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10月18日闭幕，会议传递出来两个重要的信号：第一，淡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试图强调科学发展，重视全面社会建设；第二，不是不要政改，而是需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自此，执政党所提倡的“增量民主”理念清晰可见，此前那些寸步不想移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历史节点暴露了他们的局限，他们是应当被矫正、被超越的改革阻力。
会议结束至今，各方舆论热烈，关于民生和改革的话题占据了各网站和报纸的核心位置。同时也可以看到，与这一舆论共识相悖的事件依然在鲜活地上演，使我们意识到，真正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除了那些偏激的声音，更为迫切需要得到关注的，是这些正在发力、正在板结化的权贵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控制某一组织、某一地方，但凡发生任何不利于他们的声音，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头上的官帽子的，他们所能想到的“最美妙”的事情，便是把声音压下去，不让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百姓听见更为真切的声音，看见更为残酷的真相。
无论是河北大学校长被揭露涉嫌抄袭，还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宜宾粗暴对待上访民众照片被网络公开，或者是涉及官员的各类腐败或桃色丑闻，往往总是这样的模式：事情的真相正在浮出水面的时候，真相总能恰到好处的戛然而止。
这些地方权贵总能寻求利益共同体，以将自己的丑闻与地方形象关联起来，将自己的生死存亡与地方长官官帽的牢靠程度捆绑在一起，而现在看起来，他们的这一逻辑似乎多能畅通无阻，达成利益保护同盟，牢不可摧，甚至连组织化的外力都无法瓦解，媒体监督更加无法到位，乃至于发生了这样的传奇：诸如于建嵘这样的教授，在微博以一己之力单挑地方官员，点名批评地方官员失职。
当正常的、透明的程序被中断，当民意的汹涌无处可逃，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或民间的维权者总是以一己之力出现在强大的利益共同体的面前，试图往石头上碰出一道裂缝来，试图以自己的振臂一呼来唤起围观者搭搭便车，群起抗争以形成一轮又一轮的舆论浪涛。有的恰巧击中一块软骨头，把官员拉下马，如江西宜黄县委书记县长因拆迁事件被立案调查，这与钟如九等维权新一代掌握了新的信息工具，利用微博发起网络舆情，赢得舆论优势密切相关。
但我们不能由此而忽视更多被噤言的沉默的大多数，只要利益同盟结成的这种严防死守的攻防战线依然掌握缺乏边界的权力，他们总是能够最大限度地钳制声音，扭转不利于自己的局势。以卵击石甚至以身试火的博弈模式，终归不是常态，更加不是制度化的方向，因为，在话语权方面，双方是完全不对等的，在权力结构上，权力中心是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阶层分裂的固化，舆论早已意识到，“改革的难度”又可置换为“既得利益板结化的硬度”，即改变这一板结生态的难度。
改变当前这种畸形的地方政治生态，首要的，应当从赋予双方对等而开放的话语权开始。宜黄官员投书媒体，讲述地方治理的现实和官员被政绩牵着走的困境，湖南省公安厅发布关于媒体刊载“公安厅副厅长的\'牢狱\'之灾”报道的公开回应，这本来应当被视为板结结构松动、官方试图与媒体、民间公开论辩、交流互动的良好开端，但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前提：即他们有能量让相关报道从网络上销声匿迹，他们能够让民间的声音消灭在萌芽状态，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官方单方面的辩驳已经成为了话语霸权，其公信力自然就削弱了。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邓小平同志亦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如果在一篇歌颂盛世的文章后面，我们看见的只是“该评论已关闭”，我们如何面对这鸦雀无声的“繁荣”？“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的道理，地方官员当然明了，他们怕的不是“天塌下来”，而是他们自己可能要灰溜溜地滚下去的危险。
我们不能让民间的声音仅仅停留在对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遐想上，而是应当重视对表达自由保护的制度设计，以不同法律细则保障具有公共性质的表达自由和具有私人性质的表达自由。检验我们拥有多大程度的言论自由，不是头顶上的那片星空和高悬的宪法，而是应当落实到民间的言说现状，具化到每一个人的心底里，不再有说真话而不得的境遇或不敢说真话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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