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这是我于2002年12月19日在北京大学图馆报告厅的演讲。原刊发在“燕南评论”上，曾收录《底层政治》一书。现刊发于此，供网友参考。
观点提要
——20世纪的中国工农运动，是知识精英及其政党以革命为正当目标发动起来的社会运动。领导这场运动的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设想出来的革命政权，被动员起来的工农所得到的政治承诺是“解放”。
——共产党夺取了国家政权实现了建立统一的“人民政府”这一革命目标。但是革命时期的政治承诺和战争式的动员方式制约着执政者的制度性选择。工农的“解放”与国家建设和发展之间形成了新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仍然坚持革命理想和延袭了战争动员方式的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展开了一场自我毁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统治者和知识精英在发展主义旗帜下终结了革命。然而由于对社会公平体制缺乏必要的关注，经济的增长并未使社会所有阶层受益。权力与资本和知识的联盟垄断了全社会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工人和农民社会边缘化程度加剧，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具有不可逆转的排斥性体制。此时，革命动员时的历史性承诺就成为了一种政治遗产，不仅制约着统治者的选择，而且有可能被处于社会边缘化状况的工人和农民作为新的革命武器。
在我心目中，北京大学的演讲台是一块圣地。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每当中国社会出现重大转折时，人们都可以在这里寻找到社会的正义和良心。今天，我站在这个神圣的演讲台上，就是想借助你们的良知和智慧来解读中国近百年的工农运动。尽管主流意识和既得利益集团在力图让人们忘记那用鲜血写成的历史，但我认为，重新提示曾经激励工农奋战的政治承诺应该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为此，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解读那不能忘却的历史。
革命动员下的工农运动
20世纪中国工农运动的历史背景是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中国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在外力压迫下在内部实现财富与资本相互转化的经济运动。而要实现这种转化的基本条件是建立对资源和劳动的剥夺体制。资源性剥夺主要在农村，对劳动的压迫则更多地表现在对雇用工人无节制的盘剥。而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的社会作用也就日益突出，部分处于社会中心的知识精英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这就为知识精英争夺社会发展话语权提供了动力和机会。因此，在20纪世初民族问题、劳工问题及农村土地问题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边缘化的知识精英将“革命”变成为了一种具有至高无上正当性的话语。邹容就在其名著《革命军》中高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这里的革命，就其基本规定性来说，就是一种反体制行为，是利用非制度化的手段改造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社会生存状况。革命既是政治目标、又是道德价值，同时也是行动手段。
知识精英要进行反体制的“革命”，就必须进行广泛的革命动员。中国的革命动员主要表现为一种组织性动员，是通过建立反体制的军事化组织，以直接的武装暴力方式来解决社会冲突和实现社会整合的社会行动。这种军事化的组织性动员是以知识精英政党化为基础的。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将“政党”这种“先锋队”新型组织看成是社会动员的中介组织，并认为，如果没有这种中介组织，“知识分子就没有群众基础，因此也就没有权力。只要大多数人未受到知识分子的政治动员，他们就不能协调起来，就不能使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对旧政权的反抗合法化。没有知识分子和先锋队，可能会出现地方性的‘叛乱’军队，甚至土匪军队，并且可能会‘造反’，但不会出现发生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实现大量财产转移的革命”。当然，中国知识精英的政党化与西方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是有所不同的。中国的政党并不是社会某个阶级的产物，它始终是凌驾于一定的阶级之上进行革命动员的组织。
影响到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政党主要有两个，即国民党和共产党。从本质上来看，这两个政党都是崇尚革命的政治集团。虽然他们曾经有过比较密切的合作，但最终由于在进行革命动员方式和手段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因为，国民党的主体是中上层知识精英，动员的对象是社会中上层权力阶层和资产者。它进行的是精英动员。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形下，社会精英无法实现对全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整合的。因此，国民党最终也就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共产党的核心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动员的对象是工农，进行的是底层动员，是利用工农的力量来实现其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这一政治目标的。
要将工农纳入到社会运动之中，并服从其政治目标，就必须寻找到能够动员工农的理论武器。以建立一个公平共产的社会为基本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学说是最符合底层动员需要的。因此，在十月革命感号下，革命的共产党人也就按照列宁主义的基本要求，努力引导当时已广泛存在的以维护基本权利为目标的工人反抗运动向阶级斗争方向发展。为此，他们宣称自己是寻求工人阶级解放的政党。这种解放不仅仅是对工人作为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而是理想化“工人解放”，并进而追求“全人类的解放”。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的第二条所列的四点纲领就鲜明地提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在同时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也规定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
在革命的实践中，知识精英对工人的革命输出具有世俗化的特征。他们以符合知识分子的合法身份进入工人社区，其中创办工人子弟学校是其最主要的方式。他们先以拜访学生家长的名义进行活动，在与工人有一定结触后，就开设工人补习学校，并对工人进行以阶级斗争为基本内容的启蒙教育，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这类具有半政权化的“苏维埃的雏形 ”组织。正是通过这些有效的动员方式，共产党将产业工人纳入到革命组织之中。当然，这些在革命动员下产生的工人组织，并不是工人队伍内生的政治社团，而是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工具。中国工人阶级在其形成过程之初就被一种外在的理论和需要所困惑。
应该说，当时的工人运动，“就其本身性质来说，是为了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向厂主提出宣战，而不是向政府宣战；是经济斗争，而不是政治斗争。这种斗争是当时当地内外部环境所可能和必要的斗争”。因此，被当时更为激进的共产党人称之为“生活改良的运动”，而且“又多专注在‘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两个问题上面”。显然，这与革命的目标是有距离的。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李维汉就对“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纪元”的安源工人“幼稚的地方”提出过批评。他说：“为改良工人生活条件，以直接的经济的利益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固然很紧要而且不可免。但工人运动若偏落在这一方面，是没有革命的意义的；而且工人底本身亦必然地要落在生活恐慌的循环圈中。”“然而，要使劳动运动带着政治斗争的色彩，必须劳动者都有明白的政治意识。故工人团体应当给工人以主义底基本知识。政治、经济底常识与革命底工具——策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要求工人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实现劳农专政”。
然而，中国的产业工人大都是刚从小农生产者转化而来的。他们对于革命的体验与共产党人的理解是有很大区别的。被革命动员起来的工人成为双刃剑。对此，当时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刘少奇有过很深的感受。他说：“我们工友有些因要求不遂，即行部分的罢工，以罢工是随便可以举行，或者以罢工来对待俱乐部，这是怎样的错误？望各工友切不可轻于动武，不要拿武器杀自己家里的人！”实际上主张劳资调和的刘少奇并没有认识到工人这种无节制的行为恰恰是革命动员的结果。因为，革命意义的“工人解放”并不是以恢复手工工业为目标的，它需要废除资本主义制度，让工人获得工厂的管理权和剩余的分配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这就决定共产党在具体的革命中，并不以保护工人的基本权利为目的，而是以破坏工矿的正常运转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工矿在这种无节制的政治斗争干扰下，资本家的利益被否定，工矿失去了活力，工人也就走上了失业之路。失业的痛苦教育了工人，也促使工人出现分化。小部分被革命动员起来的失业工人参加了后来的工农暴动，成为了职业革命者；大部分工人开始意识到了“工人解放”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而无节制的革命斗争是不能带来实际性的经济利益的，因而失去了革命热情，转为保守的现实主义。共产党对工人的革命动员也就在二十年代中后期以失败而告终结。
共产党进行底层动员的另一个对象是农民阶级。事实上，共产党早期并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共一大和二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中都没有农民或土地革命相关的内容。第一次将农民问题列为党的任务是1922年11月中共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该计划认识到，“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最困苦者为居民中半数之无地的佃农，此种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万被数层压迫的劳苦大群众（专指佃农），自然是工人阶级最有力的友军，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忽视的，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功一个大的群众党。”因此，提出“应在农村组织佃农协会”“组织农民消费协社”等政治目标。到1923年三大时，共产党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定的高度，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草案》指出：“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并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认为有必要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宰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随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把握和对农民在国民革命运动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作为共产党人主要的政治目标确定了下来。
但是，这个时期农民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农会。192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告农民书》提出的政治性主张，就是要求“政府须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代替非农民的劣绅所包办的农会”，并赋予“农民协会有会同乡村自治机关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之权”“组织自卫军，并要求政府发给枪弹，以防土匪及兵灾”等等。可以说，共产党最初领导的农民运动应该是“农会运动”。这场农会运动，从本质上来说，它并不是一场乡村社会自发的冲突，而是在体制内权力资源大量丧失，国家权威受到冲击并被政党权威所取代的情况下，作为军阀政权体制对立面的共产党及国民党组织和发动并控制的农村社会革命。在这个时期成立的农民协会，是一批共产党人利用乡村社会之外的意识形态力量借用工业化的组织方式而建立的新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这种以暴力和意识形态力量组织起来的农民革命组织，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所存在的皇权（政权）、族权和绅权的平衡结构，在政权和族权受到冲击和否定的同时，地方权威让位于外来政治势力，形成了以共产党组织和革命军为依托的新的权力结构。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式，虽然利用阶级权力文化取代了宗族权力文化，通过阶级的区分否定政权和族权，共产党人也借助它占据了农村社区的领导权。但是这种新的权力结构由于并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所以也就不能最终彻底地改变乡村社会形态。“农会运动”也就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面对这样的失败，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及时地调整策略，将“耕者有其田”作为“农民解放”的基本内容，鲜明地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显然，这一革命动员令具有现实可操作性，也就极大地鼓动了农民对旧体制的反抗。当毛泽东将“农会运动”转变成“农民暴动”时，也就得到了农民的广泛响应。正是在这种现实主义动员目标的鼓动下，农民选择了共产党，并用枪杆子帮助共产党打倒了以社会上中层利益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建立了一个以革命为标志和合法性的民族国家。
被异化的革命胜利成果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以暴力方式夺取国家政权为标志的。但是，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这在于，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只是“一种统治方式对另一种统治方式的替代”，而应该包括共产党夺取政权和获得权力后所“发动的结构变迁”。因此，“很难将49年的解放视为革命的终结，因为其后还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性变迁：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几近全国耕地面积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为阶级的地主和富农也同时被消灭；随后发生从53年到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国有化了几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财产，集体化了几乎全部的农村私有财产；以及在大跃进失败后的短暂的革命退潮后，出现在66年到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全力铲除旧传统，建立一种全新的革命文化”。事实上，共产党早就公开宣称：“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系列的革命性变迁？在这一系列的结构性的变迁过程中工人和农民获得了什么？
尽管共产党是知识精英以工人阶级名义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但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又是依靠农民阶级的力量来夺取政权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有一个如何处理以革命为合法性的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的关系问题。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时，作为中共工人运动的领袖刘少奇有过这样的讲话：“工人是必须依靠的。但工人是否可靠呢？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最可靠的。这是一般说的。具体地说，则还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工作，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我们疏忽，不做工作就去依靠，那是靠不住的”。可见，象刘少奇这些共产党高层领导并没有将共产党真正与工人阶级等同起来。尽管如此，由于受革命动员时期意识形态和政治承诺的制约，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还是选择了工人阶级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界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工人阶级一旦成为了新建立起来“人民政府”的统治基础及“领导阶级”，就需要有一个在意识形态上进一步神圣化的过程。对共产党来说，这意味着必须赋予“解放”了的工人与“统治阶级”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因此，建国后，作为“统治阶级”工人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政治上，工人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有所改变。共产党通过阶级成份的划分，确立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工人作为一种政治符号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同时，共产党还通过将工人阶级“泛化”来对政治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解释；在经济上，通过救助失业人员，废除具有封建色彩的佣工制度，建立了新的劳资关系，并逐渐建立统一调配的劳动规范，从而初步实现了劳动力非市场化。在组织上，共产党通过对传统工人组织的清洗，逐渐实现了工人组织的国家政治结构化。
如果按照共产党最初的承诺，解放初期工人阶级的这种“解放”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1956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关怀下合法地存在着。而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劳资之间的冲突也就必然会发生。面对这些冲突，出现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调和派的整合主张，“剥削有功论”也有一定时期获得了肯定。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资本家为获得超额利益而与共产党政权之间产生了冲突，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促使共产党的高层坚定了以革命的方式剥夺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决心。因此，共产党很快以革命运动的方式开展了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建立了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公有体制。正是在国有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身份制”。这种身份制具有经济利益的等级序列化、劳动关系非契约的行政配置、强制性的人身依附及超稳定的刚性结构这些特征。它一方面让工人获得了“国家的工人”的身份，得到了国家某些庇护。另一方面使工人失去了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工人被结构化成了国家工厂里的“镙丝钉”。而且在等级管理为基础的工厂制度的面前，生产工人与管理者之间地位的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随着国家机器的扩张，一个超规模的社会管理阶层即官僚阶层就具有了完全的形态和独立的地位。这样，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事实上与工厂的管理者及国家管理者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别，工人在这种身份的等级序列中仍然处于最底层。作为政治符号的“工人”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工人”之间的角色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显现出来了。而共产党内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派”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派”对如何解决此类冲突产生了分歧。在毛泽东看来，工人阶级与官僚机器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将革命延续下来，进行继续革命，工人才能最终得到解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思想的社会化结果。在这场“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成为了最响亮的口号，它赋予了工人阶级无比的神圣性，工人被彻底意识形态化。
与工人相比较，农民虽然以鲜血与生命支持了共产党夺取了政权，但由于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只获得了“同盟军”的地位。为了安抚农民这一“同盟军”并从乡村社会获得更有力的支持，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共产党开始履行自己“耕者有其田”的承诺。经过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探索和实践，到新的民族国家成立之时，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符合土地改革政策和办法。因此，随着夺取国家政权的进程，推行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基本路线的土地改革也就在全国各地展开。为了推进这一具有革命性的土地改革，共产党还恢复了农民协会，并在1950年7月政务院通过的《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中将农民协会界定为“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这些农会组织实际上是新的社会动员的的工具，它“保证土地改革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并“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但是，以土地改革为基本目标和任务的农民协会，只能代表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的革命理想绝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可以实现的，也不可能让农民协会成为一股独立于国家行政控制之外的政治力量的。因此，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那些曾经在土地改革中充当过重要角色的农民协会，也就悄然地退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舞台。
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的共产党人看来，土地革命和改革虽然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实现了土地农民所有制，但并没有创造一套防止乡村社会因人地紧张以及土地趋向集中等情况下所带来的再度两极分化的机制。而且，农村土地改革仅仅是在乡村这种封闭的传统社会中进行的，没有得到城市和工业的支援，也就不可能创建使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变的机制。因而，共产党和毛泽东把土地改革仅仅看作是“民权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农民土地所有制仅仅是一定时期出于革命和现实需要而确定的暂时性目标，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要进行土地制度的集体化和国有化改造。这种改造就是以革命运动的形式推进农村合作化运动。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七届六中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讲话，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口号下，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强令各地整齐划一，必须在规定时间按规定模式完成农业合作化。到1957年底，全国97%的农户自愿或被迫加入了高级社，接着就是全面推行人民公社运动。在这一系列“运动”之中，建构了通过“集体化”走向共产主义的动员性话语体制，农民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的双重强制下失去了刚分到手的土地，那张有人民政府大印的土地证变成了没有任何权利意义的废纸。不仅如此，国家还通过了统购统销制和城乡二元分离的户籍制度建立了对农民的强制性剥夺体制，数亿被“集体化”了的农民在失去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状况下经受着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无情的剥夺。而这些强制性管理和剥夺却因“革命”赋予了绝对的合法性。
然而，以“继续革命”为依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少部分掌握社会发展话语权的“革命知识分子”通过“无情打击”使广大知识精英边缘化；城乡二元分离的强制性剥夺体制将农民变成了不能享受基本国民待遇的“现代农奴”；绝对“平均主义”使意识形态化了的工人阶级的经济生活并没有得到真正改善。“继续革命”的正当性最终由农民因饥饿而向人民公社体制发起进攻遭到彻底否决。
革命终结后的政治遗产
改革开放意味着革命的终结。自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革命的话语被逐渐淡化，经济建设获得了绝对的正当性。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口号下，执政者成功地完成了革命话语向改革话语的转换。到了新世纪的中共十六大就在其《党章》中明确宣示，“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项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共产党终于在执政了半个多世纪后才公开明确地表示要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了。这就非常清楚地向社会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掌握政权的共产党要终结革命了。
事实上，知识精英早就希望告别革命。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和刘再复在其名著《告别革命》中就将革命视为20世纪中国许多苦难的重要根源之一。在革命的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怀疑的时候，知识精英进行了寻找新的社会价值的努力。于是，新权威主义、自由主义、新右派纷纷出场。无论他们之间的理论建构有多少不同，否定“革命”的态度却是一致的。思想家的这些观点还得到了经济学家的支持。德尔芬·内托的“蛋糕论”及S·西蒙的“积累优先论”为中国改革家们的行为提供强有力的说明。于是，一种与拉美“精英意识形态”相似的“发展主义”获得了主流地位。这种“发展主义”企图通过发展来解决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它主张推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但同时要避免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和权力分配等方面的变革，或者至少要把这类改革减少到最少限度。在他们看来，民主和社会公正会伴随着强劲的经济增长自动出现。这些“发展主义”盛行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革命”彻底失去了正当性。
革命就这样终结了。在发展主义旗帜下，中国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甚至到了新世纪被称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经济繁荣”的“太平盛世”，人们惊讶地看到，由于对社会公平缺乏应有的关注，中国出现了一个将工农边缘化的排斥性体制。
如果我们能超越意识形态视野，就会发现，这个排斥性体制已经具有了初步的社会形态：
其一，代表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合法”地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在共同的利益的驱使下，他们对现行体制具有基本的认同感，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1）权力主体利用国家权威通过财税体制强化社会财富的集中程度并主导着社会财富的分配。他们由于垄断了国家的权力资源，而在经济上成为了最主要的获利者。党政机关机关工作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61元上升到2000年的10048元，增长了15.20倍，而同期采掘、机器制造、建筑和农林等四大行业的产业工人年平均工资从1978年的652元上升到2000年的7870元，只增长了11.96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2000年平均工资是四大行业的产业工人的1.28倍。而且，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还享有远远超过工资收入的劳保福利及公款消费。特别是，那些代表国家直接掌握国有经营性资产的企业管理者，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的经营管理者，不仅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力“合法”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通过“内部人”控制等方式将国有财产非法地转为己有。（2）国家经济体制转轨出现了一个权力资本化时期，社会财富通过非公平的体制转移，使一部分人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成为了新生代资产者。全国有将近500万人是千万富豪，他们中间90%以上是来自有党、政、军干部背景，以及在政坛、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干子女与亲属。加上通过劳动或其它方式实现资本积累的资产者，到2001年全国共有460.8万私营企业主。他们是目前中国经济活动中最具有活力也最能获利的社会群体。他们一方面承受直接由官僚控制的金融资本和国有资本、外国大资本的欺压，另一方面其中的大部分又与权力合谋来无情地剥夺劳动者。（3）在“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口号下，知识精英也获得了社会财富的部分支配权。他们的年平均工资收入从1978年670元升到2000年13729元，增长了19.73倍。其中2000年平均工资是四大行业产业工人的1.74倍。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诸如课题费等方式获得大量的经济资源。他们总体生活水平已经“小康”。（4）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之间的转换机制已经初步形成，他们之间已经具有了身份转换的通道。在领导干部“知识化”的要求下，许多知识精英已成为了权力精英；权力精英又可以通过下海经商或官商兼顾等方式成为经济精英；十六大又开启了经济精英向权力精英转化的通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同盟。
其二，在强大的权力和资本压迫下，广大工人和农民因为贫穷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了社会弱势群体。（1）社会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贫富之间的差距已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82发展到1995年0.388，1996年则上升0.424，到1998年以后一直在0.456以上。其中2000年达到了0.458，10年上升了1.6倍。随着社会财富的都市化，加剧了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和地区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5%的富裕县与5%的贫困县人均GDP相差16.4倍。中国私有财富超过96%是由占38%的城市人口所有，且又集中在大都市并由占城市人口8%左右的人掌握；占总人口62%的八亿农人，仅拥有不到4%。最贫困的20%家庭仅占有社会全部收入的4.27%,而富有的20%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2）产业工人地位全面下降，绝对贫困人口增加，劳动环境日益恶化，劳资冲突加剧。90年代中期工矿企业所进行的“减员增效”改革，使3540万国有企业工人和1835万集体所有制工人失去工作岗位，实际下岗的工人应该在3200万以上，中国失业率在20%左右。由于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限在668个城市中推行，低保标准全国人均每月152元不仅远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每天人均消费1美元的贫困人口标准，而且许多地方有名无实根本没有实行，许多下岗失业工人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出现了近千万的绝对贫困工人；由于没有建立必要而刚性的劳动保护制度，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企业和资本家的无情侵犯，拖欠职工工资的情况十分严重，2000年全国共有79116个企业不同程度拖欠了1393多万职工的319亿元工资；劳动争议案件每年成倍的增长，国家劳动部门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从1994年的19098起，到2001年则是154621起，7年增长了7倍；企业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不顾工人的死活，特大恶性事故常有发生，工人伤亡事故也从90年代起直线上升，到1998年千人死亡率达到了0.262。（3）农民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获得的成果已经被各种苛捐杂税和强大的市场所鲸吞。农民居民收入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快速增长到90年代已经停滞不前，到2000年农民纯收入增长只有2.1%，绝大多数农民出现了负增长；而农民负担却在逐年加重，特别是中部地区普遍高于国家规定的5%标准，有的地方达到了15%以上；农民的流动受到各种限制，农民工不仅受到更为深重的剥削还普遍受到人格歧视。（4）被大部分知识精英遗弃的工农处于无意识和无组织状况，其生存条件和正当利益得不到正常表达，出现了工农的“失语症”并表现为群体无组织的“散沙状”。
第三，这种二元社会的排斥性体制具有刚性稳定，社会核心组织层对边缘群体表现出排斥效应，使社会结构显现出明显的断裂带。处于强势的社会核心组织边界封闭功能强大，而处于弱势的边缘群体则不具有整体向核心集团溶入的能力。而且，这种状况并不会因经济发展而得到改善。恰恰相反的则是，经济的发展只会为强势的核心组织层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加强其边界的排斥能力。这是因为，尽管核心组织层在其形成过程中，具有了一定的兼容性，可当核心组织层发展到足以自组织的规模时，处于强势核心层之外的社会成员要想进入则需要非常高的成本。而且，这种排斥性组织具有单向交流特性，即核心组织层与外层群体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流过程中表现出单边汲取，而不是相互交换。这就使这种排斥性体制能够获得维持其生长的资源，不至于在短时间内出现全面的崩溃。也就是说，一旦这种排斥体制的边界形成，工农的社会地位就会进一步边缘化，并会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毫无疑问，这种排斥性体制具有巨大的政治风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随着改革合法性的丧失而发生大规模的社会乱动，足以动摇社会发展的基础。许多具有社会话语权的知识精英认为，由于中国现阶段已经实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加上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足以防止一切社会动乱。显然，这种观点并不了解中国社会冲突发展的一般逻辑。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政权危机，大都是由于政治合法性失去后，局部性社会动乱发生，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分化，进而引发全局性的政治冲突，并造成整个政权体制的崩溃。自“改革”和“发展”作为新价值话语后，虽然曾经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可是如果广大工农长期不能从“改革”和“发展”中获益，如果他们认识到正是这种“改革”和“发展”造成了自己边缘化地位的话，“发展主义”这面大旗不仅会失去动员能力，而且会激起工农全面反抗。这种反抗并不只停留在消极的抵制上，还会产生大量的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行动。事实上，目前已经广泛存在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中的工农抗争活动已具有了政治性冲突的基本特征。具体来说，首先，这类事件表现为区域集中并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工人抗争在规模和影响上以东北工业基地为主，出现了跨企业和行业的联合；农民抗争则以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和江西为主，出现了全县性的联动，上万人甚至几万人的事件常有发生。其次，事件针对的对象是公共权力组织和公共政策。工人抗争一般采取阻塞县以上的党政机关，交通要道为主，主要口号是“要工作、要生活”；农民抗争则采取暴力手段直接攻击县以下的乡镇党政机关，提出的口号主要有“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村务公开，民主治村”。再次，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组织动员性力量。组织和动员工人抗争的主要是有一定的知识和威望的下岗职工（包括党员干部和工会干部）；动员农民抗争的骨干是在乡退伍军人。虽然这些事件大都由于政府的退让或武力镇压而得到平息。但是，如果一个政权需要利用国家暴力机器来镇压广大工农的反抗时，也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稳定基础已经动摇了。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社会主义“只不过是通过等级制度的路线审慎地改革社会，并强加一种强制性的‘精神力量’，以此‘终结革命’的一种尝试”。然而，“终结革命”并不是割裂历史或忘记历史。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表明，革命动员时的历史承诺实际上成为了一份不能回避的政治遗产。这种政治遗产对于成为了执政党的共产党而言，可以说是一种沉重的历史负担也可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果将其视为一种历史负担，我们就会看到，革命年代的政治承诺与发展主义价值观及现行的政策性选择之间存在着冲突，而为了保持自己历史道统及其合法性，执政党在大力提升资本家的政治地位的同时，还不得不宣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此类口号，在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却因无法解决亿万工农的基本生活而导致社会稳定基础动摇。然而，如果将这些革命承诺视为执政党的财富，又可以获得工农大众对其合法性的广泛认同，并为全面扼制正在强化的排斥性体制提供力量。当然，这需要执政者表现出真正的政治智慧和勇气，重构工农“解放”的社会价值。这些价值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无论共产党是否宣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农民是同盟军”此类主张，是否宣称如何代表他们的利益，它都应该通过建立必要的社会制度，并让工农成立自己的利益代表组织，以此来保卫他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来维护他们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来促进全社会各阶层的协调发展。
结 语
20世纪由知识精英动员起来的工农运动已经成为了历史。在当政者和知识精英的共同努力下，革命话语失去了社会动员的意义。当发展和稳定成为时代主旋律时，革命动员时一切政治承诺的严肃涵义都被消解了，革命最终在政治行为和社会意识中都被宣告终结。工人已经由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领导阶级” 回归为现实生活的雇佣劳动者，并由此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边缘化的地位。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改革初期生活得到改善的喜悦也早已失去，且被苛捐杂税盘剥得要铤而走险了。而导致工农边缘化的排斥性体制正在通过吸取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而获得更加强大的诉异力。这些都说明，中国社会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因为，如果在追求社会经济增长的同时，不能建立以社会各阶层均衡发展的公平体制来防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的边缘化，不能以制度化的形式来保护工农的基本权益，不能在新的价值和意义上“解放”工农，那么，要“告别革命”就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
谢谢各位。
附：答听众问。
问题一：于老师您好，我是来自于农村的，我感觉现在农村的问题并不是在“资本”上，而是在“权利”和“权力”上。中国革命的发生是否与农村的这种利益和权力格局有关？
答：我认为中国的问题有三大块：权力、资本和劳动。工业化以来，北方的是权力，沿海和南方是资本，我们湖南湖北等中部地区是劳动。毛泽东为什么要去湖南闹革命呢？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将近80年以前毛泽东曾经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做一种最低等的工作，每个月拿8块钱，后来他感到一种失落感，大教授拿几百块大洋，而自己就拿8块，所以他跑到上海去，但觉得上海也不是他的天地。最后到了湖南，因为湖南才是他的天地，他这种中下层知识分子可以动员劳动。现在资本仍然在压迫着中部地区的劳动，我们大家都知道湖南、江西有一个最形象的比喻“广东的一车矿泉水可以换湖南、江西的一车猪，湖南农民养一车猪只能换广东的一车水”，这种交换实际上是一种财富转移，所以说中部地区受的剥削历来是最重的。我刚才说的税费，这是一种财富的剥削。农民可以四处去打工，但是他们受到权力的压迫以外，更多的也受到资本的压迫，这一点也是应该看到的。
问题二：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些共产党员早期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凭借他们的能力，他们完全可以在国民党系统内，或者是那些已经有的社会系统内获得很好的发展，这些人为什么还要选择革命呢？我觉得很难用他们很高尚或是很有理想来解释，您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答：现在有一种观念是这样解释为什么毛泽东他们最后走向了革命的。大家认为是由于江浙人和湖南人的斗争。实际上共产党形成的革命核心主要是湖南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抗是在武汉发生的，领导对抗的主要是中部地区的知识分子，而当时国民党的领导阶层大多是江浙人。我认为这恰恰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双方有不同的社会资源分配。毛泽东领导了湖南农民运动，也领导了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时候，参加起义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安源煤矿原来的工人，当时安源煤矿已经跨了，几千名工人都没有工作，在贫困中生活。所以在那个时候毛泽东认为他有资源和国民党对抗、与资本对抗。
问题三：有很多学者的观点跟您相反，他们认为精英社会并不会导致消极的结果，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答：我刚才在前面也提到很多人认为精英的结盟不意味着社会稳定基础的失去，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但是，这种结盟把工人、农民这些边缘化的群体排斥在外，这种排斥具有非常明确的边界。现在的学界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个边界，实际上它是存在的，现在的人再想要进入到精英结盟中去是非常困难的，哪怕你现在大学毕业了，但你仍然很难进入这种权利的边界。这时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社会结盟形成强大的社会控制，所以萧功秦先生在此基础上得出一个预言——“中国十年不会乱”；但是我们也看见一些学者很悲观的认为中国会发生很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现在书店了出现了大量描写拉美国家社会冲突的书，知识界有一批学者注意到拉美国家，是因为中国现在的情况与拉美国家当年的精英结盟状况是相似的，他们结盟的后果我们现在是不能非常肯定地做一些判断的。所以我认为这种结盟在某些方面讲是求得了一时的安定，但社会在出现了排斥体制后会带来非常难克服的弊端，这也是拉美国家虽然发展不慢，可目前却面临着很大困难的原因之一。因此我认为对这种结盟我们不能太乐观，不能一味的强调发展、稳定，还应该关注公平，建立一种公平的体制。但是建立一种公平的政治体制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政治困难：一讲革命、一讲公平就意味着工人的闹事；一旦不讲这个，只注重发展就会导致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更加紧密的结合，对工人、农民更强的剥夺。所以我认为这种结盟不能简单理解。
问题四：您刚才提到共产党当初在动员工人、农民的时候提出了一些政治权力口号，而没有选择非常现实的利益，为什么他们当时要提出一种很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口号来动员工人、农民呢？而不是用一种比较切实的有关利益的意识形态来号召他们呢？您的新价值观大致有什么样的规则呢？
答：第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选择这样呢？共产党动员时的目的肯定不是绝对崇高的，工人可能获得的利益和他们作为政党可能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而作为宣传的工具和动员的内容也是不同的。比如在安源煤矿的例子里，可以组织公会，不可以随便开除工人，要加工资。安源煤矿是不是倒我们不管，我们工作了就要给钱！实际上在动员时讲的都是一些非常细节化的东西，一些非常简单的道理，都是现实的生活。乌托邦的东西只是作为一种符号，并不是动员的真正内容。
至于重构价值有哪些呢？我认为重构价值包括工人不是一种政治形式，工人就是工人。知识分子、资本家、工人都可以作为个人入党，作为一个政党，当然可以决定哪些人才能够入党。但不能既把工人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意识符号，又剥夺他作为一个经济人的权利，这就形成了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使现在很多工人宁愿在家里坐着问政府要钱而不愿意工作。这个局面是客观存在的，有的工人确实没有工作，但是还有很多工人宁可不工作，让农民去从事，他们认为农民是比我们社会地位更低的。所以我们在安源煤矿看见大量的工人失业在家里打麻将，但另一方面，挖煤的都是农民。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他的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没有办法协调，因此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使工人回复他的本位，工人就是工人，就是劳动者，不是统治阶级，也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这个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多数人可以统治少数人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工人的权利不加以保护。因此第二是使工人和农民的权利得到保护，要给与充分的保护。首先要让他们有说话的权利，现在，工人实际上是没有说话的权利。你们可以看到，在政府的决策层里面，有几个人是工人？没有！就算有，他们也没有说话的权利，都是一些失语的人。因为当初共产党让他们组织工会农会的权利已经被剥夺了。要让他们能够说话，这种说话不是没有规则没有体制的说话。但是我们必须要关注工人的权利，如果正当的权利得不到关注，就肯定会引发反抗！我经常说，你如果不去关心他们，那么总有一天他们会来关心你的。所以要保护他们说话的权利，让他们有与社会讨价还价的权利。比如说农民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你说交5%的税就是5%，没有学者提出来为什么农民不能说是1%呢？或者说为什么不是政府来给我？因为曾经从我身上拿走得太多了。然后要保护作为劳动者的契约的权利，至于你工厂的效益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不能随便开除工人，安源煤矿的第二条规定就是这样要求的。但是现在要开出工人简直太简单了，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效益，所以，你下去吧！（笑声）有一个案例，叫黄严峻案件，我已经写到我的新书里面了。因为他抗议单位延长劳动时间，所以写联名信，结果被开除了。他不服，来北京告状，被抓了起来。结果他的父母来了，说如果你们不放人，我们就死在这里，这样才把他给放了出来。他接着告状，在北京中院开庭的时候我去了。我说：80年前，安源煤矿的工人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而举行了大罢工，他们的第二条就是“没有正当理由，不能随便开除工人”。现在呢，就因为你告我的状，你告状就是破坏生产，就要被开除！工人的权利在哪里？工人应该在契约范围内工作，不管企业的效益如何都不应该随便开除工人，这一点在中国目前非常缺乏。所以必须关注他们的权利，才能重构这个社会！
问题五：我期待您能从关注弱势群体的角度来谈一下工人、农民处于边缘地位的问题。
答：弱势群体的保护应该是均势的，是为了社会的均衡。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再剥夺那些有钱人了，因为这样没有合法性。但是对弱势群体怎么去保护呢？我认为首先要明确国家有责任，国家不能放弃这个责任，所以国家可以放弃当初的承诺，但是不能背叛它的责任。这种责任不是要求解放，解放已经做不到了，当时说的解放已经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了！但是国家必须给每个人作为社会公民的权利。因此我认为弱势群体首要的保护是公民权的保护，其他权利都在公民权之内。此外，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是因为这个排斥的体制他已经没有办法进去了，我们要想办法，用一种倾斜的角度让他进入，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的扶贫开放项目等。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的责任，是一个有道义感的有正义感的政府的责任。
问题六：我想问一下您认为应该怎么组织农会，农会是怎么样定义的？农会又能为农民作些什么呢？
答：讲农会、工会大家通常都会认为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实际上不是这样。中国的农会、工会已经有100年的历史，无论是清代政府、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政府都有农会，国民党做了大量的农会法律，而我们现在却把这些东西都看成是洪水猛兽，是不能提的。原因在于当初革命动员时把农会作为了一种革命工具，而不是农民保护自己权利的组织。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把农会组织的性质纠正过来。一个农会在作为革命动员组织的时候，虽然它当时确实为共产党做了大量的事情，但也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我们到底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农会呢，我认为农会应该是真正农民的组织，不是一个政府的机关；农会应该在制度化下运作，而不是在制度外进行，不是一种革命组织而是一个维护权利的组织；农会应该是一种允许农民退出的组织，现在中国的很多组织都是不能退的，只能进不能出，一退就意味你是异化的人；此外，农会还应该是带有经济联合性的组织。台湾、日本的农会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范例。
问题七：于老师，您刚才所说的现在在安源煤矿下井挖煤的都是民工，这个现象目前在中国非常普遍，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农民会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城镇，我想请问您会不会形成一个在农民和工人中间的阶级？
答：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也思考过。我认为现在的工人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工人了，原来的工人是一种身份制的工人。我刚才讲了安源煤矿的情况并不是否认他们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且这种劳动转移能力在许多学者看来正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出口。但是我们在提这个问题时却要注意到这一批人的权利和作为边缘化的工人的权利是不一样的，他们更受到这个社会的剥夺，这也是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要理解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从保护他们的权利的角度入手。我们简单以安源煤矿为例，为什么安源煤矿的包工头喜欢用农民工而不喜欢用正式工呢？我们去访问他们，他们说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因为这批农民听话，他们在家里没田种，也没收入，在这里一个月还有几百块钱，所以他们听话。而那批工人不听话，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底细。现在有很多剥削的办法，我刚才没有仔细地讲。煤矿的正式工人是不允许包工头这样做的，但是农民工是允许这样的。农民工到安源打工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到安源去工作是要送礼的，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份工作，会服从包工头的管理，他们的权利更得不到保护，我们的成本是最低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关注他们的权利，只有在他们的权利得到实现后，他们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上面是我的看法。
问题八：刚才您提到社会资源有两个对立的集团，一个是权利、资金、知识相结合的强势集团，另一个是处于弱势的各种群体。我想知道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不可调和的？因为我发现社会目前存在流动性，让下层有机会进入上层之中，对这个现象您是怎么看的呢？
答：我先在这里做一个声明：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不是为了寻求对抗，而是为了寻求解决。我们之所以把这样一种想法宣传出来就是想诉诸于社会、诉诸于知识精英（你们应该也属于知识精英）。社会的这种对抗是不是不可避免呢？我认为是可以避免的，关键就看你怎么选择。当知识精英认为强大的国家能够克服所有工农的反抗时就恰恰把他们的反抗推向了比较高的阶段，所以我认为要使这种对抗达到均衡，我们从现在开始就需要清晰的认识到社会下层对抗的存在，在建立小康社会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大批的工人、农民没饭吃的事实。我这次有个比较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经过湖南，湖南师范大学请我去做演讲，我把上面的内容讲了一下，讲完后一个老教授就打电话给湖南省前省委书记，他们以前是同学。前省委书记就把我请过去说我们座谈一下，我跟他讲了一下我的一些调查情况。他听后觉得非常惊讶，他说原来农民和工人是这种情况呀。他的惊讶给我更大的惊讶——你们原来不知道。我更加惊讶，我说这些文件都是你签发的啊，你都看过的。他说从来没有人把这些东西一起拿过来让我看看。偶然发生一两次事件他会觉得没什么问题，中国有这么强大的部队我们怕什么。但他不知道都是退伍军人在闹事，没有人去调查过这个问题，只是说某某人闹事，却没有去调查过他们的身份。他的惊讶让我发现原来党的很多高层干部并不知道这种情况，他们看见的都是各项指标的增加，虽然他们也不相信，虽然他们也知道增加当中有水分，他们也知道底下很多人还没有饭吃，但他们没想到下面的人会组织起来这样的对抗。但是领导者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去看看95年后所有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上，第二句话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正是由于社会开始有不稳定因素，所以国家才开始着手减轻农民负担。那么是不是社会稳定了，农民负担就不需要减轻了？所以我们必须向当权者提供非常完整的信息，引起他们的重视，保护工农的基本权利，否则无法实现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问题九：于老师您好，我认为农民不是弱势群体，我想8亿人的力量并不弱，关键在于他们是8亿个单个人，如果他们组织起来，我想他们的利益是没有人敢去触碰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是推动农民如何组织起来，理性的组织起来，不是闹事也不是革命。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怎么合法地、理性地组织这是面临的问题。工农都不应该是弱势群体，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
农民一：我是一个农民，今天能够来到北大，我非常的高兴。农村的情况我比较了解，农村的案子比较多，尤其是民告官的案子特别多。我今天很高兴可以借着这个平台，替农民说上一言半句。现在的农村的问题确实很多，第一个就是农民很难，收入很低，所以只好出来寻求另外的出路。很多数据显示啊，农民的收入总额和税收的总额的比较，农民现在的收入是负收入，不是正收入。县、乡镇的基层领导架空了中央，采取的是愚民的政策，不允许最底层的农民接触到中央的政策和文件，害怕自己的行为暴露！现在，乱收费、乱摊派，农民苦不堪言。你去告状，没人理。你要是敢捅了你的村干部一个手指头，你就完了。我简单的讲啊，农民现在就是全国人民当中最弱势的一个弱势群体。
农民二：我说两句。我赞成刚才那位同学的观点，根本来说，农民并不弱，不但不弱，而且可以很强。不是没有办法，有办法，而且可行，而且合理合法。拿就是说，首先要尊重农民，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要形成这样的一种大氛围。为什么要尊重农民呢？俗话说：生我者爹妈，养我者三餐。任何一个人，离了三餐都不能独活于世。农民是衣食父母，这一点如果全社会的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