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将学术研究推向深入，就须臾不可离开真诚、严肃的学术批评。当前中国学界，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学术批评之声渐稀，逢迎吹捧之声弥盛；另一方面，学术之外的攻讦屡现，求索真理的品格不彰。这些现象败坏了中国学界的风气，阻碍了学术的健康发展，已广为学界诟病。本期学风建设系列报道围绕学术批评这一话题展开讨论，以期倡导和推动中国学术批评的再度兴盛。
中国学术批评现状堪忧
近年来，虽不可否认众多专家学者在各个学科领域也相继发表了一批有价值、有反响的学术批评佳作，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学术批评中暴露出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值得深思。
根据记者对多位专家学者的走访调查，这些非正常现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只赞扬，不批评，甚至无原则地吹捧。我们讲的学术批评当然不仅包括“批评”，也包括对真正学术创见的肯定和赞扬，但无论观点如何，必须有理有据。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学术“批评”一边倒，基本舍弃了“批评”的本意，很多学者不愿批评，不敢批评，甚至习惯于敷衍和吹捧。翻翻身边的学术著作和期刊，这样的情形恐怕十分常见：学者出书，必请同行好友发表书评为自己造势，受邀者大多不敢谢绝好意，不论著作质量如何，总要赞美一场；本该唇枪舌剑的学术讨论会上一团和气，著名学者若是作了发言，其他与会者往往就只剩下随声附和；部分学术期刊更成为死水一潭，罕见批评文章，偶有几篇也是隔靴搔痒。学术“不批评”似乎已经成为学界的潜规则，违背者甚至有丢掉饭碗、被本专业踢出局的危险。
二是不少学者在回应批评时不是据理反驳，而是采取种种非学术手段试图压制批评。完整的学术批评，理所当然是由批评与反批评共同构成的。但如今，一旦有人写出批评文章，往往引来被批评者的激烈抗议，甚至采取各种非学术手段。据本报走访学者的亲身描述，这些手段归结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权威学者以其身份压制其他学者，令其在舆论上失去批评的资格；二是宣称批评者持有其他目的，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试图占据“道德制高点”，给对方造成精神压力；三是反咬一口，不谈自己的问题，而是指出批评者的学术污点，甚至转移话题揭露批评者的其他问题以图蒙混过关；四是更有甚者不顾学者风范，以极其恶劣的语言对批评者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认为以此便可保持自己的学术尊严，殊不知此举只能招致学界的蔑视和唾弃。
学术批评艰难缘于利益争端
没有批评就没有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对于普通人难以判断的高端学术问题，只有靠学者间的相互批评进行监督，以保证学术成果的质量。学术批评既然如此重要，为何我们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却困难重重呢？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学术界也逐渐市场化、产业化，学术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学术，而是成了与各种资源及经济利益紧密相连的产业。在这个大背景下，学者很难再像以前那样不计个人得失进行纯粹的学术之争。因为直率的批评很可能直接损害别人的利益，发表不同意见也难以再做到“对事不对人”。
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北京某大学中文系研究生证实了这种情况的存在。他的导师是国内该学科带头人，所到之处掌声、鲜花不断。该研究生熟稔本学科与自己导师持不同见解者，将其视为“学术资源的竞争者和抢夺者”，平时“不仅导师间‘互贬’，学生间也‘掐架’”。
不能不提的是，在学术与利益之间，学界目前的评价体系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师渠告诉记者，由于各类奖项、职称或者“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等的名号，带来的不仅仅是荣誉，往往还与实际的经济利益相联系。学者的著作、文章受到批评，常常会对其评价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甚至在评奖、职称晋升中遭到否决，因而批评者小心翼翼、被批评者暴跳如雷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主编段忠桥向记者透露，大牌学者往往既是学者，同时又兼任众多社会职务。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保住其学术地位，从而保住各种资源利益更重要的了。现在带有学术批评内容的文章很难获奖，因为评委中可能就有与被批评者有关系的人士，即使没有，评委也不愿亮出自己的观点，怕得罪人。说到底，还是非学术的功利主义在作怪。
个人如此，部分学术科研机构也不例外。比如拥有“某某工程院校”的光环，便在学术资源分配中占有了巨大的优势，因而部分高校往往把维护名誉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学校对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者与被举报者进行捆绑处理、双双停职的怪现象了。
另外，段忠桥指出，目前中国学术界普遍不提倡争论，20世纪80年代的激烈批评大多限于“苏联模式”、“四人帮”等当时的“现实问题”，而现在，这些问题都已有定论，批评当前的“现实问题”往往受到阻碍。学术刊物也不倡导学术批评，不愿伤和气，现实情况就是如果刊登了一派学者的文章，另一派学者就拒绝供稿。
重建真诚、严肃的学术批评刻不容缓
采访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感叹，中国学术本正面临走向世界的重要时刻，却还在这里讨论着最基本的问题。为了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与繁荣，整个学术界有必要认真行动起来，改变目前学术批评现状，解决这个困扰学术界的最基本问题。
为此，学者们纷纷出谋献策，记者试将其归纳如下：
首先，很多学者提到，进行学术批评要有善意的出发点。对此，郑师渠为记者讲述了冯友兰批评梁漱溟的故事。1924年，冯友兰在谈到人生观问题时，对梁漱溟的文章发表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他同时强调，自己的批评是一种“同情的讨论”。郑师渠就此谈到，“同情的讨论”就是建立在与人为善的出发点上的批评。既然如此，在批评时就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居高临下，不要尖酸刻薄。
只有好的出发点当然是不够的。学者们一致认为，批评者本身要有水准、有视野。对此，段忠桥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即批评者首先要对相关问题做认真、严谨的调查研究，搞清该领域的学术史和当前最新学术状况，在发表批评文章时一定要清楚地表明哪些是已有的学术成果，哪些是自己的新观点，另外要特别注重对论据的驳斥。这样的学术批评才是有价值的。
批评者需要勇气，被批评者则需要胸怀。每个学者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学术批评是学术过程中再正常不过的一个环节。段忠桥指出，被批评的著作、文章并不表明就是错的、坏的。相反，能够被别人批评应该感到荣幸，因为这证明其观点受到了学界重视，文章、著作有一定水平。如果认为批评缺少根据，可以进行反批评，大可不必“学术骂街”，毁掉学术的尊严；如果批评确凿，就大方地虚心接受，开诚布公地向对方表示感谢，此乃大家风范。爱因斯坦于1905年首次提出“狭义相对论”原理，他期待“强烈的反对和最严厉的批评”，而缺少 “冷酷的批评”使他“非常失望”。在收到当时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普朗克寄来的一封信，就论文中几个模糊不清的地方提出问题后，爱因斯坦感到“异乎寻常地高兴”。大师的豁达心胸和对学术痴迷的追求，的确应当令某些“不好辞让，不敬礼节，而好相推挤”的“大牌”学者感到无地自容。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学术批评在内容上应当严守底线，即源于学术，也止于学术。有学者指出，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正常的学术问题也无原则地上纲上线，彻底摧毁了学术氛围。郑师渠强调，无论是批评还是反批评，都要限制在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及资料运用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牵涉其他问题，更不能进行人身攻击。
如果学者都能端正心态，正确认识学术批评，怀揣着“社会的良心”，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就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促进学术的繁荣，而不是牵绊于利益与关系之中，影响学术的正义与公平。
就学术批评问题，记者也采访了相关的德国学界人士。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主席玛尔格蕾特·温特曼特勒教授（Prof. Dr. Margret Wintermantel）介绍说，德国学术将自由视为无上准则，任何学者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力。学术不端行为在德国极少出现，如果某篇著作受到质疑或批评，学术界会首先提请作者本人对此作出解释，证明其学术成果在方法论证和事实列举方面是建立在该学科国际承认的规则的基础上的。如果怀疑依旧存在，该学科学术委员会则会对其研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调查。
在采访中，很多学者也都表达了对学术报刊的希望。他们认为，学术报刊有责任带头改变学术批评的氛围，多一些争鸣，少一些吹捧，为学术营造一片纯净的天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杨匡汉建议，办报纸、办刊物应该有自己的舆论导向，但不能因此破坏学术讨论的气氛，必须尊重各派学者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力。当前，学界应该更积极地行动起来，重建真诚、严肃的学术批评，为中国学术发展和话语体系建构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
（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静 实习记者 刘潇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