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伤痛我们本不想触及；有一些问题我们却无法回避。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坠楼事件所引发的震动，特别是带给人们的思考，已远远超越了事件本身。
一边是被压得过低的员工成本，一边是超时加班地劳动
——让劳动者体面地劳动不容回避
这是一组令人称羡的数字：在中国大陆的年销售额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20％，中国大陆员工总人数80多万……
这是一家快速扩张的企业：1988年进入中国大陆，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
——“它总是能以最快的速度赢得客户。”
——“它总是能在不可能完成的时间内完成客户的要求。”
在苹果、诺基亚、戴尔等世界知名厂商眼里，富士康是高效率的合作伙伴。
——“细节管理，信息化管理，半军事化管理……”
——“优美的环境，漂亮的泳池，标准化的运动场……”
富士康无疑是一家现代化的企业。
然而值得反思的是，这一切为何没能给员工带来他们所期盼的幸福和快乐。
请看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时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
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这一点儿都不稀奇，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加班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一位富士康员工说。
深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72．5％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28．01小时。
超时加班给员工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影响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
“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且丧失尊严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发展将不可持续。”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
富士康宣布，6月1日起，员工的薪资水平整体提升30％。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现在，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为‘中国制造’赋予尊严的时候了。”深圳市社科院研究员吴奕新如是说。
一边是融入城市的渴求，一边是被疏离的窘困
——新生代农民工诉求不容忽视
在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历史性的变化，劳动力已经基本完成了一次代际替换，“80后”员工成为主体，“90后”员工大规模涌入。这一变化在富士康得到了充分印证，新生代农民工构成了富士康财富创造的主体。
和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心怀梦想，希望通过劳动获得更多报酬，希望尽快在城市立足，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同。
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富士康事件”中的自杀者，全部是这一群体中的成员。
悲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从到这里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根留在城市。”在深圳富士康，来自江苏宿迁的农民工李光斌的表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
南京师范大学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发现，82．7％的受访者将“拥有自己的公司”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首选项。
显然，新一代农民工不是因为“生存理由”而进城，而是将进城看作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把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看得比“饭碗”更重要。“他们属于发展型农民工。”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学院教授朱信凯认为。
精神特点上，第一代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吃苦耐劳，逆来顺受；而第二代农民工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追求平等，崇尚个性。
产业分布上，第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纺织业等劳动强度较高的产业；第二代农民工则分布在制造业、电子业等技术性行业。
就业结构上，第一代农民工的突出特点是亦工亦农，进城能打工，回乡能种地；而第二代农民工则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城市。
然而，当他们怀揣梦想投身城市化工业化大潮后，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使他们的心中升起重重矛盾与困惑。
——他们发现，除了每天在机器旁边劳动外，城市，其实并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位置。
——他们发现，低微的工资只能维持简单的物质生活，与城市人相比，自己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
——他们发现，为脱离“农门”跳入“城门”，几乎什么都付出了，但面前仍然是一道道难以逾越的门槛。
——他们发现，一遇到合同、扣薪、伤残等问题，公平维权难之又难。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变得有些模糊。
既不愿重新返回农村，又无法享受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这个缺乏归属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成为一个疏离于城市和乡村的“夹心层”。
在努力为新生代农民工争取城市文明一席之地的同时，还要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健全培养给予更多关注。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发出通知，强调要加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
一边是对“尊严生活”的渴望，一边是精神归属的失落
——加快社会建设不容迟滞
这是一个渴望尊严的群体：与物质生活相比，新一代农民工在幸福感、归属感等精神生活上有着更加强烈的需求。前不久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在杭州的440名外来农民工中，有66％的人把家庭生活、朋友交流、文化娱乐列在了“精神生活清单”的最前列。
这是一个几乎和社会隔离的世界：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一批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崛起于城市边缘的废墟上，又往往成为城市的“城中城”：大墙一围，自成系统，外人想进去十分困难，仿佛是一个“独立王国”。
巨大的反差折射，在这些“巨无霸”企业中，社会建设和管理还存在明显的“短板”。
“社会上的一切都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好像被社会遗忘了！”一位富士康员工感慨。
中国社会正处于矛盾凸显期和利益调整期。审视处于漩涡中的富士康，社会建设和管理凸显滞后和缺失。
社会服务“跟进不力”——
企业已具城市规模，却没有城市功能；企业拥有一些公共设施，却无法满足员工的多样需求。
“富士康事件”发生后，深圳市政府派出1000多名社会工作者进驻企业与员工交流，疏导员工情绪。投诉渠道不畅、情感问题、家庭问题……这些长期困扰于员工心中的问题被集中倾诉出来，一些员工感慨：“终于有人来听听我们的心声了。”
“在一个封闭的企业型社会里，员工压力随处可见，精神需求无法满足，迫切需要建立社工组织、心理咨询等一系列社会服务体系，增加人文关怀。”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委员会主任委员肖水源说。
记者注意到，“富士康事件”后，深圳市公安、劳动、文化、卫生等多个部门进入厂区，有针对性地提出强化、改进和弥补措施。
但在很大程度上，这还是临时性的治标之举。要使社会建设不留盲区和死角，还需要在治本上下大力气，花大工夫。
——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均衡化，重点加大对基础薄弱和问题突出领域的投入力度；
——加大工会维权力度，切实保障全体劳动者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加快培养社会工作人才，健全社会工作组织；……“富士康事件”的一个重要警示作用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也同样包括社会层面、人文层面。只有通过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和尊严生活，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执笔记者：陈芸 谢登 科陈芳；参与记者：宋振远 车晓蕙 崔峰 彭勇 蔡国照 刘大江 詹奕嘉孙闻 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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