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48%(城镇常住人口)，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偏高，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很远。由此引发争论：中国城市化进程是快了还是差得远？未来是不是要加快城市化，还是要刹一下车？当然，还有怎么继续走城市化道路的问题。
城市化之路应该双向、均衡
必须看到，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中国的超高速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当我们反思中国发展模式是否存在问题时，不能不同时思考：中国的城市化之路是否也存在问题。我在《保卫人民币》一书中强调指出：中国过去30年，尤其是最近十年，发展方式的特征之一就是发展超级大城市，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经济学家主张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的超级城市圈，认为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在我看，以牺牲均衡发展，尤其是牺牲农村发展为代价的超级城市圈之路，已经走进死胡同。
单纯从数字上看，我们的城市化之路似乎仍然有很大空间——比欧美日差的远，但有一点无法比较，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之路是自然进行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是“单向”的，更没有以强迫或“被城市化”的方式进行。而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则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纯粹的种植业已经不具备财富积累能力。
在农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不能自由买卖的情况下，中国人口迁徙长期呈现单边趋势，30多年来，有几亿农村人口向城市运动，却不见几个城里人选择到农村安家。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更值得反思的是：中国至少有两亿农民工常年穿梭于城乡之间，他们在城市打工，却没有城市身份，时间长达十余年，甚至更长。他们中有多少是心甘情愿的。2010年许多地方呈现所谓的“民工荒”现象，不是“刘易斯”拐点，不是农民工出来找不到工作，而是因为他们在家乡也能找到工作，不能再忍受背井离乡被剥削了——而这恰恰是国家投资西部、开发西部、建设小城镇政策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西部存在发展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农村小城镇存在发展的机会，还有多少农民工仍然会常年漂泊于城乡之间。进一步说，如果农村存在很大的发展机会，西部以及众多小城镇存在很大的发展机会，城里人为什么不能向农村倒流，大城市几百万没有工作的大学生为什么不能流向小城镇呢？
关键点是机会的严重不均等。城市贫民再穷，也比农村强。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之路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甚至不能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在第一产业已经没有致富机会的背景下，城市化越是超高速，经济越畸形。非均衡的城市化之路不可持续。
即使撇开城乡机会严重不均等问题，单纯看中国城市化尤其是超级城市化之路也已经后劲不足。
超级城市化之路遭遇瓶颈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其城市化率先慢后快，随后减缓。从前十六年年均增长0.63个百分点到中间十年年均增长1.4个百分点，随后迅速下降到0.9个百分点(后3年)。中国的城市化已出现明显阻力。阻力在哪儿？
“土地经济”的双刃剑效应突然闪现：“土地财政”曾经是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的最大动力。在2009年，国内有6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增加超过100%，其中，杭州的卖地收益以1200亿元居全国城市首位；上海以1043亿居全国第二；北京则以925亿元居第三；广州则超过425亿元，是2008年的4倍。土地收入增加有没有边际？土地收入剧增如何开支？很多人只看到土地收入，却不知道开发土地的成本提升速度远远地快于土地收入提升的速度。过去政府卖地价高，收入多，可以支付高成本，但今年房地产调控，土地一块块流拍，于是遇到拆迁瓶颈；拆迁瓶颈实际是土地瓶颈。超级大城市已经没有土地。
资源有没有边际？大城市绝大多数都是资源输入型城市，靠牺牲周边地区也已经不能维持。实际上，大城市迅速地膨胀已经导致水、电、煤、气、油等资源供应的严重紧张，如果不是国家进行价格保护，资源价格早就涨上天了。
生存空间有没有边际？北京现在已经有430万辆私家车，计划每年还要增加50万辆左右，等于一个省会城市。道路的空间已经陷入临界点，再增加就要爆了。除了北京，中国有几个大城市的交通不拥堵，有几个大城市不缺水?
人口扩张有没有边际？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截至2009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举家迁移比例逐年提高，达41.2%。流动人口转为常住户口是我们超级大城市面临的同样问题。目前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接近1800万人，远超“十一五”规划末的控制目标1625万人，关键点是外来人口仍然源源不断，造成所有公共服务品全面紧张，超级紧张。
城市化与农村发展应该并行不悖
依靠挤压第一产业取得的城市化速度早晚要还账。2010年下半年出现的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实际是发出了农业已无油可榨、农产品将暴涨的信号。为什么农产品价格会暴涨，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十几年来农产品价格一直被人为地压制。为了城市人口低消费，不得不持续对农产品价格进行严格管制。结果是，中国农村劳动力不仅是产值低的问题，而是基本没有净产值的问题。许多年来，大城市的快速发展的确成就了GDP，也吸引了很多农村廉价劳动力。但现在农民工不廉价了，城市普通劳动者又要涨工资，再像以前那样控制物价，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管制空白的农产品暴涨。需知，被人为控制CPI，能够持续多少年。而越是控制，农村、农业越没有发展机会，相对的机会则更少——谁听说农民中出现了一个百万富翁，靠种地，年收入能够万元户也难。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不主动改，市场就要靠惩罚的方式逼着我们改！
现在，一些农产品涨价了，说明有些敏感的资金已经发现了农业和农村的投资机会，社会资金开始转向。对此，国家应该顺势而为，不是下力气控制农产品涨价，而是加大对农村的改革，加大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增加产出，同时试点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的集约化经营，鼓励农民工回乡发展，鼓励城里人到农村发展。必须看到，现在很多地区农村城镇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今年，很多农民工带着多年积攒的小资本，包括技术和多年形成的商业网络，回到自己的家乡经商办厂。这是扩大农民当地就业，发展新农村经济、小城镇工业化、城市化的萌芽。
城市化应该是双向的，只有城市与农村同时发展，让农村自生出城市化，才是健康的城市化。城市化应该是均衡的，超级大城市发展快了，应该适度放慢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应该包括转变以往以发展单边超级大城市圈为主的城市化发展方式。
（作者系中国农业银行高级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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