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之际，由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杂志社、新知研究院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暨《经济学家》创刊２０周年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到会的８０余位专家、学者总结了中国３０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对当前中国农村改革、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现将部分专家的发言整理如下，供有关人士参考。
一、中国农村改革问题研究
土地流转不能改变农地用途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陈锡文
３０年农村土地改革，中央强调土地承包期要足够长，土地承包期要比较稳定。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又提出一个更新的概念：要长久不变。这很清晰地表达出中央在土地制度上的意图，就是承包期要长，承包关系要稳，给农民以足够预期。
研究土地流转一定要注意农业的特殊性及世界各国对农地管理的特殊制度——用途管制。 土地流转是法律赋予承包农户的一个权利，就是农户承包农地之后，可以自己种，也可以以其他方式让给别人种，因此流转农地也只能在农民之间流转。如果把农地变为非农用途也叫做流转，甚至把农地产权的交易买卖也叫做流转，这和农地流转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我们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不能以牺牲农业土地为代价，要解决好保持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繁荣这件大事。二战以后，世界各国开始普遍推进土地改革，此后６０多年的时间，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制定鼓励大资本进入农村排挤小农的法律和政策，反而有非常明确的法律限制大资本进入农业：在美国，大资本进入农村可以，但只能给农业提供产前、产后、产中的服务；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都不允许大资本进入农村。让农民转为市民这个过程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所以，研究土地流转，要多多关注中国工业化怎么汇集农民，让农民能够进城，如果这个事解决不好，农村土地问题也解决不好。
在我国现在只有１８．２６亿亩耕地这个大背景下，对于农业稳定发展，我们要居安思危。在土地问题上，对于农地转为非农地这件事情要特别小心。目前，从基层政府来说，不科学的发展观依然存在，盲目追求ＧＤＰ、追求财政收入的增长这种倾向还是非常强烈的，因此，如果把农地说成一般性的需要，可以自由流动，甚至于可以改变土地的用途，这对国家长远发展来说是极大危害。
从中国国情出发，搞好农村改革
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教授 刘诗白
当前中国的农村改革必须重视下列几个问题。第一，要更加重视加强农村生产主体的企业化经营，把农业生产主体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将其激活。不应片面追求生产的大规模和土地集中。农业生产主体有家庭、专业大户、合作经济、集体组织和龙头企业，这五类生产主体开展企业化经营有极大的发展潜力。统分结合的家庭经营，是我国几亿农民发展生产的主要形式。大户经营也是重要形式。合作经济及新集体经济是中国农业的骨干因素。龙头企业所代表的国内外资本经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力量。 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允许过急地将农业生产大规模化，例如，东北与四川、江浙等地的情况不同。中国没有太多的土地用来搞大农场，因此对家庭经营要足够重视。
第二，要正确引导农村土地流转。中国农村土地需要流转，但要避免一放就乱、就超１８亿亩耕地的红线，要避免利用农村土地盲目发展三产，特别是房地产，追求浮财，导致农业企业一旦破产无人负责，危及几亿农民的土地安全，带来巨大的后患。不能实行农村土地流转方式像城市那样自由流动，对稀缺的土地资源，必须严格管制，也就是要实行政府主导、农民自主的土地流转模式。
第三，要实行对农业的全面公共支撑。农业是弱势产业，受到传统小生产方式、农民素质、土地资源、技术、资金等条件的制约。中国的农业要发展，不能简单地将农民推向市场，要实行国家全面的大的支撑。加大财政投入， 搞好农村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教育、卫生、科技事业，加强农户经营管理能力。中国的农业发展是在各方面的合力支持下进行的，因此，除了政府之外，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合，包括发展农业需要的知识、人才、经营管理等。当前，国家用４万亿元拉动内需，机不可失。要拉动农村的消费和建设投资，要把铁路、机场修到人口多且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
加快农村金融市场发展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唐仁健
我国农业基础仍然脆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需要加快步伐、加大力度。一是农村要素市场还需要发育。农村劳动力流动尽管不受限制，但是比较规范化的统筹城乡的就业制度并没有建立。
二是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现在农业贷款仅占社会总贷款的５％左右，乡镇企业贷款只有２．３％，两项加在一起不超过社会贷款余额的１０％。尽管乡镇企业贷款很复杂，可能还有别的融资渠道，有的可能来自银行，但总的比例也相当低。我国农村金融的制度设计总体上不尽合理。农户的资金需求具有小额、短期、没有抵押担保的特点，需要及时的非正规金融的支持。但是现在农行、农发行、信用社的贷款全是按正规金融形式来办的，即要有抵押担保，制度的设计与农户的金融需求对不上号。
三是对农业一定要补贴。加大“三农”投入，提供以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支持保护体系。我国人均只有１．３８亩土地，把农民数量减少到３０％，城市化率就提高到了７０％。２０２０年之后还按１８亿亩耕地为红线，户均耕地也才相当于日本、韩国目前水平的三分之二。这样的农业不靠补贴靠什么？所以最基本的投入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只有把这两项工作搞好了， 改造传统农业才会有出路。
二、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谢平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世人有所启示。（一）金融机构包括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基金公司的高管人员要强化风险意识，要对投资者、债权人负责，克服短期化行为。目前对高管的激励方式，比方说基本工资＋奖金＋期权，还做不到与债权人、投资者的目标相一致。现行激励机制的设计方式不对，这次华尔街金融危机也证实了这一点。（二）目前金融市场信息的透明度远远不够，或者说少有透明度。很多公司的非执行董事不了解公司真实情况，包括花旗、美林银行。即使是中介机构， 如会计事务所、法律事务所、资产评估及咨询公司等，它们也有利益动机，也难以向债权人和投资者提供真实的完整的信息。由于信息不对称、不透明，使投资者信息偏差的预期扩大，价格信号不对称，从而使整个金融市场上信息失灵而产生问题。（三）金融监管不力。（四）要正确看待货币政策的长期效果。货币政策有两个假设：第一，没有金融创新；第二，金融监管是完备的。在这两个假设前提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成立的，但是事实证明这两个假设很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效果就要打折扣，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长期效果完全会偏离人们的预期。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启示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逄锦聚
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启示：（一）要妥善处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很少有“实体经济”这个词，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讲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的，这体现在《资本论》第三卷，我们应该从理论上科学地认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二）要妥善处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美国耶鲁大学金融系主任的一篇文章说，不能在创新的同时去强调监管，因为要监管就不能创新。我不太同意他的看法，但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创新和监管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个人认为，金融创新应该大大鼓励，但是在创新的同时，应该预期到会有风险，而这种风险，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防范，预期风险、增强防范意识和防范措施这本身就是监管的内容。（三）要妥善处理金融自主和金融开放的关系。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潮流，金融也要开放，但是在开放的同时，要强调金融自主。我们究竟有多大的能力走向世界，要和我们的开放步伐相匹配。过去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过多、过快地走向世界，最后吃了亏，这其实就是要妥善处理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关系。
美国金融危机与收入分配有关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 林岗
我想说两个问题：第一，对美国金融危机原因的理解；第二，这次危机对我们的启示。
对于第一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和收入分配有关系。西方经济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有明显的鼓吹资本积累、金融化的倾向。从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统计的小时实际工资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生产出来的东西（比如房子）要卖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进行金融创新，结果是把不足的有效需求放大。金融危机的背景是这样的： 通过放大需求维持增长。让没有钱的人假装有钱来买房子，最后泡沫就破了。这也就是马克思讲的任何危机的根源是劳动人民的消费能力不足。不论是主流的还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从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
中国的收入差距与美国有类似之处。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０．４，这是公认的事实。正因为我们收入差距比较大，经济增长由三驾马车驱动，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就有波动，趋势是下降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尤其是出口增长比较快。如果靠出口来弥补消费的不足，美国经济衰退就会给中国带来麻烦。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我国沿海地区企业就没有订单，工人失业，工厂关闭。从进口角度来说，我们要维持高的增长速度，而最终的消费需求又比较小，只有靠投资来拉动增长；同时我们又是一个资源不足的国家，要进口大量的初级产品来扩大投资，这又可能造成国内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我们的经济增长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太大了，如果不加注意的话，很可能滑入到依附型发展的轨道上。其实我们有庞大的国内人口，只要把收入分配搞平均一点，就会成为很大的有效需求，消费倾向就会提高。所以在扩大内需方面的政策应该保持不变，只是侧重点应该放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健全社会保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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