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12月26日 地点：北京财政部礼堂
主持人：各位，近年来由于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腐败泛滥现象等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冲突加剧，仇官、仇富心理严重。因为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违法行政、司法不公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诸如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等，大规模的恶性事件也越来越多，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律师代理的涉及群体性法律事务也有很多。那么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有些什么特征，律师如何办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办理这些群体性事件案件过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如何进行自我保护，避免法律风险？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请到了于建嵘教授为我们做题为《社会冲突与律师建设性作用》的演讲。大家欢迎！
于教授系法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岳村政治》、《底层政治》、《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和《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判》等等，于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将以当前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特征与对策为核心，与大家今天一起分享他的成果和高见，相信于教授的演讲一定能给大家很多启发，引发深思，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和收获。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于老师为我们讲课。
于建嵘：大家上午好！我实际上是1987年的律师，做了八年，现在在社科院农村所工作，所以没有再从事律师的业务。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原来想叫《让宪法成为社会稳定的底线》，但有些人一见“宪法”两字就敏感，所以就不想在题目里出现宪法两个字。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就是想对当前的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这几个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中国社会已进入矛盾冲突的多发期，中国将会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社会会发生很大的社会动荡。这个观点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议论的就比较多。比如，海外中国分析家伍凡就认为：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造成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潮水般的农民工返乡，以及全国范围的维权抗暴运动、地下教会运动、退伍军人维权抗暴运动等等因素将决定，2009年中国将出现全国大动荡。2009年2月1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在危机打击下，猛烈的动荡将摇晃中国” 一文称，“出口萎缩令中国上千万的人失去工作”，“引爆社会不稳定浪潮”，“银行破产、失业以及社会动荡正在蔓延”。国内的学者对此也多有论述。中国著名作家沙叶新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采访时指出：近年内地社会矛盾冲突不断，各地维权活动此起彼伏，“从农村失地农民、城市拆迁户抗议，到各地出租车司机集体罢驶，现在又有教师集体罢课，抗议规模越来越大，波及面越来越广。我很担心，而且有预感，这些行动在来年将更成气候，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大动荡！”等等。
对这个问题中央领导也多有担忧。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在年初的时候也认为：2009年将是各类社会矛盾碰头叠加的一年。我国社会稳定形势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的基本状况不会变，而在当前形势下，新的社会矛盾将不断产生，原有的一些社会矛盾也可能随之凸显，并呈现出经济领域的新矛盾与老矛盾、经济领域的矛盾与其他领域的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局面。
但我的看法不完全是这样的。年初的时候我曾经在《财经》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虽然会发生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是稳定的，2009年应该不会发生社会动荡。也就是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存在，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刚性稳定结构，社会动荡离真正发生还有一定的距离。
不过最近我访问了中国一批退下来的部级干部，其中一位曾是中央的一个核心智囊部门的核心人物。他有这么一段讲话，他说“我们现在许多问题，是制度性的。腐败问题之严重，特别是军队中的腐败，贫富差距这么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又得不到保护，老百姓不信任政府，失了民心。如果经济上发生了问题，情况就会大变。而且，现在经济上出现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就以房价为例，现在的房价高得不是人住的了。这样的经济如何有可能不发生问题呢？一定会发生的。如果经济上发生了问题，老百姓就会去抢银行，去冲击你的政府，然后就会发生什么呢？就是整个社会的动荡。中国发生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可能性的，甚至可以说只是时间问题”。我还访问了一些重要的在职领导干部，他们也有这个结论，说中国的社会动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真的会这样吗？我自己也感觉到越来越迷惑，所以魏大忠律师和魏汝久律师请我到这里和大家交流的时候，讲实话我有点底气不足。这个问题我在国内外讲了一年，包括在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和中央党校，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没有底气。为什么？因为我访问了这些人之后，他们的判断在影响我的认识。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认为中国一定会发生动荡呢？到底应该怎么办？前两天有一批律师到我家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假如一些主要的精英人物都认为中国会发生动荡，我们这些法律人士应怎么办？我们当时的结论是宪法是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底线。所以我今天临时把这个题目改成了《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想和大家讨论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寻找社会稳定的底线，这个底线又是什么？
今天是26号，再过四天这一年就过去了。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目前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严重。这种社会形势最直接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事实上，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到了90，000起，2007年、2008年包括今年都超过了90，000起。最关键的是特大群体性事件的增加。这些增加的确在动摇执政者对国家的判断。表面上看我们有很好的楼建起来了，有很好的公路开通了，大家好像感觉到莺歌燕舞，但实际上有这些事情在动摇执政者及整个社会民众对中国前途的判断。
我首先要和大家探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几年我曾经对中国群体性事件做过简单的分类，大约可以分为维权、泄愤和骚乱这三种类型，而维权活动又可以分为农民、工人和市民这三部分。
对于当代中国农民问题，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这本书是根据我在湖南的调查写的，讲的是2004年以前的中国农村。我想回答一个问题，当时中国农村发生了什么。根据调查，我得出一个结论，当时的中国农村主要的社会冲突是主要抗税斗争。对这个时期农民的集体行动，我提出了“以法抗争”这个解释框架。这个观点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我写的两篇文章，《当代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活动》，（《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4年第12期）。（放PPT）这是我2002年在湖南农村调查时拍的照片，当地政府要求“坚决打击抗粮、抗税、抗合理上交的不法分子”。抗粮，大家知道指不交公粮；抗税，指不交国税或者地税；抗合理上交就是抗费，不交各种名目的税外收费。后两者我们简称为税费问题。（放PPT）这是2002年我在江西农村拍的片子，地方政府在宣传“皇粮国税不可抗拒”。（放PPT）这是2002年12月22号，我在湖南衡阳县农村调查的时候，拍了这副照片。它说的是什么呢？这批农民在组织农会。当年毛泽东组织第一个农民协会的地方，离这儿不远。这儿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夏明翰，说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个地方的农民都会告诉你这句话，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某某某，还有后来人。我在这个地方曾经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组织农会？他们告诉我，组织农会就是要和地方的贪官污吏抗争到底。当时我非常震撼，回来之后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标题叫做《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在报告中我提出来，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少数农民从对基层干部施政行为的怨恨 ，发展到对体制的不满情绪，应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政治信号。如果执政者不能清楚地理解这个信号，将产生的政治后果则是可以预测的。也就是说，这么多农民因地方的贪官污吏而产生民怨的时候，你这个政权要思考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报告出来之后，社科院以要报的形式报给了中央。后来中央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在2004年的3月5号，温家宝在两会期间宣告取消农业税。宣布之时，所有的人大代表站起来向他鼓掌。
农业税费的取消实际上与当时的湖南农民的抗税活动很有关系。（放PPT）这个人叫彭荣俊，他是当时组织农会的领袖。2008年12月6号，他被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农民英雄。评语是这样说的，“彭荣俊通过宣读中央文件的方式发动群众，成立了一个由13名"减负代表"（代表全责任区13个村）的"代表队伍"，开始组织上访、宣讲中央文件、直接与镇村干部谈判等一系列的维权抗争活动，对最终取消农业税起到过积极作用”。我今天想讲一句话，中国的政治改变并不一定是由于中央政治理念的改变，不是由于领导人的爱民或者亲民，而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压力。当时中央分析，这种社会压力下，征收农业税所获得的利益和成本相比，还不如放弃农业税，从政治上、经济上考量之后，中央才做出了这么个决定。
农业税取消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解决了。我今天告诉你，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情况发生了变化。（放PPT） 这是中央焦点访谈的一个数据统计。每天都有许多人打电话到焦点访谈去投诉，它专门有人记录这些投诉。我和它有个协议，它让我进入所谓的绝密系统，进去就会知道今天有多少人在告什么人，打什么官司，发生了什么问题；我每个月要给它提供两份报告，告诉它最近中国的焦点问题是什么。根据对焦点访谈电话系统资料的观察，从2004年6月开始，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因此，我们在2004年9月2号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说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焦点问题。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土地问题与农民抗税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双方当事人发生了变化。目前农村土地纠纷较之税费争议来说，在双方当事人方面有着较大的变化：从控告方而言，虽然村民联名仍然是最为主要的形式，但村级组织已成为了重要的控告方。在一些实际性的冲突中，村民的男女老少齐上阵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这与税费争议时主要以抗争精英为主有明确的不同。从被告方来说，市县成为被告方的比例较高。在农民税费争议中，被告方主要集中在乡村两级组织，其中乡镇政府是最主要的被告，市县很少成为被告的主体。特加是，在目前的土地纠纷中，一些房地产经营公司和开发区成为了被告方，这在税费争议时期是没有过的。（放PPT）这是2004年9月四川汉源瀑布沟水电站施工现场抗议的民众,，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省委书记被包围起来的一起事件。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想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想到农民把他认出来了，为了抢救他动用了武警。有一名武警（张志明）被打死，多名武警负伤。大家再认真看一看这副图片，就会发现这是一些什么人？老年人，老年妇女。我在调查中国农民抗税的时候很少发现妇女参加的。在湖南衡阳就发现了一个妇女参加了，原因是由于她的父亲被打死了，她家只有这一个闺女，所以她来抗税。而农民土地问题，你会发现大量的妇女和老年妇女走到了第一线。什么原因？两个。我曾经去访问她们，她们告诉我，第一，我们是老年人，我们要为子孙万代留下一块土地；第二，地方官员不敢对我们老人采取措施。所以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她们是软实力。你不要看这是一些老年人，地方政府的确怕她们，它不怕年轻人站到这里，拖你一下没关系，这个老人一拖可能到医院去了。我曾经在一篇文章说，这是“软实力”。
其次，地域也发生了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主要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这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目前农村土地纠纷最集中的地区是沿海较发达地区。其中以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广东最为突出。这些地区争议的主要是非法或强制性征地，农民控告的对象主要是市、县政府。在中部地区的安徽、河南、黑龙江等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侵犯，控告的对象主要是乡镇及村级组织。这些年，广东是个重灾区。（放PPT）你们看，2005年12月广东汕尾市发生了军警维权农民的恶性事件，导致3位东洲坑村村民死亡。
再次，抗争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农民的税费争议中，上访、宣传和阻收是最主要的抗争方式，而到了农民的土地纠纷，到县市政府部门门口或被征土地上静坐、游行示威甚至高速公路、铁路上静坐。也就是说，农民抗税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你找不到人，见不到人，而农民土地问题他主动地走到你面前。（放PPT） 这是四川省自贡市红旗乡的农民默默地站在被征用的土地上，维权的农民经常以此种方式进行抗争。据悉，90年代以来，四川省自贡市政府以建高新开发区为名，征用了红旗乡农民的土地1.5万多亩，价值50 多亿元，造成3万农民丧失生计。
最后，抗争的激烈程度和外力介入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在农民抗税维权时，由于中央有明文禁止使用警力，地方政府在使用警察镇压农民维权代表要承担政策和农民反抗的双重风险，所以除个别事件外，很少在税费问题发生一定规模的警农冲突。而目前的土地维权抗争活动中，由于利益巨大，双方争议无法协调，地方政府动用规模警力对待失地维权的农民已是常事。很多时候地方政府往往以所谓社会重点工程等为名大量使用警力，包括特警和武警。因此，农民土地抗争的冲突程度变得相对激烈。（放PPT）这是2006年福建莆田土地事件的警民冲突现场。
此外，农民抗税费和反对征地时外力介入程度也不一样。农民抗税费时，很少有外力介入的；但是农民土地问题大量的外力介入，主要包括律师和黑社会两种势力。大批律师介入，我分析了两个原因。第一，这些年来，社会的公民教育、维权意识、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律师大量产生，他们为了政治的或社会影响等目的介入到了农民土地问题。第二，农民抗税费时，你去代理官司收入很少；而农民土地问题，可能会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我不认为经济利益是错误的，但现实是很多律师介入农民土地问题，是由于土地问题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律师费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抗争的农民一方，也就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求助。再加上知识精英主要是法律人士的介入，有许多事件就会离开土地纠纷本身而成为政治事件。河北省唐山市2万多名移民因土地补偿款而联名罢免市委书记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一案、秦皇岛市1万多名移民也因同样的理由罢免市领导人的动议案等都是在北京某民办机构策划下而发生的。
另一方面，黑社会介入中国农民土地问题也很严重，开发商甚至政府有时也会借助于黑社会对付维权农民。根据我的观察，今天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土地案件都有黑社会的背景。黑社会势力现在什么事都敢干，甚至真的开枪打农民。最严重的要数2005年6月的河北定州事件。定州市委书记和风动用黑社会抢夺农民的土地，现在判了无期徒刑。我曾经去访问他，我说你做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不容易，你可能要请客送礼、开后门，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才做一个市委书记，你怎么会动用黑社会去抢夺农民的土地呢？这个市委书记这么回答我：他说我很冤，我并没有组织黑社会，没让黑社会去。只是这个公司说你政府不能解决，我试着办，行不行？我当时答了他一句话，“你去做吧。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真的会动用黑社会真枪实弹去打农民。”
2008年3月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先生向外交部、社科院提出来要访问我。我们社科院很紧张，因为一般情况，一个国家的大使不会来访问人。单位做了一个预案，和你们律师一样的开会，组织一帮人猜猜他可能问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回答。最后他来了，我们所有想到的问题他都没有问，而只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2007年在你们中国有三个地方的农民宣告土地私有[①] ，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农民都宣告土地私有了怎么办？我当时一听头就大了，因为我们的预案里面没有这个问题。我回答他，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9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这个观念。我没有告诉他一个内幕，这其中一件是我们一个非律师的法律工作者策划的，这个人很多人都认识，其实他策划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把材料给我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三个地方农民宣誓，就说明其他农民有一天可能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农村问题的最新发展有这样三个方面：第一是对地下资源的掠夺在加剧。2009年10月12日，山西吕梁市临县林家坪镇白家峁村民因与村矿承包方发生恶性冲突事件，致使4名村民死亡，14人受伤。第二是林权纠纷在增加。我们分析五年之内由林权纠纷引发的冲突事件可能会逐步显现。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林地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2008年10月24日江西铜鼓县大塅镇至少200村民冲进位于三都镇工业园的江西绿海木业有限公司的厂区，推倒了厂门，砸破了厂房车间和办公楼的玻璃，并推翻停在楼前的十余车辆。原因是两年前绿海木业开始低价(70元/亩)强行揽包砍伐村民的人工林，并得到相关领导许可，近年村民与公司发生冲突，23日晚，30多位手持棍棒、刀具的自称是绿海木业的青年冲进大塅镇一村后进行殴打村民数十老少村民被打伤，镇长的头部也被打破。第三，农村环境冲突将加剧。并且有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从工业性的污染发展到资源性的污染，也就是因采矿等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水力发电等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1995年到2005年，反映环境问题的来信从5.8万多封增加到60.8万封，上访数从5万余批增加到8-9万批。“十五”期间的环境纠纷总计38万件，其中2005年就高达12.8万件。在过去的10年间，环境群体性事件上升了11.6倍，年均递增28.8%；参与人员中农民占70%以上；其对抗性程度较高，经常伴有围堵党政机关、阻塞交通、围堵河坝乃至于打砸抢烧行为；2003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数量占全国此类事件的40%左右。其中最为典型的案例要数2005年的浙江东阳事件。2005年4月，浙江东阳画水镇村民因工竹溪工业功能区污染发生严生冲突。有数十名执法人员负伤，其中一名副市长和一名派出所所长负伤较重，村民有近49人被打伤，有69辆车被毁坏，其中轿车18辆。
上面讲了农民问题，现在讲讲工人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也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是安源煤矿，当年毛泽东曾在这里搞工人运动。其实，共产党真正搞工人运动的地方就是安源煤矿，在这儿成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组织，建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支部。中国共青团、少先队都与安源有密切关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到过安源。我在这里调查了四年写了一本书，就是讲安源工人在干什么。调查发现，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相比较而言更加复杂。它因国有单位改制，拖欠工资等等原因比较分散，不像农民60%以上都是土地问题。下面的图表是我对近年来200起工人维权抗争事件原因的简要分析。
2003年6月以来200起工人维权抗争事件的原因
原因 |
国企
改制 |
拖欠
工资 |
社会
保险 |
破产
安置 |
税费
问题 |
劳动
时间 |
贪污
腐败 |
殴打
工人 |
数量 |
75 |
47 |
21 |
18 |
13 |
12 |
10 |
4 |
占总数% |
37．5 |
23．5 |
10．5 |
9．0 |
6．5 |
6．0 |
5．0 |
2．0 |
工人的抗争方式也主要是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要道等。根据我的研究，200起工人抗争事件中，因工人行动堵塞交通要道而影响到公共安全的事件有57起，其中，工人直接到国道或省道等公路上静坐的11起，到铁路上静坐的5起。最新的两个很重要的抗争方式：散步和旅游。（放PPT）你们看一看，这是2009年4月3日保定市的工人集体步行到北京来旅游的图片。据悉，当天上午，河北保定依棉集团的数千名工人从厂区门口出发穿过保定城区，称要步行沿一0七国道进京“旅游”，起因是被企业无限期放假，并要求解决从2004年拖欠至今的养老保险、公积金等问题。保定市距北京市137公里，我知道消息赶过去的时候，“旅游”队伍已经快走到徐水县收费站了。当时北京很紧张，石家庄很紧张，保定市也很紧张，派了一大批人和工人谈判，说你们不能这样到北京去。工人回答说我们到北京旅游有错吗，哪条法律说我们不能到北京旅游的。劝的人又说，你们不能这么多人到北京旅游。工人马上回答说，哪一条法律说这么多人不能到北京旅游啊。再说你们不能这么走着到北京旅游。工人说，我没有钱怎么不能走着去北京呢。当时形势非常紧张，最后保定市没有办法，当场向工人表态，说你们的问题我们都解决。工人说，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只是去北京旅游，你看我们没有拿上访材料，没有打标语口号，我们没有任何问题，不上访，不告状，只是去旅游。最后没办法，副市长当场表态把依棉集团的董事长抓了，这些工人才回去。散步大家可能知道最早发生在厦门，实际更早的发生在安源煤矿。这也是我对安源煤矿产生兴趣的原因所在。有些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没有人理他们，到法院起诉不立案，打报告给公安局说我们要游行示威，公安局不理。最后工人们到北京来上访，因为超过了五个人，抓了一些人。最后没办法，他们约定在某一天两万名工人同时走进了安源所在的萍乡市，萍乡是一个地级市，两万人在马路上散步是什么概念？对于这种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很难界定的行为，我最近正在进行研究。
更严重的是，工人问题暴力化现象日趋明显。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集团职工举行罢工，并将搞资产赚并的民企高管殴打致死。之后不少地方的老国企打出标语口号，其中有一条写得是“通化老大哥在行动，我们怎么办？”吓得很多国有企业改制的工厂老板不敢上班。因为怕被打死。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我连写了三篇文章：《劳资和谐需要制度建设》、《国企改制应平衡各方利益群体》和《如何让全总的通知落到实处》。我的基本观点是：其一，国资委与职工的关系，是平等的资与劳的关系；其二，处理国有资产要赋予工人法定权利；其三，要让工会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成为工人利益的代言人。当年9月，全国总工会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举办了一个重要的培训班，把全国各个省市的总工会主席、研究室主任叫到那里去学习。我去给他们讲课，很多地方的工会领导都提出来，为什么现在工人不听我们的话了？我说凭什么听你们的话，你们不代表工人的利益，怎么能听你们的话呢。现在闹事了，才想到为什么工人不听话了。根据我的判断，工人暴力化趋势在一个阶段可能会明显增加，原来好像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又会重新出现。安源煤矿早几年闹了，已经停下来了，现在又开始了。安源工人现在又是散步，又是旅游，各种抗争活动又开始了，原来的历史问题可能会重新掀起。
近两年，出租车罢运事件比较频繁。据报道，2008年11月3日至4日，重庆主城区出租车罢运。2008年11月10日至15日，海南省三亚出租车司机罢运。2009年4月10日至11日，湖南岳阳出租车罢运。2009年6月13日至17日，西宁市5000余辆出租车司集体停运。2009年7月23日至30日，黑龙江牡丹江市出租车集体停运。2009年7月28日—30日，浙江温州出租车罢动。其中发生在重庆的罢运事件最为典型。2008年11月3日至4日，重庆主城区出租车罢运。引发这一事件的原因，有天然气加气困难，黑车营运以及其它一些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出租汽车公司对部分出租车驾驶员所收的“份儿钱”每天增加了50—70元，由此使驾驶员的收入全年将减少2万元以上，从而加重了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增添了他们的生活困难，从而引发了这次社会事件。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当时做了两件事，一是见了这次罢运的出租车司机代表，二是明确表态说你们的份子钱减下来，而且可以建立你们自己的工会。他表完态之后，全国一片叫好声。但是又出来两个问题。第一，全国其他地方怎么办？第二，国家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表态？2008年11月10日，海南三亚市也发生了出租车罢运事件。当地市委书记叫江泽林，是我们社科院农村所毕业的博士。他很紧张，不知道该不该见出租车司机代表，但他没有办法，必须见。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只不过是海南省的省委委员，你能比得过他吗，他都见了你不见。后来江泽林不得不去见这些人，也不得不表态。但是中国出租车行业能真正代表司机的工会能不能建立？当时我们很少几个人在北大法学院开了一个会，我就提出来，根据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通过对当前中国高层人士执政理念的分析，我认为不会，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事情。那么，重庆的出租车行业能否就此健康发展下去？现在情况有些变化，所有的领导都不会再见这些人了。而被判刑二十年的黑老大黎强，被指控的罪状就涉及到组织重庆“11．3出租车罢运”。
2008年以来，教师停课上访问题逐渐增多。据相关报道，2008年9月底开始，由于要求和公务员同等享受“阳光工资”津补贴，川渝两地部分区、县中小学数十所学校教师停课。2008年12月内蒙古赤峰四中、赤峰实验中学、赤峰铁中、赤峰英才等学校教师停课。教师很聪明，没有一个教师说罢课，他们只叫停课。为什么发生？主要的原因在于有关法律规定教师的工资不能低于同地区、同类型公务员的工资，这一点很多地方做不到。最新情况是由绩效工资不公平引起的。比如，2009年1月5日，有1000多名教师聚集在广东省阳江市江城区市政府门前上访请愿。教师聚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满加薪待遇。有教师表示，在近期的一次薪资调整中，只有县城的老师加薪1000元，而其它地区的老师没有得到同等待遇，因此他们想向政府讨要说法。
对于工人问题，我有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劳资冲突将是今后工人维权抗争的主要形式。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推进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将逐渐转变成为雇佣工人，尽管他们同那些失业待岗的工人在一定的时期内会采取多种形式的反抗，但却是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因此，工人的维权抗争的主体将转变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雇佣劳动者与资本方之间的冲突。
对于市民的问题，我没有做过专门研究。我有一个读博时的师妹，现在是党校老师，她的博士论文就专门写得市民维权。今年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的四个博士答辩，我去了，有三个博士写的是市民维权。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市民维权了，根据他们的研究，市民维权由于社会阶层复杂、维权的问题主要在物权、环境权及消费权等方面，基本上是个体的，群体联系有限，运用法律和关系网解决的可能性较多，显得相对理性，引发群体性事件相对的比例较少。不过，近年来，以房屋拆迁为代表的市民维权引发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在增加。甘肃陇南事件就是因房屋拆迁引发的比较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据报道，2008年11月17日上午9时30分开始，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陇南市委上访，要求对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后他们面临的住房、土地和今后的生活等问题做出答复。陇南市委和相关部门的干部及时进行了接访，但未与上访人员意见达成一致。当晚，聚集和围观群众陆续增加，部分聚集人员冲击市委机关，砸坏部分车辆和办公设施，打伤维护秩序的武警战士。最近，昆明螺丝湾因房屋拆迁引发了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据悉，2009年11月21日上午，昆明市大型商业区——螺丝湾批发市场由于拆迁引发上千商户上街堵路事件。聚集人员情绪激动，并用砖块攻击现场值勤民警，致数名民警不同程度受伤。前不久我专门到了昆明，想去了解螺丝湾事件的详情。
前面我对农民、工人和市民的维权行为分别作了介绍，下面对其特点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第一，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不论农民、工人还是市民维权都是为了争取利益。简单来说就是要钱不要命，只要钱，不要权力和官位；要钱也不是要命的那种要法，不搞革命，只是争钱。还没有人走向街头说共产党必须交出政权，地方官员必须交出政权。没有人提出来像文革那样造反夺权，哪怕把政府砸了，也是争利，而不是争权。不是说把政府砸了，再建立一个新政府，没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利益之争是当前农民、工人和市民维权活动的主要特点。
我来讲一个故事，2007年广东汕尾市有一批农民组织了抄家队。专门抄乡村干部的家。为什么抄他们的家？农民回答说乡村干部把我们的地卖了，所以要抄他们的家。吓得很多乡村干部往外面逃。当年5月7日我陪一个国家领导人到广东去调查，5月8日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向国家领导人汇报。他说广东省这几年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省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认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矛盾。这句话听起来好笑，但是我认为他讲对了。当天晚上我约了南方周末和南方日报的两个评论员，我说像张德江这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了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之争，争利不争权，这一点是我们判断中国目前发生这么多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关键所在。
第二个特点，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这句话是裴宜理说的，她是世界著名的政治学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07年她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叫《论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主要讲的是1989年以后，很多西方人都认为中国要崩溃，但是20年过去了，共产党政权却没有崩溃。西方人一看见中国的民众走向街头就欢欣鼓舞，说共产党政权要崩溃了，但是过了几天民众又回去了，社会又恢复了常态，为什么会这样呢？她说西方学者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作出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很多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其实中国的老百姓走上街头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人走上街头讲的是权利，而中国人走上街头讲的是规则。
这句话可能不好理解，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中国民众为什么走上街头？老百姓会说，国家答应给我十块钱，为什么现在只给我五块钱，你们讲话不算数。国家的法律规定村民应该民主选举，征地应该经过村民同意，现在为什么又不搞选举，不经过我们同意把我们的地卖了，地方政府不按国家的法律办。总而言之就是你们讲话不算数，我们才走上街头的。西方人走上街头一般会这样说，凭什么只给我十块钱？根据天赋人权和自然权利，应该给我一百块钱，规则错了。
当前中国民众的大量抗争行为，我称为以法抗争。民众按照国家的法律来抗争，而不是说法律本身错了。很少有老百姓说法律错了，说的是我们这些人。在北京上访村，很多访民经常复印大量的文件。他们最多说地方政府的规则违背了中央的规则，没有人敢挑战中央的规则。裴宜理认为这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的关键。她说假如有一天中国的民众普遍认为规则错了，这个政权就危险了。因此，裴宜理说共产党身在福中要知福，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老百姓只是说政府没有按规矩做，只要按规矩做，民众还是会拥护和支持的。2008年7月，裴宜理曾邀请我到哈佛大学，我们讨论了一个礼拜，写了一篇文章，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叫做《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于建嵘对话裴宜理》，发表在《南风窗》。昨天的《南方周末》又发表了我和裴宜理一个新的对话，标题叫做《中国政治的活力和困境》，主要讲中国共产党的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它还能活多久？
第三个特点，反应性大于进取性。这个观点的核心就是说在中国老百姓的意识里，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一般不敢找你的麻烦。比如拆迁，老百姓会说你怎么拆我的房子，怎么拆了我的房子还不给我赔钱。哪怕他明知道这个拆迁有好处，也绝对不敢找你说，怎么不拆我的房子。第四个特点，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共存。当前中国民众的大量维权活动都处在一个合法性模糊的地带。以上就是目前占中国群体性事件80%以上的维权抗争活动的特点。
2009年6月17日，湖北省石首市高基庙镇长河村5组青年涂远高在石首永隆大酒店非正常死亡，引发了一场警民对峙。省公安厅和武警总部为此派来了近万名武警，动用了高压水枪，发生了冲突，导致数十名武警战士受伤，十几辆军车被砸。装备精良的武警，在街头被老百姓打得丢盔弃甲，到底发生了什么？石首市发生的问题又是什么呢？它和我们前面讲的维权活动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我称之为“社会泄愤事件”。取这个名字给我惹了很大的麻烦，还被“双规”了。
2007年10月30日，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做演讲时，我说中国目前发生了一种新的群体性事件，它和维权活动不一样，我将其称为社会泄愤事件。它的第一个特点是无利益诉求:参与者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吏治腐败等现象的不满和怨恨，以发泄为主。第二个特点是无组织动员:突发性极强。因一些偶然事件引起，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征兆，突发性极强；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象，来得快，去得也快。11月8号我一回到北京，麻烦也来了。手机一打开，接到一条短信，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给我发的，叫我回来之后马上与他联系。我马上给他打电话，说书记我回来了，有什么事？他说你回来了吗？我说刚下飞机，还没进海关。他说你马上回单位来。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很严重的事情。我说明天来行不行？他说不行，必须今天来，必须第一时间赶过来。（我们单位是不坐班的，不去根本没有人管你，平时我一年难得去几次，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顺访社科院，顺便去访问一下。）听领导这么一说，我感到很严重，我又拿人家的工资，没办法只好背着包过去了。一进单位，见了书记，我说书记什么事情？书记拿了一张纸给我看，是专门给中央打小报告的部门给中央领导写的一个报告，标题叫《社科院于建嵘教授在美发表演讲》，大概意思就是于建嵘说中国发生了一种社会泄愤事件，主要是由于对公权力和财富的不满，就是仇官、仇富，大约三百多字。有一个刚从地方调到中央的领导，在旁边做了个批示。他很委婉地批示道，建议社科院与于建嵘同志谈一谈，著名学者要注意影响，签了个名。
这个报告到了我们单位，就是大事，单位的大领导又不在，秘书很生气，在旁边做了个批示，农村所好好和于建嵘谈。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拥护政府的，哪有愤可泄呢？！既然人民没有愤哪有泄愤事件，你不是胡说八道嘛？我们领导就说叫你不要乱讲，你到处乱讲，现在不是麻烦了，你看看。我说这有什么麻烦的。他说怎么还不麻烦，中央领导批示要我们跟你谈，我们必须要和你谈，而且所有谈话记录要回复到中央去，这是一个规矩，你不谈怎么办？我就问我们领导，我说你看过我的演讲稿吗？他说没看，你到处做演讲，从来不给领导看演讲稿。我说你听过录音吗？他说没听，你在美国讲我到哪里听呢。那我说不谈。他说为什么不谈？我说伟大领袖毛泽东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在美国讲了三个小时，凭什么三百个字就要我和你谈，不谈，要做调查，没调查不谈。我就躺在那个沙发睡觉了，我说倒时差。我们那个书记讲话轻言细语的，我一不谈，书记麻烦了。最后所里党委一开会，开完之后书记来向我传达了一个决定，说党委讨论了，你说现在不谈也有点道理，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还要讲道理，那么好，党委决定，你可以今天回去，但这个礼拜之内不能离开北京，随叫随到。我说那不是被“双规”了嘛。等了五天，书记给我打电话，因为他知道我最喜欢到处跑，哪个地方发生问题，我都想去看一下，所以他知道把我关在北京不准走我心里会很难过。我说书记怎么样，可以谈了吗？他说不要谈了，我说为什么不要谈了？他说我们从伯克利大学的网站上把你的演讲录音下载下来了，请了一个懂湖南话的人把这个演讲录音变成了文字，我们党委都看了一遍，一致认为你没有错，你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同志。听完这个故事，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在伯克利大学的演讲，《南方周末》和南方报系很多报纸都登了。
现在社会泄愤事件是一个通用概念了，新华社、人民日报都用。特别是2008年发生“瓮安事件”，今年发生“石首事件”之后，很多人开玩笑，说于建嵘你有先见之明，你发明了一个新概念，你了不起。实际上我没有先见之明，中国早就发生这个问题了，只不过大家没有注意。
我最早注意这个问题，是2004年10月18日发生在重庆万州的一件事。当天下午，农民搬运工余继奎不小心撞了市民曾某并引发争吵，造成近万名重庆市民先后将5辆警车及消防车掀翻并放火焚烧，冲击区政府办公大楼，抢走电脑、损毁财物。事情的详细经过是这样的，一个姓余的挑夫在挑担换肩的时候撞了一个姓曾的妇女，这个妇女就骂这个姓余的，说你瞎了眼啊，挑担都不会挑。余挑夫在外面也做了很多年了，心里想开个玩笑事情就过去了，他就说我怎么瞎了眼啊，我的眼睛在前面，你在后面，后面的眼睛瞎了，前面的眼睛没瞎。这一讲麻烦了，曾姓女人的老公过来了，打了余姓挑夫一巴掌，说你撞了人，还不认错，还强嘴啊！余姓挑夫把担子一放，把扁担一拿，说你怎么打人呢？撞伤了你，我把你送医院，撞坏了你的衣服，我赔给你，凭什么打我呢？这一下就发生了争吵，之后，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围过来，说你怎么随便打人啊？你们城里人什么了不得的，怎么打人呢！这个曾姓女人的老公讲了一句让他后悔一辈子的话，他说我是国家公务员，打了人又怎么样呢。这下麻烦了，老百姓越聚越多，公务员又怎么样，很多人围过来看，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问，有人说不得了，一个国家公务员打死了一个“棒棒”（重庆话“挑夫”之意），还说白打死，那怎么行呢！所以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事情到了派出所老百姓包围派出所，要派出所交出尸体交出凶手。派出所说没死人，谁说没死人，都说死了人。最后把派出所砸了，砸完派出所之后，说派出所归政府管，结果又把政府砸了。
这个事情发生后，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带队去做了调查。当时我也想过一万多人把区政府砸了，是不是像原来说的有黑社会组织。但调查发现，根本没有，非常偶然。事情的起因也非常简单，就是那么一个小事情。群众突然来了，打完之后都走了。我当时还想到底有没有组织动员，结果发现没有，不但没有正规组织，连黑社会也没有，就是非常偶然的一件小事引发的。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这些参与者与这件事根本没有关系。当时抓了一批人，我们去问，你们认识姓余的挑夫吗？都说不认识。认识姓曾的吗？也不认识。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去砸政府？他们回答说要为死去的挑夫报仇，要为他主持公道。我们又问，你们这个公道是怎么来的？他们回答说当官的打死人还不当回事，我们不为老百姓主持公道，谁为他们主持公道啊！
几个月后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件，2005年6月26日，在安徽池州城区因一起交通事故引发了砸烧轿车，洗劫超市，袭击现场武警的“池州事件”，参与者与交通事故双方都没有利益关系。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个老板开着车，挂的是江苏牌照，在路口撞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刘亮。车子停下来，司机很紧张，但是发现刘亮站起来了，之后声音嗓门就大了。就骂这个孩子，说你走路怎么走的，刚才我不踩刹车，不把你撞死了。刘亮是高中生，个子很高大，但吓哭了，说你撞了我，怎么还这样，就扑到车子上。两个人就撕扯起来了，刘亮就把反光镜那个地方扳了一下，可能扳过来了，车里面几个人就围过来把他拦开。这时候来了两个踩三轮车的人，围过来说你撞了人，不送医院不抢救，怎么还这样，怎么还打人啊！司机说不是没有撞着人嘛，不是好好的嘛。这个老百姓说那怎么知道好好的呢，不送医院，不照个片子，怎么知道好好的呢。现在好，等一下不好了怎么办呢！这时车里一个乘客讲了这样一句话，说不是没撞死人嘛，就是撞死了，在你们安徽也就是赔三十万嘛，有什么了不得的。话一出口，麻烦来了，老百姓越聚越多，外面的人问里面的发生了什么事。有人回答说，不得了，江苏的老板开着车撞死了我们一个孩子，还在尸体上踩了两脚。还说安徽人算什么，不就是死一个人三十万嘛。这个消息迅速地传遍了池州的大街小巷，老百姓说安徽人民算什么，胡锦涛还是安徽的。那怎么办呢？砸他们的车子，把和他有关系的一个超市全部抢了，到了派出所砸派出所。
通过对这两起案件的调查，我心中产生了一种疑惑。我想中国社会是不是发生了某种变化。一听你是当官的、公务员，一听你是有钱人，就心中充满了怒火。参与者跟这个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根本不认识刘亮，也根本不认识开车的这个人，更不认识那个开超市的老板。他们心中就是知道有钱的人撞死了我们的人，欺负了我们没钱的人。调查完之后，我开始想，这种事情和维权活动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区别，能不能用一个新的概念界定一下，我就想到怨恨和愤怒，所以后来我称之为泄愤事件。
泄愤事件的第三个特点是信息传递有新的特征: 无权威信息。自从有了互联网，有了手机短信，现时代的中国已经没有了权威信息。无权威信息的典型案例是浙江的瑞安事件。2006年8月浙江瑞安市三中29岁的女教师戴海静坠楼身亡引发了砸工厂机器和汽车、冲击政府的瑞安事件，各种流言短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放PPT）这是2006年8月的浙江瑞安市。瑞安是温州管辖范围内一个不大的城市，但是很富。瑞安市三中29岁的女教师戴海静跳楼了，她是一个学英语的大学生，嫁给了当地一个做模具生意的老板的儿子。灰姑娘嫁给了白马王子，她应该幸福地生活着，但是她跳楼了。她一跳楼老公就报案了，公安局一看说这个就是自杀，她的家属不同意，特别是她的学生们不干了。学生把她的照片贴到了网上，在网上问全国人民、浙江人民、温州人民、瑞安人民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会自杀吗？全国的网民马上回答不会。她怎么会自杀呢，她那么漂亮，那么充满阳光，眼神都在向往着美好的生活，她怎么可能自杀呢！所以有很多网友就分析，应该是他杀，被别人谋杀之后丢下楼的。她的学生们一看分析，全国人民都说不是自杀，那我们要为老师讨回公道。于是就引发了大量群众聚集，砸他丈夫家的工厂、机器和汽车，冲击政府。可见，失实或错误信息主要通过口头、短信和网络进行传播，这些信息的传播往往起到激起民愤、聚集人员使事态扩大的作用。
所以我说，现代科技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很简单，如果你戴一个很贵的手表，大家手机都有拍照功能，给你拍个照片发到网上去，说这个人是国家公务员，是某某领导，凭他的工资怎么能戴一个价值几十万的手表呢？网友们就开始人肉搜索，一搜你祖宗十八代都搜出来了，你老婆在干什么，你儿子在干什么，最后得出结论这是个贪官。原来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凭块表告贪官不可能，告到市委书记那里可能都会说是无稽之谈。现在民众 只要在网络上得出一个结论，说你是贪官，你可能就会遇到大麻烦。不要以为市委书记不查你，民众就会放过你。民众会继续在网上说，这个人是贪官，为什么市委书记不查他，又开始搜索市委书记，这个市委书记是干什么的，一搜两搜，发现这两个人原来在一起做过事。这个市委书记一看不能搜我，还是搜他吧。所以市委马上决定立案调查，一查果然不错，贪官。现在很多领导经不起查。有了网络之后，你想害人也很容易，我们开会的时候，你买一包很好的烟给他，两百块钱一包，他进来开会坐到这里，把烟送过去，再拍个照片，发到网上去。一个国家公务员怎么能抽这么好的烟呢？一查同样的故事又发生了。前不久一个检察长开部好车，网上一查麻烦了，又有贪官之嫌。所以有了网络，可能就会把一些“细枝末节”变成公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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