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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南都公众论坛的听众朋友，各位中欧论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鹏，本次活动是南度公众论坛的第30期活动，同时也是中欧论坛的第15期，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先生，他将为我们作主题为《危机中的媒体责任》，现在我们有请喻教授上台来。
用喻教授的话来说，危机是新世纪的关键词之一，在危机中，人的生命价值的意义何在，当海啸、恐怖袭击等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面临危机的，我们面对这样的危机，媒体的责任应该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交给喻国明教授，请他来一一解答，谢谢。
喻国明：很高兴通过南都搭建的这个平台，跟深圳的朋友交流这个话题。我想通过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传媒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力量？第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社会，到底是如何构成的？第三我们今天的主题，在危机中媒介应该如何来善尽自己的职守。
首先我想说的是，信息作为一种权利资源，分享信息就意味着分享权利，这是政治社会学当中的一个基本的判定，那么传播实际上就是最主要的表达的软力量，这种不同于军事强力，也不同于资本的强制，软力量有自己独特发挥影响力的方式，关于软力量软实力的概念，比较早提出的是哈佛教授约瑟夫·奈，他是为美国的发展战略提出的，在这个报告中他说，美国要实现在全世界的影响力，在全世界的控制力，既要依靠常规的经济强势、军事强势等等这方面的硬势力，同时还要注重软实力的构建，他把软实力分成三个方面，一个是制度的协调力，对于各种各样的利益、力量的协调能力；第二是文化凝聚力；第三是传播影响力。
这里讲到的软实力，它看起来很软，但实际上是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力量，比如说我们讲到制度，我就想到制度构建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就是把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各种不同的想法的人凝聚在一起，什么叫社会？社会就是由人来构成的，一个人不是社会，两个人或以上的人才叫社会。
社会既然是不同的个人构成的，它就会既要追求1+1大于2的效应，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如何协调他们的关系，实际上这样的协调就是制度构建的本质。我记得在1000多年前，汉代有一个学问家叫刘向，人和人组成社会，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想法、利益都不相同，用他的话说“水和火不能相容”，他们必将在社会中冲撞，代价是巨大的，而好的社会制度，就像一个锅一样，把他们分成两端，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煮出社会的汤羹美味。
传播这样的影响力，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它作为软实力，我想到一个典故，实际上就是孔夫子的传说：孔夫子年轻的时候，听说老子住在什么地方，他就去拜见老子，因为老子当时非常有名气，老子很崇尚自然，一看年轻人穿着如此隆重，于是就很不喜欢，就不说话，孔夫子就把衣服脱了下来，说我对你重视才穿得如此隆重，无论我做错什么您要教我，于是老子张开嘴问他，嘴里什么东西最坚硬，孔子说牙齿，老子问他什么最柔软，孔子说舌头，老子说你看，孔子只看到一个老人的嘴，只有舌头。
老子想告诉他说，一时坚硬的东西，不会是永恒的，柔软的东西生命力可能更长。老子是很崇尚水的，他认为水是最柔软的，世界上没有比水更因形而变，永远没有自己特殊的形状，但是水到之处都是曲曲折折，但它也是一往无前，任何坚硬的东西也无法阻挡他前进的步伐，传播实际上具有水性的东西，虽然它润物细无声，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存在影响力。
传播是如何影响社会的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说一下，传播影响的方式和手段。
第一，传播决定着人们的社会认知。我们都知道，人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它是以事实为前提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头脑中所有关于外部世界种种所谓的“事实”，90%以上都不是我们通过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90%以上通过传媒，二手、三手、四手、五手的传播而来，经过这样加工、筛选的实施，跟客观事实之间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异，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感受到的。
我有一个学生，前年受团中央选派到非洲做志愿者，他回来以后我问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我们过去头脑关于非洲和非洲人的实际印象，跟我感受到的有太大差距，因为我们过去关于非洲、阿拉伯、伊拉克，种种外部印象，是谁来构建起的图景呢？是由控制世界传播的大通讯社大媒体，比如美联社、路透社、CNN，这样的价值选择，跟我们实际接触到的人，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这样的差距并不是因为它造假所造成的，他所报道的每一个片断都是事实，但是这样一个一个片断构成，关于一类人，关于一个社会，关于一个事件的印象，却可能跟事实本身是有差距的。
80年以前，美国有一个学者写过一篇文章，在文章里提出传播学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模拟环境”，就是由媒介所构造出来的世界图景，他说这个世界的图景跟现实有差异，所以我们叫“假环境”，这个不是因为媒介造假，而是片断选择蒙太奇的转接，出现跟真实的偏差。
1951年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过现场实验，当时美国驻朝鲜前线的总司令，由于跟杜鲁门总统的矛盾被撤职回到美国，当地的旧军人协会在芝加哥举行了机场的欢迎仪式，所有人看到的欢迎仪式是冷清奚落的，但是播出5分钟的新闻短篇里，所呈现出的镜头缀接是热情的，像一个英雄凯旋一样，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所有现场的人回答说，他受到的欢迎是冷清的，这就是一种媒介创造的环境跟现实之间的差距。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一些人也缺少跟媒介打交道的经验，也有过一些冲突，比如我们学校有一个知名的法律教授，有一次北京电视台因为一个案件去采访他，这个案件在当时是很有影响力的；但是电视台的问题在于，它已经有一个立场预设，他想表达的观点希望通过这个教授来说，恰恰这个教授持有的观点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教授没有跟媒介打交道的经验，教授讲了50分钟，摄像机都已经关了，因为教授太知名了就没有告诉他。知识分子都是讲平衡不下断言的，所以他说了一句“那样的观点也是有道理的，我认为这种理解也是有道理的”，这天晚上他说接受了北京电视台的采访，请学生们都关注这条新闻，但是今天晚上这条新闻，教授只出现15秒，出现的只有那句话，他顿时有了一种被强奸的感觉。
这就是媒介所报道出来的事实，有时候跟事实的真相之间甚距，这种距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被我们察觉，它改造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我们又浑然不觉，这就是它的影响力的作用。第二，传播设置人们的社会议程，很多研究都表明，媒介的报道决定着人们关注的热点，比如说我最近很有一些感慨，我们当前中国的社会问题有多少重要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讨论、关注，比如说金融危急之下的企业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就业、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比如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如果是仅仅使我们经济发展放缓的速度有所缓解，应该是对我们过去经济结构中有缺陷的东西有所纠正，这400亿花的才真正值得，而不是救急。
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有关注，但还是不够多，比如汶川地震中暴露出的房屋质量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如何保证中国人不要像一个化学家一样，像一个质监局的高级工程师一样，对生活充满了选择，让人们过的舒适一点，这样的机制如何构建，这样的问题都亟待我们的讨论关注。
我很遗憾的是，前一段我们很多人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巴黎佳士得拍卖行的关于圆明园鼠首、兔首的拍卖上，一个制作相对粗糙的装饰品，它的价值非常低，居然被炒到上亿元的价格，而我们的媒体又连篇累牍报道；这就是媒介在设置议程。他把它抖出来的政治风险比较低，而吸引大家关注的角度比较高，媒体就一拥而上，这样的议程设置，对我们的社会来说，也许就偏离了我们应该关注的对象，但是他毕竟告诉我们说，媒体在设置人们关注的热点，形成社会议程的时候，扮演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
第三，传播决定人们对社会认知的基本框架和逻辑。他不光让你看到什么，还决定你用什么方式从什么角度看到这个事，社会上存在的客观事物本身，就像苏东坡写的诗一样，“远看成岭侧成峰”。媒体制作出来一个以它为中心的，所谓的标准观察角度，让人们通过这样的角度来观察社会，以此形成自己的社会认知，这种框架性的决定，不但影响我们对事实的认识，还影响我们对事实的解读，这是更深层的影响。
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一个调查统计数字出来以后，都是这次调查统计数字里所显现的内容，但是不同的媒介，所报道的这种框架是不一样的。有的媒介就属于喜鹊文化的报道角度，他一看到我们国家人口平均希望寿命，从过去的73岁到76岁，这是通过统计得出来的，它可以很乐观地说“我们可以活得更长了”。有的媒体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报道，它从数据中发现，20-30岁之间，自杀或意外死亡率更高，他可以做一个标题“年轻人面临死亡的威胁”，同样是事实，他的报道角度，决定着人如何看待这个数据，他决定着人们看事物的角度。
第四，传播还决定着人们的社会选择和社会行为，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工业化社会一个基本的生产特点就是同质化，由于标准化、程序化的工业化生产，今天大量的社会产品都是同质化，质量性能大体上没有什么差异，比如以电视机为例，过去20年前没有，那时候有一个就不得了，我们单位都是用抓阄的方式来买彩电，那个时代叫稀缺时代，后来多起来就有了质量竞争，到了现在，电视机和电视机之间，在性能、质量、服务方面几乎没有差异，也许会有一些细微差别，但是对消费者来说没有太大意义，几乎可以忽略。
市场竞争由过去的服务竞争、质量竞争，开始进入到对人们心理空间的占有，心理空间的竞争，谁能够获得人们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身份认同，谁就能够大行于天下，品牌就是这样的东西，品牌看起来是外在产品的一个符号，但是它的本质，是看它是否能跟特定的人群产品情感、价值、身份认同。这种东西跟质量有关，但是并不主要是由质量决定的，举一个例子。
我身边有一个年轻的留校女博士，她就有一个特点，说喝可乐只喝百事可乐，在我看来都一样，有人说可口可乐比较腻，百事可乐比较甜。有一次我们谈完事中午在一起吃饭，五个男老师和这个女老师，结果我们就倒了六杯可乐，回来以后都很虔诚地说，你喝可乐很有一套，你帮我们品尝一下哪个是可口可乐，哪个是百事可乐，她说可口可乐喝到胃里就想吐，为了你们我就喝，喝完之后，她很坚定地说这两杯是可口可乐，另外四杯是百事可乐，结果老师们就说，这六杯都是可口可乐。
我们就乘胜追击，你既然喝不出来，以后就可以换着喝。她说我就爱喝怎么了，教广告的老师一下跳起来了，你说了一句最经典的广告语，就是麦当劳的广告语，就叫做“我就喜欢”，它指的是，并不是因为你的面包多少松软，你的牛肉饼多么美味，而是因为我自己的主观选择、主观感受、主观认同造成对你的选择，我选择了你，等于选择了生活方式，精神家园性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理解，比如说为什么可口可乐较多的为成熟的人群所拥有，百事可乐比较为年轻人喜爱。其实跟广告有关系，百事可乐跟喜欢激爽的年轻人联系密切，可口可乐宣扬的是经典稳重，所以造成了不同的市场需求，这就是我们今天很多领域里，所谓市场竞争的真相，实际上要通过传播的力量，要构造一个商品，跟人心里之间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恰恰是它的市场空间，市场价值所依存的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
所以媒介的影响力，它可以造成社会的选择，社会的行动，这一点其实不止在消费领域出现，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同样出现，在汶川地震中，我们的领导人，对于地震灾区人们的关注、关爱、关心、重视，我想都是没有任何可质疑的地方，但是给人留下的印象，由于传播的方式不同，可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有差异的，有些时候这种差异还是很大的。
其实在情感上，在决策和领导艺术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电视传播，就会使他们有落差，这就是传播所导致的社会判断和选择。事实上在使用传播的力量方面，是否懂得传播艺术和传播规律方面，其实它对于我们的领导者或媒体而言都提出新的要求，懂得这种规律就可以事半功倍，不懂这种规律，就会事倍功半南辕北辙，做广告的都知道，80年代做广告是小投入小产出，大投入大产出，到了90年代，广告多了媒体多了信息多了，小投入就不产出了，所以大投入才能产出，再到后来人们发现，如果你弄不好的话，大投入也未必能有大产出，这时候传播规律和传播艺术，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你不懂得传播规律和传播艺术，即使你连篇累牍的发，你的效能也是有限的。
联想刚刚出山的柳传志，就是善于利用传播力量的高手，联想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没有遇到过危机和问题，为什么他总能化险为夷，有很多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柳传志会利用传媒来塑造形象，在危机还在酝酿的时候，他作为企业领导感受到了，但社会上并没有感受到，他会主动约一些媒介在一起聊天吃饭，在漫谈中不经意的说，中国企业的发展到今天的程度会怎么样，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因为人们完全没有概念，他给人的印象，首先是挖出一个逻辑的沟渠，当这个事情真正从底层到社会表面，所有的记者或老板都说，老柳当年可真有预见力。
记者有的时候，当他没有答案的时候，他是很勤奋的，当他有答案的时候，只要这个答案解说是符合逻辑的，他就会按照这个答案去看待和对他作出相应的反映，所以整个社会反映的洪流，由于已经有了一个沟渠的预设，所以就按照柳传志铺设好的渠道开始分流，对他的冲击就会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就是柳传志的特点。
潘石屹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地产商，他就是不把自己当人，把自己降低到很低很低的程度，他遇到一个公关危机，所有人都在骂他是个奸商，他自己就出了一本书《批判潘石屹》，他说不但自己是混蛋，他的父亲也是混蛋。这就使我想到王朔的一个交友风格，据他的中学一个朋友说，王朔这个人从小追女孩子有一手，见着女孩就会冲上去紧握女孩的双手，让人吓一跳，但是他说“千万别理我，我是流氓”，可是人们对人的判断，是有自己的依据的，这个女孩反而增加了对他的关注，大家在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认为王朔说起来还有点水平，还有点自己的想法和品位，所有比流氓好的评价都在给他加分，再差也跟他说的一样是流氓，王朔把自己置于一个很有利的地方。
春节联欢晚会为什么总是受到抨击，从11月份它就说自己“老少咸宜”，所以人们总是抱着批判的角度去看。还有网络红人“芙蓉姐姐”，她的长相不是太丑，为什么让人觉得很怪很不舒服，是因为她给自己设定的标准，跟社会人们的认识反差太大，说聪明人里我是最美的，最美的人里我是最聪明的。
所以懂得规律和艺术与不懂规律和艺术，在传播方面差异很大，不论是媒体、企业家、政府官员，甚至包括普通老百姓，传播已经成为我们在这个社会里生存的一种基本的资源，一种基本的力量，我们必须要懂得对待和善用的力量。
第二，是什么导致了危机社会的到来？我们这个社会逐渐向文明现代化发展，这种发展理念，最主要的是两个事实：1、全球化和社会有机化程度的提升。一个人有效生存发展，和多少人的有效生存发展，它的联系紧密的程度，它关联链条的长度、宽度和厚度。过去我们是小农经济，一个地方的生存状态是独立的，而今天世界石油市场，伊拉克一个油井被袭击，马上油价就波动，我们这边也会受影响，中国石油结构本身就被别人分割，因此在货币体系、能源体系方面，都在做一个剧烈的调整，而这样的调整，有一个最重要的指向，就是瓜分和分享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利益。
有些文化提升以后，在社会整体效率和福利之间得到提升，全球在分工中，更显示出成本较低效率较高的态势，这是现代化的好处。但是现代化也给我们带来一种脆弱，使我们这个社会更加受到危机的困扰，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成了今天的事实。
由于利益传导机制，某些事情马上可以成为全社会的一个问题、一种危机，它使我们面对的危机，由过去偶发变成了一种常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几乎天天都在面临坏消息的冲击，2008年除了奥运会，好像全年都没有好消息，到了年关，又来了个金融危机，企业开始裁员、开始减薪，好不容易到了2009年，央视的北配楼还被烧了。
这就是危机社会到来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开始联动了，任何局部的问题，都会迅速成为全局问题，任何一个专门的问题都会成为全局问题。
第二，市场的整合、社会的整合，使我们身处更大的构造、格局、局势中，这样的构造、格局、局势，不是企业和个人可以左右的，就像大盘之下，哪支股票都在狂跌，你这个企业业绩好不好已经不是问题了，在世界大潮的冲击下，我工作质量再好，企业倒闭了也不行，所以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控状态。这样的力量决定我的得失，但是我不知道它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做好自己的事已经远远不够了，造成了我们更大的危机感。
我们知道，人类是害怕黑暗的，因为黑暗人们就无法判断，这时候会增加他的恐惧感，这也是我们今天危机社会到来的时候，个人有的无助感和失控感的原因。
第三，跟媒介的传播有关系。媒介是什么？是人体的延伸，媒体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成千里眼顺风耳，而上世纪末开始的传媒技术革命，它不但使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对象，听到更多的东西，同时也解放了我们的嘴巴，解放我们的嘴巴之后，使我们面对的信息就更加丰富，过去在被控制的传媒下，它的秩序、条例、价值倾向、取向是清晰的。现在，由于每个人都发言，虽然我们享受到了很多自由快感，无论是表达的自由，还是感受到信息获取的丰富，这是好的，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扰，这种困扰告诉我们什么？那么多信息我无法处理，这在传播学上叫做“信息超载”，会给人产生一种极大的心理压力，让人有一种抑郁、沉重和负担，而且这种信息还不是顺向信息，彼此之间互相诋毁互相矛盾，到底该听谁的无所适从。
从前年开始，我们用心理神经科学方式，研究人传播的瞬间效果，接触到一点神经心理学的东西。神经心理学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大脑和在5000年以前的古人大脑，在生理构造上基本是一样的，但是5000年以前的人类大脑，在人生中所接触到的信息，大概不足我们一天接触到的信息，如此巨大的信息量压迫着我们，有人说没感受到有什么压力，是因为自身有一种维持机能。由于信息巨量的堆积，我们已经感受不到它的压力了，但并不是代表它不存在，所以抑郁的人很多，我们一到西藏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就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因为我们回到了近乎于5000年前伊甸园式的生活状态。
传媒解放人的表达和嘴巴，使每一个人能够让全社会来分享他的思想、意志和意见，这是革命性的变化，这样对嘴巴的解放，是五千年文明史是头一造，过去我们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百姓，有两种渠道，一特别有钱，办一个电视台，在中国光有钱还不行，还得通过制度批准；第二符合媒体的选择标准和价值观，那是百万里挑一，可能跟实际诉求有很大差异。今天不需要把关筛选，我们可以直接把想法告诉观众，芙蓉姐姐就是这样，如果通过筛选她就不会有今天的热度。
这确实是社会的进步，人人都可以表达，无论是主流价值观还是非主流价值观，都有表达空间，这个革命和进步本身，也带来了困扰，传统标准的矮化，使人人无所归一，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今天的人们有一种失重感，也是人们感受到危机的很重要的东西。尤其是这样一个传播的技术革命，它所代表的是社会结构的改变，过去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拿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全景监狱”，上面是金字塔式的，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牢房中，他们之间是有隔阂的，每个人都只知道自己周围的事情，管理者可以在高处看到牢房中各自为战的个体，而所有这些牢房中的社会成员，他们彼此之间无法有效的沟通，但是不能形成有效的传递，但是他们同时，上边有一个比他力量更强的人在管理，不管这个人是否在场，因为所有的社会成员无法看到。所以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整个社会管理成本是极低的，效果是极高的，所以造成社会管理上的变异性，过去的社会结构控制，就是在这样的信息传播格局下来建立起来的。
但是传播技术革命，打碎了牢房之间的格局，使监狱变成共景的，就像一个罗马斗兽场一样，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沟通，不但可以听见你说什么，他们之间还可以交头接耳，还可以议论，你所掌握的信息跟他们掌握的信息几乎一致，过去不一样，过去管理者掌握的信息是全面丰富的，每一个社会成员掌握的信息是极其有限的，这样信息是不对称的，现在你所知道的事情他也知道，他所知道的事情也许你还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管理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种挑战实际上造成很多困难，你能设置议程，我也能设置议程，你会看到，1949年中国以后，所有的议程都是由领导设置的，虽然中国的崛起，不一定是领导者设置的，而是由社会来设定的。
这种自设议程就成了我们今天的社会现象，而站在中间的管理者，他不但要有服务于大众的决策、声音、主张，同时还要有强大的调动现场、组织现场的能力，对他提出更多的要求，如果没有这样的能力，那么就会被大家嘲笑，被大家玩弄，被大家哄下台去，或者你在那说，你在那说，你的声音被社会声浪所淹没。
这恰恰是我们今天传媒所遇到的巨大危机，如何来解决和面对这些危机呢？无论对管理者还是媒体而言，其实还是有很大空间的。关键在于摒弃过去，过去媒体发展是依靠简单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过去我们是靠信息屏蔽形成控制力，现在屏蔽不存在了，现在我们就要有超出信息优势之上的力量，老百姓也有这方面的需求，老百姓有自由的表达，他也很困惑，需要有秩序的领导，我们在网上搜索，有很多的垃圾信息，我们关注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关注？实际上，这种简约化的要求，是人们在丰富生活中的迫切要求，人们需要简约简化。
因此减负就成了人们的主流话题，这恰恰是领导者和媒体，发挥自己影响力，发挥自己责任的重要价值，所以简约成了一种价值，规则成了一种关键，我们必须摒弃过去信息不对称的现象。
应该怎么做呢？我想有这样的一些方式。第一，我们的这种作用重心的厚度，在传播过程中，我们都知道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其实它都有三个价值的营造点。第一，就是它争夺的是事实传播的影响力，就是谁第一时间第一报道，这种第一时间第一报道，就造成了传播的优势，传播的影响力和社会的控制，但是在这方面，并不是现在由传播媒介能够一掌天下的。美国人在2007年做过研究，在全美国，2006年全年发生的新闻事件中，40%的新闻事件，已经开始不是由传媒和传媒工作者来第一时间报道，而是由普通公民、非专业的人士报道，在西方叫做“新闻公民运用”，有人说这种新的新闻报道方式，可靠性怎么样，我想新技术确实带来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过去对事实真相的揭示和报道，我们传统的思想是，一个公信力的媒介，去进行事实的采集、挖掘、收集、加工、整理制作，然后报道给社会，这就是有公信力报告的基本逻辑，而今天这种逻辑受到新技术的严重挑战，比如在汶川地震中，以腾讯为代表，确实给人形成真相的模式，在2：28分的时候，技术人员发现，在四川陕南和甘肃南部地区，即时在线的用户，有250万的用户瞬间离线，这样的脱离联系到刚才发生的地震，人们马上意识到，这就是震中地区，因为在那个地方断网，一分钟之内根据IP地址迅速划定震中地区，它的反映速度要比地震部门快4个小时。
也许一个人报告的事实本身，跟专业记者相比是不真实的，或是片面的，甚至有时候不排除故意造谣，问题是不是现在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是靠一万人、十万人、五十万人，就一个事实来呈现自己的看法，这样的群体对事实的再现，就形成了无影灯效果，造成了比任何一个专业媒体、专业记者，对真相报道更加有效更加真实更加详尽更富功能的真实再现方式，这就是技术革命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这是我们传统媒介很难跟它去抗衡的方式。
就以这次央视大火的报道为例，博客上面报道的时间，要比我们传统媒介的报道整整快了40分钟，说明我们的专业记者无论怎么努力，但是我们的老百姓是无所不在的，因此他们能在第一时间接近现场，事实上我们的专业媒体在未来，我们的领导者在未来，已经没有太多信息掌控的优势了，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信息的第二特点，就是第一特点有两个价值缺陷：1.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它会集中在富有戏剧性、冲突性反常性的报道，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情，但是对于一个事件，也许还有一个基本面，它很重要，但是它并不那么具有戏剧性，但是这种面向的信息，对于把握这个信息把握这个人，把握这个事件本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恰恰是给领导者，给传播者，给媒介留下一个空间，如何补上第一轮传播中那种信息的不对称的重要缺失，在网络传播时代，我们都发现一个特点，人们对信息的掌握越来越浅表化，这就是因为人们要掌握更加丰富的世界，人们要牺牲我们的接触深度思考深度，使我们的精力能向横向面延伸，而这样也带来一个问题，我们常常面对网络，我们基于一个片断的认知，马上得出一个结论，研究者把这种情况，概括为有主张无依据，有判断无判据，常常有很多很多的社会主张，这种社会主张是建立在片断信息基础之上的，有时候不可靠甚至是很偏狭的。
有一张照片叫“背妻男”，我们很多人都感动了，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背后的生活。如果今天要嫁这样的一个人，还是要考虑一下，这就是考虑网络意见的有主张无论据。把重要的信息论据补充完整，这就是第二价值落点的表达方面。第一轮信息的呈现，都是伞状方式存在，一个复杂的人、一个世界，如果把片断事件接在一起，解读它的结构和逻辑，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这个事物的全貌，以及价值的本质，我们需要一个逻辑和结构，而一般来说，这种全民生产式的，第一轮这样一个事实性的报道，在这方面恰恰有缺失，一个领导者和媒体本身，在这方面有很大作用。
第三价值构点，透过一个现象的报道，要给人以把握世界的逻辑方法，判断事物的标准尺度，让他们回归到精神家园的位置上，这也是为社会来提供一种更加具有恒久性价值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媒体通过一个一个报道，信息的给予，形成结构性价值的呈现，这也是媒体的价值。
而现在的媒体和管理者的价值，对于过去信息的掌控，开始向平衡协调补充和建立精神家园这个重心转移，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转型。
第二，如何来利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态势，新的传播技术，来利用社会的力量，让社会实现自组织自教育，在这样的过程中，来形成社会和谐的管理，这也是管理者和媒体的责任，我们知道一个歌星开演唱会，经常说“大家一起唱”好不好，这时候大家就一起唱，一起唱的时候他可以歇一歇，每个唱歌的人都觉得也是一种融入，他利用场上人的行为，来补充自己的不足。
如何善于用社会的力量，达成社会的沟通。我们都知道维基百科，它充分利用社会智力，充分补充自己的不足。它对于社会智力资源利用的充分性，它的可变性，这样一种方式，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人肉搜索的方式，我看到前一段江苏徐州搞了一个地方立法《禁止人肉搜索》，人大法工委说，这个东西要列入法律范围还不成熟，人肉搜索，我们仅仅看到对个人隐私和权利的侵犯，我们为什么不能看到这样的方式能够做好事呢？我们的领导，对驾车逃逸的人进行追查，一个人看到一个白车，到公安局作证。如果在网上，第一个人说看到一个白车，第二个说是富康车。这就是在利用社会的人力资源做好事，为什么我们不能利用这些做社会需要的事呢。
这种模式也可以成为媒体构建的模式，如何利用大众生产大家喜闻乐见的东西，比如报纸里面有一个幽默版，不是让大家投稿，而是在网上发一个引子，让大家在那里接龙，比如什么叫有面子，有人说，奥巴马请我吃饭。有人说最有面子是奥巴马拿起电话说“阁下，是您的电话”，再往下，最有面子的是你接过电话以后说：“总统先生请您回避一下”。
中国人是如何过春节的，过去是采访几个企业家、采访几个工人，就成了过节的全景图了，今年可以让每个人把自己所想的说一遍，这成为了一种研究民俗研究社会的最好材料，这种东西在过去传统方式中不可想象，但是今天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而今天巨大的生产能力有一个基本缺陷，是解放人们的表达，对传统的价值观和权威有一个巨大的作用，但是自己的力量还不组成形成力量，他摧毁已有权威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是它自己并没有形成一种巨大力量，而现在的任务是，如何把生产能力等力量，形成社会产品社会内容社会价值，这是我们的政府、媒体，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如何体现自己力量的一种基本方式。
第三，规则的改变，我们在一个共景中，要改变过去影响力的模式，这个模式有一个基本方向，就是把权利分享给我们的社会，分享给我们老百姓，我是研究传媒的，传媒里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谁能够通过模式化、制度化让受众分享，谁就会形成市场上的媒介英雄。
比如像超级女声，它的改变是什么呢？它的演绎人士只不过是新星，里面的主持人，像李湘，说的全是填空的话，把这些话全部去掉，也不影响节目的流畅，更不要说里面的评委，像柯以敏、黑楠，基本不是专业方式来评论，让人有时怒不可遏，我有一个邻居问我，你是不是做媒介研究的，我说是，你能不能见到黑楠，我说你是不是想起要求他签名，他说什么啊，哪天带我去见他，我真想抽他一个大嘴巴。
超级女声创造了比中央台一流节目更高的收视率更高的影响力，可见不是资源本身，而是游戏规则起了作用。过去中央台的表演模式是一个艺术家在那表演，你在那看。超级女声最大的变化就是把你卷入其中，采取的所有方式都是卷入其中的，短信投票、超长赛程、个性化的评委让你愤怒不已，在赛场上比拼的不是“超女、快男”，是一种我在现场的感觉，这种感觉所产生的价值，远远比冷峻的表演魅力要大得多。
去年温家宝总理到我们学校去看望学生，等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学生都给家里打电话，说今晚一定要看新闻联播，那边还纳闷呢，学生说今天温总理到我们这来慰问了，我还握手了。我相信一定那天晚上学生的家长朋友亲戚早早就在那等着，一开播就津津有味的看，他看的不是温家宝，看的是他的孩子、朋友、亲戚，美国社科学家说的一句话“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这句话从某个方面来看就是真理。
超级女声的成功是游戏规则的成功，把参与表达权在一定程度上分给了观众，使人们有参与感，有我在现场的感觉。我们的报纸从03年以来一直处于衰退，受众逐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改变呢？后来我们发现，其实百性对于刊发本身仍然感兴趣，但问题是报纸呈现这样一个内容的方式，还是过去传统的深度阅读方式，就是得拿出时间安安心心的看，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快了，希望很短的时间找到重要的内容，你必须要给人一个选择。
你把权利分享给对方，你就会获得对方价值认同，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方面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我在去年记者节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媒体是一个弱势群体，面对强力的政府机构，甚至一些强势的利益集团，我们的媒介人其实也是很弱势的。为什么搞记者节，是因为我们的媒介，对于这样的节日，一般都是弱势群体，比如妇女节、儿童节。
我们的媒体在今天有没有力量，其实有很重要一个依据，就是看它是否接近民意接近社会接近老百姓。媒介的力量来源于，公开、真实和接近民意，这就是我们社会媒介的根源所在。
主持人：感谢喻国明老师的精采演讲，下面我们进入现场提问环节，在现场提问环节之前，有一个听众写了一个问题给我。
提问：刚刚在演讲中您提到了西方的公民新闻运动，我注意到网络等新型媒体的兴起，中国网民或公民已经深入参与“躲猫猫”调查，您如何看待如今的网络公民行为，他们会朝着什么趋势改变？
喻国明：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昨天下午温家宝总理在线跟网友聊天，网络真的已经成为一个巨大影响的媒介，十年以前网络还是前卫人士的时尚或游戏，按照最新的数字，我们现在已经有26000多万的网民，占全国24%左右，按照传播学的规律，当一个媒体的居民占有率在5%以内，是一个前卫的媒体，而5%-20%是时尚媒体，是对年轻人和敏感人群所关注的，超过20%就成为主流媒体，网络恰恰超越了这样规模的界限，因此网络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在今天的情况下，网络确实给我们带来丰富的东西，多元化的东西，它的互动性更强，因为对于社会问题的发现，它会更具有敏感性的特征，我们会发现，最近几年大概是社会分工，除了网络技术特点之外，网络本身制度方面享有的尺度空间也大一点，因此在这样大的社会议程设置流程中，网络总是会发现并蕴蓄力量，然后再推动社会各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成了最近两三年以来基本的逻辑。网民起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至于未来会往哪方面发展，我们未来对网络功能的开展，无论是政府的角度、网民自建的角度，会有更多的表达和作用方式，会更加积极，更加具有建设性，而网络初期的所谓孩童般的任性，我们会发现在网络的一些聊天室里，有很多人在骂人和散布不良信息，这样的情况在未来会逐渐形成一些秩序和规则，而这些规则和秩序，在我看来，并不是政府力量的参与和法律的干预造成的，我的主张是，政府和法律对网络的规范应该慎重，只有当这种现象有一种直接和现实威胁的时候，我们才对它对症下药，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的主张建议。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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