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列宁创立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宝贵思想财富。这一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并存和共处的可能性、现实性及其应坚持的原则，对于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壮大，对于形成两个世界体系都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共处与竞争达到了新的阶段。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把握它们的相互关系，再一次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构建和谐的世界新秩序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列宁 和平共处 经济全球化 和谐世界 新秩序
一、和平共处思想的深刻涵义
列宁科学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斗争以及和平共处的理论。列宁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理论的奠基人和实践者，他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政治上的相互承认、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经济上的贸易往来、平等互利来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章中，通过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由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中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列宁科学地预见到，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必然出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长期并存，由此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思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1.民族自决，互不干涉内政
列宁认为，不同制度国家相互尊重、相互承认、互不干涉内政，是国与国和平共处的首要条件。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于1917年11月8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宣布坚持民族自决原则，与各民族平等争取民主的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最深刻的经济因素推动人们来实现这一点，因此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2]
2.互不侵犯，和平共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是推翻帝国主义国家的源动力，是反抗地区霸权秩序的重要力量。苏维埃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政府建议，立即就公正、民主的和平进行谈判，停止战争。苏维埃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宣布废除沙俄时期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一切分割弱小国家的不平等条约及秘密协定。列宁在《和平法令》中对民主和约与兼并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宣布，公正的或民主的和约，就是立即缔结“没有兼并（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制归并别的民族）没有赔款的和约”。“凡是把一个没有明确而自愿地表示同意和希望归并的弱民族或小民族并入一个大国或强国，就是兼并或侵占别国领土。”[3]
3.贸易往来，平等互利
在苏维埃俄国与帝国主义列强处于暂时的均势时期，列宁及时认识到要巩固这个均势，以保持新生苏维埃的生命力以及战胜帝国主义的强大政治军事基础，就必须快速发展俄国经济，就必须要与资本主义开展贸易往来，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俄国的丰富资源及市场。“俄国需要同资产阶级国家做生意。另一方面，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也很清楚，没有俄国，欧洲的经济生活就不可能调整好。”[4]但是贸易的基础必须应当是平等、互利，相互承认。在1922年热那亚国际经济会议前，俄国同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商约已愈来愈多，商务实际成交的数目日益增加。对于热那亚会议，列宁指示，“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份出席会议，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能够最正确地最有利地讨论这种贸易的政治上的条件。”[5]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所有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于世界经济复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代表苏维埃政府宣布，俄准备在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把几百万亩俄国最肥沃的土地，以及一部分森林、煤炭、矿产资源租让给外资经营开发。但是由于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以承认促让步”的政策，对苏俄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断然遭到了苏俄拒绝，随后苏俄与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双方宣布相互取消外债，在互惠对等的原则基础上开展贸易。
二、和平共处思想的历史教益
1.均势是和平共处的政治军事基础
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疯狂的武装干涉和残酷的经济封锁，妄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然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在列宁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艰苦战争，终于打垮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白匪叛乱，捍卫了社会主义的苏维埃。1920年1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不得不宣布撤销对苏维埃俄国的封锁。帝国主义国家已经不能进行公开的反苏战争。协约国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却不得不承认，它们不能摧毁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力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虽然对苏俄具有掠夺性质的《布列斯特和约》，但苏维埃共和国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而且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密网中已经争取到基本上能够在国际上存在了”[6]。由此，“在国际关系中已经形成某种均势，这种均势虽然极不稳定，但终究是一种均势”[7]。列宁深刻地认识到，和平共处不是靠苏俄的美好愿望就能实现的，苏维埃共和国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后，与帝国主义列强形成的这种极不稳定的均势是极其宝贵的，使苏俄有了喘息的时间。因此苏维埃俄国必须充分利用喘息时机，恢复经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巩固与帝国主义间的均势。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政治军事基础。
2.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是和平共处的内在动力
列宁深刻地认识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与苏维埃俄国进行贸易，“资本主义列强近年来最迫切、最实际和表现得最突出的利益，要求发展、调整和扩大同俄国的贸易”[8]。“它们在经济上同我们分不开了”[9]；苏维埃俄国为了快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建设强大国家也需要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往来。“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0]列宁说：“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11]
3.文明的多样性是和平共处的文化内涵
列宁认为文明的多样性是各民族、各国独立发展，互相学习、相互促进的必要条件。他批判民粹主义所谓要建立俄国的独特性上存在的两个极端化倾向：要么不认真对待西欧文化，全盘抛弃；要么全盘欧化俄国，指出：“民粹主义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相信俄国的独特性，把农民和村社理想化。他们以惊人的轻率态度对待西欧文化的成就”，之后又“力图欧化俄国，相信俄国会吸收全欧的文化，关心把这个文化的各种设施移植到我们这个一点也不独特的土地上来”[12]。列宁论述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之所以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3]。
三、和平共处思想与和谐世界新秩序的建构
列宁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在国际法的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愈来愈显示出其巨大影响。[14]在今天全球化条件下，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构建和谐的世界新秩序也仍有着积极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的真谛就是追求世界的和平，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这一思想在国际社会得到了继承和发扬。1954年4月29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把“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同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两国和中缅两国分别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次得到确认。和平共处思想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得到发扬光大，中国、缅甸、印度和埃及等亚非国家提出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家间友好相处的国际关系新原则。万隆会议是在两极霸权时期，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力求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的世界新秩序的积极努力及实践。万隆精神随之在世界传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所认可，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倡导的世界新秩序的原则基础，对于各国的友好相处，经贸往来，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作用。
冷战结束以后美苏对立的两极格局解体，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秩序处于重要的历史变革时期。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妄图建立其领导的、以其民主价值观念为支柱的、符合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单极霸权秩序。邓小平指出，国际社会存在着以强权政治为核心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要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他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5]中国和俄罗斯都提倡以多极化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反对一国建立单极霸权秩序的图谋。中国主张“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6]。
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是和平的变革与重建并重，它的建立与历史上的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不同，冷战是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结束的，因此，以往的国际经济、政治的旧秩序依然存在。我们提倡建立世界新秩序就是要改变世界旧秩序中的不合理因素，使国际行为主体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协调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及国际制度，从而达到一种和谐的相对稳定的有序状态，即公平、公正、民主的世界新秩序。
1．超越传统的多极均势是建立和谐世界新秩序的基础
“均势”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多种涵义。主要是指双方（多方）力量对比的一种实然状态；有时是指国家针对不同国际事态而采取的一种对外政策；也代表着一种国际体系，是多极均势，与单极霸权相对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适应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超越传统的多极均势，是构建21世纪和谐世界新秩序的基础。
（1）均势为国际关系演变中的切实选择，是实现世界新秩序的前提。均势即为稳定，只有稳定才有秩序。均势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建立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稳定了国际格局。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欧洲均势基础上，确立了威斯特伐利亚多极均势秩序，奠定了民族国家的主权、领土与独立原则。维也纳多极均势秩序维护了欧洲百年和平。
（2）均势的内在机制为平衡。以大国实力的相对平衡来抑制霸权国的存在。基辛格对均势有深刻的认识：“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17]指出了均势的自律与他律的问题。自律即为行为体对秩序的自觉维护，他律包括国际法的“规范功能”、国际机制的协调力、国际制度的约束力，甚至对违规行为的国际制裁。自律与他律是形成良好秩序的关键。基辛格把均势用于美、中、苏大三角关系的实践中，中美建交，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对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起了重要作用，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多次裁军，达到了恐怖的核均衡，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相对和平地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均势的内在机制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均衡”或说“均势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和谐。1713年签订《乌得勒支和约》的各方就已认识到，“通过力量均衡建立基督教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并且认为，这种均衡是相互友好和各方持久和谐的最好和最牢固的基础。
（3）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新时期，各国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利益共同点增多，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也决定了矛盾和冲突不会消失。因此，国际组织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要。作为联合国职能机构安理会尤其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艰巨使命。联合国安理会要发挥应有的作用，五大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协调不可或缺。均衡原理同样需要用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并且事实上也一直在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4）新均势理念指导下的多极均势政策，是超越传统多极均势的关键。在当今世界强权政治还突出的情况下，运用传统均势理论的权力制衡，抵抗霸权，促进多极均势格局的形成是现实的必然要求；多极均势格局有利于国际合作，为形成良好的和谐世界新秩序奠定政治基础，最终实现公平、公正、合理的民主秩序。由于传统均势理论是国家中心论与权力中心论的产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在构建世界新秩序中的作用将有很大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新的均势理念来处理国际事务，即追求世界的均衡状态，大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大致均衡状态，防止霸权；同时，不把均势作为追求和维护世界秩序的惟一法宝，而是同时强调和重视国际制度及国际机制在创建世界新秩序中的作用。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制约战争以及促进人类共同发展上一直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全球化的发展，相互依赖的加强，共同利益的融合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提高，使得传统均势的分而治之、领土补偿原则等逐渐地失去市场；而抵制霸权，要求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日益强烈，要求实现公平、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新秩序。历史潮流要求我们要以新均势理念为指导，超越传统的均势政策，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人类的共同富裕、和平与安全。
2．经济的全球化是建立和谐世界新秩序的内在动力
（1）全球化，特别是经济的全球化，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发展，使各国的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度增大。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资本主义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是首要的、巨大的，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国必须和平共处，和谐发展，互利共赢，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2）社会主义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必须直面现实，抓住时机，快速发展经济，迎接挑战。（3）全球化条件下的知识经济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在深刻变革着世界秩序。科技革命依然是时代进步和国际关系演变的基本动因。
3．文明的多样性是建立和谐世界新秩序的文化原动力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以文明为载体，研究国际体系、国家、和平与秩序等元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典范。他将人类文明分为21种来贯穿研究人类的文明史及其人类社会，对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产生的作用作了深入的研究。汤因比说：“我们必须学会认识，并尽可能地学会理解各种不同的文化结构，我们共同的人性在这样的结构中表现为不同的宗教、文明、国籍，人类的文化正是由于这些东西才在历史的过程中联结了起来。”[18]他认为人类21种文明可以分别统归到“希腊模式”及“中国模式”中，希腊模式代表西方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主体框架，而中国模式代表东方文明。东西方文明都以“和谐”的宗旨为基础。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希腊文明理性主义时代提倡的等级、秩序、统一、和谐的代表，此外一些古典建筑物也都体现了这一理念。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倡导“和为贵”，“和而不同”，“有容乃大”；“亲仁善邻，和睦相处”，主张“协和万邦”的精神。
“和谐是一个相对的、发展中的概念，它以事务的矛盾和差异为前提，有差异、有不同，才有和谐的存在。和谐是运动中的平衡，差异中的协调，纷繁中的有序，多样性中的统一。”[19]人类文明也是在世界多种文明的冲突交融、不断相互学习中进步、升华，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的。如希腊文明深受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的影响。阿拉伯文明广泛吸收了东西方文明，并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人类要学会在文明的交融中进步，而不要以“优势文明”自居，挑起文明的冲突。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全球的和谐、稳定和发展更需要世界多种文明的交融与繁荣，取长补短，弘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使人类宝贵的文明财富推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胡锦涛同志2006年4月22日在耶鲁大学的演讲，充分阐述了这一重要思想：“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2页。
[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
[3]《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341页。
[4]《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6页。
[5]《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4页。
[6]《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3页。
[7]《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页。
[8]《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页。
[9]《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页。
[10]《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
[11]《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
[12]《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8页。
[1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页。
[14]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十卷（1970-197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16]2006年4月22日，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
[17]［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76页。
[18]［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19]钟淑洁：《和谐：中国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人民日报》2006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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