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工业化和城市化,留下了财税体制缺陷、要素价格扭曲等一系列后遗症。根据我调研的结果,片面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透支国家的承载能力,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重复建设;全国655个城市中有400个城市缺水,大约有200个城市严重缺水,但仍有182个不切实际地要建设国际大都市;一些城市的高房价,以及接连出现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交通安全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事件,凭借其巨大惯性支配着各级官员的行为方式,失衡的利益格局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
有人形象地比喻说:“正在崛起的中国,有两块胸大肌特别突出:一块是城市房地产,一块是出口加工。这两块胸大肌之所以发育超前,是因为把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和农民工的剩余劳动及社保扣除当成丰乳剂,抹在了上面。”这个比喻道破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背后的真相,就是强制性剥夺农村的劳动力、资金和土地资源。据有关专家测算,从1952年至1990年,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建设贡献资金11594.14亿元,其中75.1%来自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13.2%来自农业税,11.7%来自银行储蓄。在过去30多年里,农民还为城市化奉献了土地级差30万个亿。
应该清醒地看到,农民、农业与农村的状况决定着政权兴衰。纵观历史,如何对待三农,是历朝历代治乱成败的首要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几千年来都是农民人均占有资源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公共服务弱。一个朝代建立初期,都注意痛定思痛,惩民之所恨,扬民之所善,重视农民、农业与农村。一个朝代最终走向灭亡,也在于羽毛丰满后不再自我约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私欲膨胀,通过各种倒行逆施疯狂兼并土地,蔑视农民、农业与农村。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感叹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但让我深感忧虑的是,很多人仍然昧于国情,“拿农村的地、发工业的财、做城市的梦”,把农民、农业与农村排除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外。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每次自有规律可循。自唐朝黄巢起义开始,后继的农民战争都相继提出了“均田地”的主张。如北宋王小波、李顺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南宋钟相、杨么的“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口号,充分反映出农民对自身利益和命运的强烈要求。事实上,近代中国革命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记忆,也同样镌刻在岁月的丰碑之上,警示和滋养着今天的治国新思维。
从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看,农民通常占总人口的10%以下,农业就业大约只占就业总量的5%以下。但我国国情不同,农民占总人口的70%以上,农业就业占就业总量的50%以上。如果农民下降到30%,就要从农村转移5亿多人口;如果农业就业下降到10%,就要从农业转移2亿多劳动力。片面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通行做法,就是把卖地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用银行撬出来的贷款支持土地几十倍、几百倍升值,预支未来50-70年的土地收益。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14239亿元,一些城市的卖地收入居然占当年财政收入的五六成之多。这种“一荣俱损”的短期行为,本质上是政府主导的政绩工程陷阱,造成了农民更加贫穷、农业更加困难和农村更加衰败。
长期以来,我国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对农村和农民实行“统制”,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地纠结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现在,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民就业不充分、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不到位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导火索。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不能把发展建立在市民受益、农民受损的基础之上。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不当,就会激化各种矛盾,导致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艰难转型阶段,难度不在于如何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更高,而在于如何使发展更有利于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有时宁可把步子放得慢一点,也要理清思路,避免在关键时刻选择错误的方向。应当指出,把农民、农业与农村放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决策起点上,有利于纲举目张地解决当前的国内问题。并抓住主要矛盾,从制度安排上弱化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冲动,果断纠正“先市民、后农民,先工业、后农业,先城市、后农村”的做法。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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