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分析当前形势中提到，“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以及“要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和促进农民增收出现的新情况，最大限度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和农村内部增收空间”。为此，笔者提出以下紧急建议。
当前“三农”形势相当严峻
我国有1亿农民进城务工，1.3亿在乡企岗位，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他们首当其冲。珠三角、长三角和江浙等地的大批农民工开始失去工作岗位返乡，乡企也很不景气，如果其中20%的人受到影响，就有4000多万农民失去工作岗位。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中（2006年为3587元），58%来自非农及进城务工，金融危机必将直接影响到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减少，返乡冗余劳动力增加，保障社会稳定任务加重，实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民人均收入翻番目标更难，当前的“三农”形势相当严峻。
近几年，党中央千方百计地对“三农”多予少取和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这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在发展生产、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进展并不显著，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和以工补农的战略部署也缺少具体抓手和实施载体，现在又要应对金融危机的波及。因此，无论在当前和长远上，我国“三农”问题都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给“三农”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推动农村经济的强力引擎。
巴西经验可资借鉴
最近在巴西召开的有90个国家和24个国际组织参加的国际生物燃料大会上，巴西发布2007/2008年度乙醇产量为1749万吨，完成产值112亿美元，替代了其国内50%的汽油和减排了2580万吨温室气体。 巴西甘蔗生产已成为带动农业、糖、乙醇、电力、机械制造、化工、汽车、交通、市政建设等13种行业的一项国家支柱产业。每100万吨甘蔗可生产6.34万吨乙醇，带动相关产业创造产值1.73亿美元、经济增加值8550万美元和提供5681个就业岗位。目前巴西生产乙醇的能量输入产出比高达1∶9.3，生产成本相当于石油50美元/桶。
在巴西，甘蔗—乙醇是个投资少和提供就业岗位多的产业。石油工业每提供1个工作岗位，水电和煤炭可提供3～4个，而乙醇产业可提供152个； 每提供1个工作岗位，乙醇产业的投资额是1.1万美元，而消费品、汽车、冶金和石油化工分别是4.4万、9.1万、14.5万和22.0万美元。乙醇还可以联产乙烯和甘蔗基的聚羟基丁酸酯、聚乳酸前体乳酸等十数种能替代石油的高附加值下游产品。
巴西计划2008年到2020年，甘蔗播种面积由780万公顷增加到1390万公顷，产量由4.87亿吨增加到10.38亿吨，乙醇产量由1749万吨增加到5191万吨，联产生物质发电由1800MW增加到14400MW。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甘蔗—乙醇产业在巴西终于成了气候。在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中，巴西总统卢拉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说：“有人试图将世界粮食危机归因于生物燃料，这是荒谬的歪曲。巴西的经验表明，生物燃料不仅没有威胁到粮食安全，而且可以在农村地区增加就业，为农民带来更多收入。”
各国在发展生物质能源的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它在促进农村经济，提供农民就业岗位和增加农民收入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即使在美国，近年发展燃料乙醇的最大直接受益者仍是农民，全美223个乙醇和生物柴油生产厂主要是由农民自办和分设在农村中的。2008年3月，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一个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生物燃料的报告中说：要求各国在出台扶持生物燃料的政策和投资前，必须注意到可能产生的对粮食安全和环境的影响，但也不能忽视生物燃料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和改善经济的作用而延误这个产业的发展。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观察2008年的报告也指出：生物燃料产业的发展势不可挡，它非常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和抑制油价。
中国的生物质产业优势
巴西地处热带，盛产甘蔗，而我国地处亚热带和温带，到处都可以种甜高粱和薯类。它们生长快、产量高、耐旱涝，能长在盐碱和瘠薄的土地上，全生育期用水只是甘蔗的1/3，田间管理简单、成本低廉，以及在能效、减排和经济效益上均优于甘蔗。
根据清华大学核研院新能源研究所教授李十中在内蒙古五原县的试验，700亩甜高粱的平均亩产籽粒271公斤，秸秆6.8吨（含糖量17.3%），产0.33吨乙醇（99.5%），较种向日葵和玉米的农民可分别增收320元和380元。 采用先进的固体发酵技术，乙醇吨成本为4346元，抵消饲料和燃料后的成本为3416元，能量投入产出比高达1∶23，每万吨乙醇可为农民提供4750个农业岗位和100个加工岗位。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甘薯生产国家，播种面积1.3亿亩，总产1.5亿吨，分别占世界总量的65%和86%。每生产1万吨薯类乙醇约需4万亩薯田，农民可新增收入1200万元，获6200个原料生产岗位和80个加工生产岗位。我国年产白酒和酒精600万吨，1/3原料来自薯类，扩大现生产规模用于生产燃料乙醇，可事半而功倍。
我国有1.5亿吨标煤可利用的畜禽粪便等有机废弃物资源，在发展农村户用沼气的同时，可利用规模化养殖场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有机废弃物发展经纯化压缩的工业沼气，用于汽车燃料或罐装管输以替代天然气。我国有极其丰富的林业剩余物、薪炭林等林能资源，加工成生物煤及热电联产等可以较大规模替代化石煤和减排温室气体。这些在欧洲的商业化程度已经很高了，技术上没有障碍。
盘活我国的资源存量
我国生物质原料资源状况如何，事关发展大计。
根据国土资源部及国家林业局等的最新资料，对我国生物质原料资源研究的初步结果是年产能潜力为8.99亿吨标煤，有机废弃物与边际性土地/能源植物两分天下。边际性土地中有宜于农垦的后备土地1.1亿亩，及现耕地中的低产田4.27亿亩；宜林荒山荒坡地8.56亿亩及现有的薪炭林、油料林和灌木林7.76亿亩，整个累计面积与现有耕地面积相当，分省的数量均有登记造册。在具有年产能4.74亿吨标煤的可用有机废弃物中，作物秸秆2.56亿吨标煤，林业剩余物0.63亿吨标煤、畜禽粪便1.22亿吨标煤，以及加工业和城市有机废弃物0.33亿吨标煤。
按不同原料不同利用方向的原则，适于生产液体燃料以替代石油的原料资源可年产能4.39亿吨标煤；适于生产沼气以替代天然气的原料资源可年产能1.54亿吨标煤；适于生产生物煤（固体燃料）以替代化石煤的原料资源3.07亿吨标煤。这是一笔何等巨大的潜在资源和财富。
我国是个土地资源相对贫乏，但经营利用又很不充分的国家。 1/4的耕地是低产田，上亿亩宜农后备耕地未被利用，这些土地种粮食不行，种甜高粱和薯类等能源植物不成问题。宜林的荒草地、盐碱地、荒山荒坡就更多了，完全可用于发展林业能源。资本不流通就是“死钱”，资源不用就是“废物”。过去曾因掠夺式的土地开发而破坏了生态，但不等于利用就是破坏生态，不用就是保护生态。以现在的理念、技术和管理水平，完全可以做到开发与生态双赢，是事在人为而不要“因噎废食”。
“三农”和发展可再生能源是多么渴望这些土地和生物质资源的投入啊！国家应该有一个开发与生态双赢的新资源战略，盘活本该盘活的宝贵资源。
给“三农”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如果将上述资源中的1/3盘活，每年就会有3亿吨标煤的产能和3万亿元以上的产值，有机废弃物的利用还有环保减排的生态效益。参考巴西的相关数据，如能利用我国宜农边际性土地的一半（约2亿亩）发展甜高粱和能源薯，可生产6000万吨乙醇，农民可以获得3000多万个原料生产岗位，40多万个加工生产岗位和新增收入480亿元。
除少量低产农田外，所有边际性土地和有机废弃物全都是目前没有经济价值的潜在资源，一旦投入生产和流通就能实现它们的价值和年年“发酵”增值。这是一笔全新的土地和资本投入，资源是新的、产品是新的、产品市场是无限的、产业是绿色和可持续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经济增长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为实施中央提出的“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和“以工补农”战略部署提供有力的抓手和载体。
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吗？
全球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的2007年产量达到了4600万吨，巴西计划2020年达到5191万吨， 美国2007年底通过的《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案》中计划美国2022年达到1.08亿吨。欧盟则采取了固液气三态并举和多元化的发展策略。在资源、技术、市场、经济性上，与美、巴和欧盟相比，我国毫不逊色，关键是下不下这个决心。如何才能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兹提出如下6条建议。
1.分别在农林两条战线，燃料乙醇、工业沼气、生物煤等3个主战场部署。
2.燃料乙醇打好3个战役。第一个是在现有1亿多亩薯类和高粱地的基础上调整4亿多亩的低产田的种植结构，将甜高粱和能源薯种植面积调整到1.5亿亩，并通过技术投入将单产提高四到六成，为年产5000万吨乙醇提供原料，为农民提供30万个加工生产岗位和450亿元的年新增收入。第二个战役是在1.1亿亩的宜农后备耕地中开垦6000万亩种植甜高粱和能源薯，由各省分别实施，总计具2000万吨乙醇的生产能力，可新提供1000万个原料生产岗位，13万个加工生产岗位和160亿元的农民年新增收入。第三个战役是扶持纤维素乙醇的科技攻关，争取2012年示范性生产和2015年达200万吨年生产能力。乙醇加工厂规模以小型为主，年产3万～5万吨，在农村分布式布局。
3.在发展农村户用沼气的同时，以规模化养殖场的畜禽粪便和农产品加工工厂的废水废渣为原料生产工业沼气，应用纯化压缩和罐装管输技术，发展商品沼气，以生物气替代天然气。此举的关键是能否实现商业化和建立流通体系，技术不是障碍。
4.利用农林固体有机废弃物压制成型为生物煤，可以小型分散，遍地开花。除农民自用外，打通中小城镇的中小锅炉燃料市场，每替代1吨化石煤可减排3.3吨二氧化碳。此举的关键也在于能否实现商业化和建立流通体系，技术不是障碍。露地焚烧秸秆是个久治不愈的顽症，如果能使它变成钞票，农民决不会白白烧掉。
5.实施上要先易后难，见效快和提供岗位多的项目先上。 优先项目之一是在农民工返乡相对集中的省市部署甜高粱和能源薯的乙醇生产点，带动低产田的种植结构调整和有计划地开垦后备耕地。一个年产3万吨的点约需投资1.3亿元，可带动10万亩农田，提供1.5万个农业岗位和300个加工岗位，农民年增收0.4亿～0.6亿元。2009～2010年在全国先上100个示范点，投资130亿元，可生产300万吨乙醇，提供155万个农业岗位和3万个加工岗位，农民增收40亿～60亿元。第二个优先项目是在秸秆露地焚烧集中和林业剩余物集中的两类地区，2009～2010年部署100个生物煤加工及销售示范点，农民可以很快见利和获得一批工作岗位。
6.制订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启动规划（2009～2015年）。
给农民的这个新经济增长点，既是建设性投资又是民生性投资，既是应急性投资又是长远性投资， 既能提升“三农”生产力又能增加购买力，既利于“三农”又利于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和减排温室气体，是一件功在当代、惠泽子孙的好事。
推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肯定会遇到种种问题，难度很大，但肯定不会遇到根本性和颠覆性问题。 对此，中央领导的信心和决心很重要。胡锦涛同志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有可能集中举国之力办大事。举国体制能将2008年北京奥运会办得如此出色，给“三农”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孙子兵法云，“为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将农业主力部署到粮食主战场，又以“能源农业”为“奇兵”， 激活“三农”全局，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雷厉风行。农业的季节性很强，现在抓紧还不晚，稍一放松，2009年就派不上用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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