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访接待办、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办，以及天安门公安分局附近区域，除了聚集上访群众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各地来京接访的干部。北京每次举行重大活动前，会形成进京上访与接访两支“大军”。
面对“零上访”、“一票否决”等考核压力，千方百计控制进京上访人员、花钱买“稳定”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非常之举”。近年来不少省区市在北京设立临时劝返分流场所，派驻接访人员，对暂时不能接回当地的上访人员进行劝说、分析解答其诉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访民的对立情绪，维护了社会稳定。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追踪调研中发现，一些市、县驻京接访人员管理和工作疏松、粗暴，违规雇佣社会人员看管上访人员，导致访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同时，在北京，围绕上访人员的吃、住、行、“抓人”、“看守”、遣送等，明里暗里已形成规模庞大、畸形的“灰色产业链”。
庞大的接访“大军”
据内部知情者透露，进京接访人员最多时超过1万人，平时每个省驻京接访人员有数十人。一次重大会议召开前，东部沿海某省进京接访人员超过1000人，接访车辆300多部。
国庆前夕，在“两办”和全国人大接访办、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办门前街道上，密布着地方省市的接访车辆。其中有法院、公安的，也有不明底细的车辆，一些车中已载有先行接获的访民。本刊记者深入到这些敏感区域采访，看到街边的人行道上，散坐着上百名各地来京接访干部，有的人甚至将“马扎”直接支到了“两办”接访办的墙角下。守卫“两办”和全国人大接访办的保安员，不得不定时驱逐这些“不速之客”，一天要清理三四次。
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发现，各地方政府驻京工作组采取三种方式安置分流上访人员，一是自己租用房屋或宾馆设置临时劝返分流点，由驻京工作组照顾和看护；二是雇佣专业保安公司，由保安公司租赁场所和负责看护；三是直接雇佣社会闲散人员，由他们提供地点和看护。这些临时劝返分流场所，被上访人员称为“黑监狱”，因为很多人在那里被扣押手机、身份证，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虐待和殴打。
一份权威部门的调研报告显示，相关省市在京设立临时劝返场所73处，其中地(市)级设立的分流场所57处，占78%。46处为非经营性场所，例如农民的出租屋等；27处为经营的宾馆、旅店、招待所。
部分接访人员素质低下
北京市宣武区太平街社区永定门西街北里紧邻国家信访局和全国人大来访接待办，这成了社区居民最大的心病。
72岁的张秀海老人是社区安保志愿者，从奥运会前至今，她每天准时在永定门西街北里门口的治安岗亭“上班”4个小时。“这条街有很多接访干部，各地的都有，平时坐在路边，戴着墨镜，手拿大茶缸，说话声音很大、很凶，对附近居民态度恶劣。”她说，“看到穿着破旧的，背着包的，或者残疾人，他们就拦住人家要求看身份证，查到他们当地的上访者就劝，不听劝的就连拖带拉往车里踹，很野蛮，我们都不敢劝。”
社区居民郭连结腿有残疾，在102路公交车队上班，每天上下班进出社区，都会被接访人员拦下询问。郭连结委屈地说：“他们态度粗暴，拉住我不让走，老问‘你哪来的，你那事还没完呢’，父母只好每天接送我。”
太平街社区居委会治保主任张马玲告诉本刊记者，一些接访干部素质低下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乱停车，堵塞小区道路；二是粗暴，经常在社区里追打上访群众，“搞得我们社区治安混乱”；三是不爱护社区，在社区租房子，经常夜里打麻将、吵架、喝酒，烟头垃圾乱扔，把访民接回群居群宿，接访人员三天两头换，很难管理。
走近接访“灰色产业链”
据老访民林家原(化名)介绍，一些社会闲散人员、老访民、离职的地方接访干部，在熟悉了上访、接访的门道后，承包一个宾馆或租一个农家小院，演变成“职业接访人”，赚地方政府的钱。
他说，上访人中有专门帮助接访人员打探、指认其他访民的，行话称为“点子”；还有人串通内部人士，给已经登记的访民“消号”，行话称为“画杠”。
河南籍访民M曾经在北京火车南站附近的聚源宾馆和青年宾馆被拘禁过，她说：“青年宾馆1层和聚源宾馆一样，由私人老板承包，专门看守上访人员。在这里住一天，老板向当地政府收取费用，城市上访人一天200元，农村上访人一天100元，吃住都很差，不听话就会挨打。有时候私人老板直接去马家楼接我们出来，然后关起来，直到当地政府来接我们回去。”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一家保安公司被上访人员反复提及，他们反映称这家保安公司为七八个省市县政府提供看管上访人员的服务。记者在这家公司暗访时看到，一名干部模样的男子正在一间教室内给20多名上访者讲解政策和法律，劝他们回去。
一姓张的公司经理称，他们为多个省看护上访人员，还帮助做思想工作，食宿和管理都比较规范，看护一名上访人员一天，向地方政府收取200～250元费用。“我们比较正规，按时吃饭，不打骂，房间也宽敞，不像有些黑背景办的点，又打又骂，30小时才给吃一顿饭！”
记者没有暴露身份，在国家信访局马家楼分流站外遇到了姓张的公司经理所说的“黑背景”，一个马仔与记者攀谈后说：“从马家楼接人出来，需要看管，可跟我们刘总联系，要抓上访人员也可以。”随后给了记者“刘总”的电话。谈话间，一辆面包车从马家楼分流站内驶出，车内坐有上访人员，马仔说：“我们刘总出来了。”然后上车离去。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随后拨通电话，称自己是刚刚来京的接访干部，不熟悉情况。“刘总”指点说：“看护上访人员，一天收费200元，只要你在街上指出来是谁，我们可以帮你抓人，押送到看守点！你们可以向当地政府报300～500元每人每天的费用，多出来的差额就归自己了。”记者问：“有没有办法消号？”刘总答：“这个比较难，但也不是不可以，我可以帮你们引荐内部人士，出多少钱，怎么消号，需要你们亲自去谈，他们不会和我这个中间人谈的！”
粗暴接访的“放大效应”
在采访中《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并不是所有接访干部都素质低下，粗暴言行，事实上，大部分访民坦言接访人员并未打骂虐待他们。然而，少数人的行为给访民带来了身心创伤，其恶劣的舆论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权威部门的调查显示，在京临时劝返分流场所存在三大问题：一是缺乏统一管理，组织领导、监督检查制度匮乏；二是单纯看管控制，雇佣人员素质低下，疏导教育缺失，甚至出现个别地方政府工作组将上访人员直接交给社会闲散人员看管；三是硬件差，基本设施保障不完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个别场所出现男女混居、群宿现象。
2008年3月，中央联席会议曾出台文件规范非正常上访人员劝访机制，要求各地驻京工作组不得到北京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劝离或接走非正常上访人员。暗中抽查显示，此后天安门等重点地区的接访现象锐减。但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来访接待办门前，接访队伍却并未减少。
永西北里管片一位负责人说：“接访人员代表的是政府，粗暴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建议中央加以规范。”北京一名长期接触外地来京信访人员的官员说：“来京接访人员大部分还是文明的，他们为维护首都稳定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但极少数人的粗暴言行直接影响了政府形象，甚至成为访民新的上访原因。我认为无论是接访人员还是负责现场处置的民警，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上访群众的矛盾，至少也不能激化或制造新的矛盾，每个接触访民群体的人都应该牢记这一条。”
受访的多位基层干部指出，设置临时分流点是劝返接回非正常上访人员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但应该全面规范管理，有效堵塞漏洞。建议中央联席办作为日常牵头督导管理检查的责任主体，责成国家信访局制定在京临时劝返分流点的工作规范，包括办公、食宿、卫生防疫、内部安全、处置意外事件等软硬件标准，并实地检查，不合标准者限期整改或撤消。建议各地以省为单位统一在京设置劝返分流场所，避免市、县设点过多疏于管理的现状，严防违规设点。同时，强化驻京工作人员日常教育管理，强化对上访人员的教育疏导和稳控工作，并进一步要求各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事要解决”上。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认为，“没收身份证”、“打骂拘禁上访者”等一些不规范的接访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可能消解执政者试图用信访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安排，甚至异化成为新的社会冲突制造点。对访民来说，上述行为让他们对地方政府感到失望，最终导致对中央政治权威的怀疑，一些人最后不得不采取过激行为以获得重视，如果任其发展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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