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新农村建设的历史机遇及应持的态度
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国内经济放缓，保增长压力加大，作为发展难题的“三农”工作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现实困境。“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的收入问题，但是金融危机一方面使农产品价格下行压力加大；另方面使农民工转移就业困难、工资性收入减少。在农民增收困难的局面下，农村工作遇到的新问题是，各地都在花大力气在农民工的培训和农民工的转移就业及创业上，作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三农”工作的目标和落脚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可能被迟滞推进和忽视。一些地方可能并未意识到，随着国家宏观经济“向内转”的调整，事实上，新农村建设已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机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概而言之就是必须遵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经过改革开放30年，农村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目共睹。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农村落后，主要应该是体现在城乡收入和基础设施的差距两大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以往的欠账太多，农村的落后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还包括农村的其他社会功能和服务功能以及进一步发展的能力。拿农民收入来说，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民人均收入一直在增长，但增长幅度还是呈现出阶段性下降趋势：从1978—1984年的15.1%下降到1985—1988年的5%和1990—2000年的4.5%。2001年为4.8%，2002年为5%。2002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1:1。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则由上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在新近一期的《求是》上也撰文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民收入保持了年均6%以上的增长速度。但这一增长与城镇居民收入提高速度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指向。由于农村的长期落伍，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身所具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如何借鉴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上，也需要有个清醒认识。有文章认为，韩国新村运动起始的1970年，当时韩国正值工业化起飞前夜，经济整体上比较落后。而现今我国经过了改革开放后30年的起飞过程，而且速度还比较快，许多地区目前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经济发展阶段明显比韩国新村运动起步时高。认为我们要建设的新农村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建设，而不应停留在像当年韩国一样的对“住茅草屋，点煤油灯”的农村的建设。从长远看，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如果据此得出，我国已经具备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大力践行，在社会关注和财政投入没有进一步加大的前提下，不切实际地建“新村”，农村和农民并不一定受益。
客观而言，我国农村的发展还是落后的，“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指出，需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民生工程建设”，2009年要“再解决6000万人安全饮水问题，增加500万沼气用户，继续加强农村电网、邮政通信和社会事业等基础建设。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对于如何建设新农村我以为尤其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反对一切脱离实际的人为拔高的建设要求，要实现农民的全面小康，也应从解决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问题着手，解决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为农业和农村今后的发展和起飞做好铺垫。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有着丰富的内涵，基本涵盖了新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但是从对改善农村生活和居住环境、改善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增加农民收入来看，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韩国当年“新村运动”目标又是相一致的。而且从目前我国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农村状况，客观上存在的城乡差距、工农业发展失衡以及行政体制、文化背景等方面来看，我国与上世纪70年代初的韩国其实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韩国能够在短短的30年时间里走完西方近百年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道路，既是“新村运动”也是走城市化道路的结果，韩国的道路表明韩国的“新村运动”对促进农村和农业现代化曾起着相当巨大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还处在起步阶段，韩国这“他山之石”，正是我们可以攻“三农”难题之“玉”，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自然、经济、文化和社会千差万别，对新农村建设的需求很不一样。韩国的经验提醒我们，作为一个政府主导的建设，我们必须把握好“度”，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上什么样的项目，搞什么样的工程，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把新农村建设项目搞成花架子、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因为少不了农民的投工投劳和投资，增加的是农民的负担，肯定不是群众所欢迎的。这些年我经常到农村去，不少农村的面貌变化之大让人惊喜，但也有不少的村庄，虽多了几幢楼，但少了几块地、水利设施不全，不说农民致富，遇到旱灾涝灾，粮食还要减产。更广大的农村的落后、农业基础的脆弱需要我们的严肃正视。韩国的“新村运动”首先把重点放在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上，包括茅草屋换瓦房、改造厨房、卫生间、修筑围墙、道路硬化、供水供电设施建设等，实施的都是切实可行的小项目，正是农民所需、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从加强基础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看，与韩国的“新村运动”是相仿佛的。从切合农村实际出发，地方政府就不应该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相对富裕的村庄去搞“彩化”、“亮化”，建“别墅村”，而更应顾及相对贫困村庄的农村和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对2000多万贫困人口而言，最需要的是发展生产，脱贫致富，而不是盖新房，建新村。我们的善政之光要少照绮罗筵，多照茅草屋。”（李成贵：《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考和政策建议》，《学习时报》2007年4月17日）
当前因为农业基础薄弱，我国农业在生产方式上，还是简单的劳动和土地相结合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离建立农工商一体的农业新体系还有较大距离，完善的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现代农业产业系统尚未形成。财政支农力度也不够。根据WTO组织中的“黄箱政策”，我国对农民的收入补贴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2007年，我国农业总产值27681亿元，8.5%的补贴总额应该是2353亿元，我们实际的补贴还远远不够。在当前的形势下，受国际金融风暴影响，舆论普遍认为，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极为艰巨的一年。 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也面临着转型。但是当我们转变发展战略的时候，扩大内需需要发挥广大农村作用的时候，经济建设需要更加重视农村的发展的时候，这不正是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良好机遇吗？对于做好农村和农业工作，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对“三农”的扶持力度也进一步加大。在两年四万亿的投资中，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就达到3700亿元。对农民的补贴方面，2008年对农民的各项补贴达到1030亿，2009年将增加200亿，达到1230亿；粮食收购价格也将相应提高。这些措施都将力保农民的增收。
我们常说要转“危”为“机”。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机遇，应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已提出“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要求进一步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把“三农”作为投入重点；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具体措施就是提高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业农村的比重，新增国债使用向“三农”倾斜；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收入用于农业的比例， 耕地占用税税率提高后新增收入全部用于农业，土地出让收入重点支持农业土地开发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2009年政府各项支农力度的加大，农村的“强基础”将有望实现。各地如果都能够切实贯彻落实，抓住机遇、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无疑农业和农村将迎来发展的大好契机。
林毅夫于1999年曾提出并倡导“新村运动”， 当时的宏观背景是韩国、日本、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及我国的香港地区正经历着金融泡沫与经济危机，许多亚洲国家经济开始通胀，货币日益贬值，导致我国的出口面临较大压力，企业产能过剩，并出现通货紧缩。林毅夫提出“刺激农民消费，扩大内需，以拉动经济增长”的观点，主张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2005年“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契合，2008到2009年，我们又遭受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那么从新一轮的扩大农村消费、增加农民收入来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成了我们当前的着力点所在，而且加大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还可以解决一些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缓解时下巨大的就业压力。借着国际金融危机“倒逼”的压力，脚踏实地地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也是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必然举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