国情为依据的，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思考的结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探索、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否定改革、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声音。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否定改革、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声音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甚嚣尘上。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具有科学性的，其科学性体现为理论的科学性、历史的科学性、现实实践的科学性等几个方面。从理论的科学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不但不违背马克思主义，反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从历史的科学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总结中国自己和前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开辟的；从现实实践的科学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得到广大人民的广泛支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有些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想从理论上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这种观点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本来理解社会主义，他们是用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出发来理解社会主义，并以此为标准来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种机械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这种机械的坚守只能会变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因此，马克思对这种教条主义的方法是持批评态度的。马克思针对一些机械理解自己思想的人曾经这样说过，“我只知道一点：我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9]恩格斯晚年也批评过机械、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种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30]恩格斯晚年还进一步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1]
社会主义由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成实践，并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列宁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机械地理解和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因为在按照这种设想实践后，列宁发现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是行不通的，他及时地根据本国国情进行调整，产生了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并进行一段时间的实施。遗憾的是，因为列宁的逝世，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按照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继续进行下去，导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模式的僵化，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中国也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建立在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新认识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重新思考的基础上开辟出来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列宁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但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它具有理论的科学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总结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开辟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并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主观臆想的结果。它是建立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坚实基础之上，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并借鉴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开辟出来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从1956-1976年，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长达20年的艰辛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问题上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新方针。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分析了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任务，陈云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
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32]。1958年，毛泽东提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33]可惜这些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的成果，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没有坚持下去。特别是后来，由于超越国情，超越阶段，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出发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到重大挫折。“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更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严重破坏，使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入了“死胡同”。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借鉴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开辟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在超越苏联模式，总结苏联模式弊端的基础上开辟的。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当时中国共产党尽管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但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对于中国共产党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解放被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后来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并没有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超越苏联模式，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得不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4]
(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的广泛支持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取得了巨大成绩。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35]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用不容争辩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合法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2008年11月，国家统计局以了解社会各阶层对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发展形势、发展政策的评价为重点，进行了“社会各阶层思想动态调查”。调查以问卷方式为主，在全国范围内东、中、西和东北地区18个地级市的500多个居委会、20个县(县级市)的100个村镇展开，共发放样本10000个，其中城镇7000个，农村3000个，同时辅以调研座谈的方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问题的调查显示：对我国发展方向、发展前景“很有信心”和“较有信心”的分别为56.3％和35.2％，合计为91.5％，“信心不足”和“没有信心”的分别仅占3.8％和1.3％，合计占5.1％。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非常符合”和“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的比重合计达95.1％。人们对“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十足，86.4％表示“很有信心”和“较有信心”[36]。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顺乎民心、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停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任何否定和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都是站不住脚的。
（作者：张喜德 张富文）
【参考文献】
[1][13][16][17][1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3，570，611，612，773.
[2][9][11][14][21]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9，489，525，490，381.
[3]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75.
[4]列宁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71.
[5][7]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21，176.
[6][10][12]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56，167，210.
[8]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37.
[15]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7.
[19]江春泽.列宁对社会主义市场关系认识的修正[J].炎黄春秋，2006，(10).
[20][24][25][26][27][28][3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39，225，379-380，373，64，373，2-3.
[22]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6.
[23]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316.
[29][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5，695.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43.
[32]共和国走过的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专题选集(1953-195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308.
[3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40.
[35]彭劲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246-247.
[36]国家统计局.社会各阶层思想动态调查显示，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得到高度认同[N].人民日报，2009-01-24.
（来源：《湖湘论坛》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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