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农民工就业与创业问题的严峻性 金融危机感染导致我国上千万农民工失业，农村还有上千万农民需要转移就业。另外，普通高校与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还有上千万的毕业生需要就业。2009年我们面临的就业形势是相当严峻的。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的就业与创业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农民工切身利益、关系到农民工基本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有效保障、关系到扩大内需以缓解金融危机感染、关系到城乡统筹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关系到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国家内在稳定与国际经济环境好转、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落实与现代化实现的大事。
第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城乡一体联动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终实现现代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有合适的、长期的、稳定的导泄渠道，这就是积极引导农民进入二三产业，进入城镇。
第二，已经在城镇长期就业的农民工，习惯了城镇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再回到农村反而感到不适应。特别是35岁以下的农民工，即使回到农村，也不是回到农村土地上去从事世代进行的小农经济生产，而是寻找其他出路。如果长期找不到工作，于社会、于农民工本人及其家庭都是极其有害的。
第三，由于历史根基与传统观念认同的惯性，我国人口计划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控制。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方面，农业区域仍然大大高于城市区域，内地欠发展区域大大高于沿海发展区域。这可以从多年的统计数字反映出来。2004年~2006年全国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6‰,东部沿海除广东高达7‰~8‰外,其他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往往在3‰以下，而中西部则往往高达7‰~11‰以上。从2004年~2006年人口发展态势看，东部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而中西部人口自然增长率居高不下，甚至有相对走高之势。（根据2004年~2006年国家统计年鉴核算）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城市化未达到60%~70%之前），我国仍然有着源源不断的农民工劳动力资源，只要注重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投入，并加以合理利用，这就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能够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产业调整提供支持。 第四，启动内需，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与消费需求，而只有解决农民工的就业与创业问题，才能做到这一点。
金融危机背景下解决农民工出路问题要有战略考量
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可以说是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的危机。金融危机背景下应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但不能再坚持以GDP为中心，而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农民工就业与创业问题只有在这个新的发展战略框架下，才能得到较好的战略安排与系统的制度建构。
金融危机背景下为什么不能再坚持以GDP为中心，而应该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第一，以GDP为中心，便难以避免在GDP产出中处于弱势的经济部门滞后，导致产业结构、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经济与生态的结构性失衡。与GDP高速增长相伴而来的，便是日益严重的农业危机、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金融危机。
第二，以GDP为中心，势必严重消弱政府在公共事务方面所应承担的职责，而利益追逐的浸淫又将严重腐蚀权力本身，造成大范围的权力错位、权力寻租，权力越位，权力缺位，权力膨胀，权力的社会参与、社会监督、社会有效制约制衡的断裂。
第三，以GDP为中心，其实践的结果必然引导人们追逐利益最大化和物欲的不断膨胀，最终走向社会两极化。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大发展，中国从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进到解决温饱与初步富裕的问题，今天已经具备从以GDP为中心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可能与主客观现实条件。主观条件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广泛实践。客观条件就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世界化，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都已达到现代化的中期水平。
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要将人的物质生活 （广义的物质生活应该包括与物质生产、消费关联的各种生活，如旅游与休闲生活等）、精神生活（除了知性生活外，还有伦理生活，情感生活，意志生活，意义生活或超越性生活，如神性或佛性生活等）、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作为综合整体加以把握。只关注物质生活的发展，有片面性；精神生活中，只关注知识水准的提高，只关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水准的提高，将人文的发展、艺术的发展、宗教信仰和意志的发展，都从属于经济建设或政治秩序，同样有片面性。人文的发展、艺术的发展、宗教信仰和意志的发展，同样是人的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应该成为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发展战略的应然选择。 金融危机背景下解决农民工就业与创业问题，应该坚持市场取向、积极引导、自主选择、稳定转移、扩大就业、扶植创业的战略方针。
金融危机背景下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分析
金融危机背景下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要立足于市场经济，立足于农业产业化、服务业化，立足于职业技术学习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产业结构合理布局、演化升级的基础上。
对于引导和鼓励缺乏职业技术的农民工就业，需要国家及时组织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方案有三：第一个方案是澳学者孔保罗的“农民工就业直通车”模型，即国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向银行贷款）向愿意参与职业技术培训的农民工提供免费职业技术教育，同时享受免费医疗保障，并预支可供当地一般生活需求的工资，在农民工找到工作后，再向社会保障体系渐次返回学费、预支的工资及其利息。（孔保罗：《利用农民工问题化解金融危机》， 载《中国改革报》2008年12月29日）这个方案具有市场导向性的战略考量与全国统一实施的可能性，问题是目前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还非常落后，无论是师资队伍、教学设施、专业设置、课程建设、就业渠道，还是经费投入，都不足以支持这个战略目标。因此，国家应该逐渐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并相衔接。逐渐实行两年制职业技术义务教育，包括与九年制普通义务教育相衔接的两年制初等义务教育以及与三年制普通高中国民教育相衔接的两年制高等职业技术义务教育，前者针对初中毕业未能进入高中阶段教育的学生，后者针对高中阶段普通国民教育毕业未能进入高等教育系列的学生。
第二个方案是由农民工户籍所在地政府（主要是县乡政府）组织农业技术培训或其它职业技术培训，有支付能力的农民工可以适度承担培训费用，对于无支付能力的农民工则免费提供培训，待其找到工作后再偿还培训费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免费培训。这个方案在沿海与内地靠近城市辐射的农村地区具有可行性，在其他地方则往往会因为经费问题、培训技术或项目的选择问题以及师资问题等方面遇到种种困难，需要国家提供各方面的支持。
第三个方案是由农民工预期就业目的地城市政府与当地企业、职业技术培训部门合作培训，可以进行定向就业免费培训，也可以开展非定向就业适度收费培训。在目前条件下，这个方案实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最大。因为，其一，当地城市政府与企业比较了解自身的实际需求与就业结构转移的趋势，因此，职业技术培训能够既照顾目前企业的真正需求，又能够适应新建企业的技术、管理与服务需求。其二，这个方案能够真正做到以市场为导向，不会浪费培训需要的各种资源，反而能够最大程度地节约资源，最大程度地获得效益。其三，这个方案能够以人为本，合符农民工自身的意愿。农民工在长期流动过程中，积累了对某一城市或地区相当的生活经验与社会关系网络，对其具有一定程度的好感或认同感，由该城市或地区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农民工就会对该城市或地区有更高程度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更有利于其在当地企业与社会内从事生产、管理、服务与生活，从而逐渐融入当地的社会网络之中。其四，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往往倾向于选择最能够体现其价值与生活取向的城市或地区，就地培训和就业符合其自主选择。
金融危机背景下解决农民工创业问题的对策分析
除了积极引导农民工就业外，政府或社会组织还要积极引导与扶植农民工创业，以便为农民工本人及其相关群体、为农民工户籍所在地的乡村与城镇、为农民工预期创业目的地的乡村与城镇、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就业岗位。 这一点显得比就业更加重要，因为：第一，我国农业的产业化与服务业化主要应该落实在对当地情况有所了解又有志于在农村或小城镇创业的农民工身上，第二，农民工还是城镇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第三，农民工广泛在城乡创业，能够切实提高整个社会的就业水平、服务水平与生活质量，有利于减轻国家就业负担，缓解农村人地矛盾，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发展。
但农民工往往缺乏创业所需要的法规、知识、管理与技术条件，更可能的是缺乏启动资金或应急周转资金。目前，引导农民工创业的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模式是民间基金组织的“富平模式”， 即由北京富平学校创造的“富平农民工创业基金”，以小额贷款的方式支持农民工在城市的技术学习与创业，个人信用担保为主，无需抵押；每月发放，手续便捷。“富平模式”以农民工城市创业为扶植对象，既可进行创业贷款，也可融创业贷款与创业培训于一体，合乎市场导向，也合乎农民工的实际需求，值得效法。
第二种模式是政府基金组织的“遵义模式”，如贵州遵义县委政府创立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基金”。一方面支持返乡农民工带动农户发展突出的、成效突出的创业项目；另一方面是对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按其对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的贷款的1%进行奖励。“遵义模式”虽然不符合市场导向，但具有应急功能，能够起到缓解落后地区农民工融资难的根本性问题。
除了以上这两种实践模式外，还应该鼓励发展多元筹资的创业基金组织，如企业组织与社会组织、银行组织与企业组织、银行组织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之间、企业组织之间、银行组织之间等多方投资，这些创业基金组织应该既能够从事创业贷款业务，还可以从事创业培训与创业贷款结合的综合业务或专项业务。农民工创业基金的建设应该在政府加强监管与规范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鼓励发展各种组织形式，集全社会力量解农民工燃眉之急。
（作者何爱国：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