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总体创新原则
分析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就其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学术方针和总体创新原则而言，可以扼要地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
第一，关于“马学为体”。“马学”是指中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体”，在中国古代哲学语言中具有“根本的、内在的”含义。强调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研究方向上，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引，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在内容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主体，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拓展和创新；在处理中外多元经济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强调“马学为体”，有必要纠正近些年来流行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误区：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与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相提并论的一种理论流派；二是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割为“革命的经济学”与“建设的经济学”；三是宣扬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只是意识形态非学术；四是认为生产力先进的美欧国家，其经济学也一定是先进的。
在追求经济学科学化的意义上，可以说，越是坚持“马学为体”，就越能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而越是偏离“马学为体”，越是追随西方现代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越难以实现科学的现代化，而且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学陷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术殖民地”和“马前卒”的可悲地位。
第二，关于“西学为用”。撇开自然科学，西学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这里主要指阐述近现代主流经济思想的西方经济学。就整体看，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保持着当年马克思揭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非科学的固有特征，如：表面性、片面性、主观性、虚伪性、辩护性和庸俗性，因而从整体上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思想体系。
但是，不能“西学为体”，并不等于不要“西学为用”。我们所说的“西学为用”，当然不是“西学为体”意义上的“为用”，而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借鉴和利用。按照我国古代哲学的“体用”一般含义，“‘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表现和产物。”[1](P200)用这种“体”“用”一致的思想看“马学”同“西学”，可以看到，两者之“体”存在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基本思想的根本区别；相应的，两者的“用”或者说表现形式和发生作用的方式也存在一系列差异，例如在理论形式上，西方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经济学两大缺乏内在联系的理论板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一个再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有机理论体系。然而，如果把“马学”与“西学”的“体用”区别绝对化，以为“马学为体”就绝对不能借鉴、利用“西学”，那就陷入了孤立地对待“马学”、“西学”的形而上学误区，在思想方法上就连近代的张之洞都不如了。
我们在坚持“马学”“体用”一致的同时，有必要提出“西学为用”。在西方经济学众多流派中，有的描述了社会分工制度、市场竞争机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的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失业、危机的不可避免，有的创建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总量分析、调控和预测方法，有的揭示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某些规律，有的对企业管理一般制度做了不同角度的研究，有的形成了经济政策学，凡此种种，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状况。只要我们能够剥离其不科学的成分，加以改造和充实，就能提炼出科学的经济思想。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我们树立了讲科学的榜样。一大批原本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和原理，经过马克思革命性的批判、分析和借鉴，以崭新的含义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的系统。这样的“西学为用”（毛泽东是提“洋为中用”），是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术及其中国化的“体”服务的，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第三，关于“国学为根”。撇开自然科学，国学是指中国古近代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这里主要指古近代的经济思想。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自古以来经济思想中反映一般经济规律和中国特殊经济国情的精华。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古为今用”，“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他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P533-534)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进程中，这对于形成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我们所说的“国学为根”，并不是说可以简单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弘扬“国学”，而是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经济思想糟粕，吸收其体现中国优良传统的、科学性的精华。历史展示出我国古近代产生过许多卓越的经济思想，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产生了《管子》（相传为崇奉管仲的一些学者所作）这样的系统论述经济管理的著作，内容涉及经济哲学思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财富与劳动的关系，阐释了分配、消费、增长、贸易、财政以及市场、货币、价格等广泛的经济范畴，堪称世界范围内的罕见的经济学辉煌巨著；产生了一批具有深刻思想的大家，如墨翟把“利”归结于物质财富，那时就提出了与西方近代斯密思想相近的“交相利”的思想（彼此相利，利人就是利己）；范蠡提出了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经济循环论，[3](P27-31)这些思想都可与西方古希腊色诺芬等思想家对人类的贡献相媲美。就近代具有进步意义的经济思想而言，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反映了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和工商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康有为在政治上虽然是保皇的改良主义者，但他的《大同书》,是用“国学”语言和智慧来表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和终极经济模式，是具有中国风格的最具想象力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足以名列世界伟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列，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国学”的集大成者和终极者，成为“马学”的同盟者；体现新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要求的经济思想也并不单纯是西方的舶来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扶助农工的中国式的民族资本主义思想，以及平均地权和抑制私人大资本的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也有“马学”和建设国有经济为主导和控制力以及公有制为主体的初级社会主义可溯源、可借鉴之元素。
第四，关于“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马学”、“西学”和“国学”，这三大知识体系本身都属于思想资料和理论来源的范畴。要真正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还必须结合当代国内外新的经济实践，以“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世情”有丰富的含义，从经济学的角度指整个世界及各国经济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演化和发展状况。“世情”的真相是中国经济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正确方向的重要借鉴。例如，世界新自由主义主张非调控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宣扬“私有产权神话”、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福利个人化。在美英等发达国家推行下，一度成为全球盛行的经济学思潮。然而，综观近10年左右的这种思潮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苏东是出现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几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几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并没有通过私有化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近年来，拉美国家纷纷倾向“社会主义”，这显示出，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化阶段正逐步走向衰败，经济全球化终将趋向社会主义主导的阶段。以上述“世情”为鉴，中国现代经济学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应采取分析和甄别的科学态度。
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其中又包含着各种“色层”的省情、市情、县情以及城、乡差别实情。改革开放30年来，广大人民群众最重要的实践就是围绕和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中国经济学有必要总结这方面的成功经验。要充分看到，中国城市已经出现了一批富有实力、活力和竞争力的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及企业集团，中国农村也出现了一批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实现共同致富的典型，如河南的南街村和刘庄、江苏的华西村和长江村等。从它们的实践经验中，可以发现前无古人的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有效结合的新规律。只有从这些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经验中吸取营养，才能真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
第五，关于“综合创新”。上述理论上的“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实践上的“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它们最终要落实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上。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要求在综合前人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历史条件下的中外经济实践，科学创新已有的经济理论。没有分析，就不可能综合；没有在不断分析过程中的相应的不断综合，也就不能做到深入的分析和全面的综合。因此，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在结合当代中外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学”、“西学”和“国学”三大知识体系提供的经济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的过程。“综合创新”，意味着正确处理三大知识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他们的分析综合与实践检验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的这种“综合创新”，乃是追求真理的经济学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也就是说，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为根本，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资料为弄清中国国情特征的历史源头，进行可持续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从简单引进和模仿外国经济学的自在方式，实现向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这意味着，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这个根本，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其中包括分析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激进经济理论、凯恩斯左翼经济理论、克鲁格曼国际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以及“中心—外围”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理论；积极汲取当代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系统学、场态学、生物学、数学等多学科的可用方法。[4]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发展的五大态势
新中国6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一大批老中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事实上是以上述为原则进行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的，传承和创新工作成效显著。近些年有更大的进展，从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呈现出五大科学发展态势。
一是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经济学家于祖尧、项启源、杨圣明、吴树青、卫兴华、纪宝成、张宇等已发表了许多论著，准确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近年来，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依据党的十七大精神，又撰文阐明“发挥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的意义，指出国家计划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一样，是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强调市场必须“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起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阐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提出公有制在社会总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中占优势比例可能丧失这个问题；阐明我国贫富差距扩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所有制结构的变化，需要从基本经济制度来最终地阻止向两极分化推进趋势；阐明经济建设为中心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提出不能放弃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分析方法的阶级分析方法。经济学家杨承训探讨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依存机理，认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科学发展提供保障，针对市场经济的缺陷，须用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笔者关于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发展战略、转变对内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先控后减的新人口改策论、集体经济和合作经济理论和政策以及养老保障体制调整等观点，促进了科学发展观经济层面的深入探讨。
二是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假设、原理的学术创新。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强调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的现实性、科学性和辩证性，因而具有更大的理论认知功能和社会建设功能。以《中国社会科学》去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为例。笔者在《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长文中，主张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精神与批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假设的基础上，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提出并坚持四大理论假设，即“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经济学家何干强在《论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一文中，论述思维中应当自觉运用的经济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在经济领域的特殊形式在头脑中的反映，作为经济分析工具，它包括具有分析功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畴、原理和形成唯物史观分析路径的辩证法要素这两个方面；与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比，唯物史观经济分析范式具有显著的科学特征和优势。面对近年西方经济理论和制度引发的又一次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刘国光、胡代光、何秉孟、吴易风、丁冰、周新城、胡乐明、李炳炎、赵磊和笔者都从操作政策、体制机制和根本制度三个层面分析其成因，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和列宁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基本原理。
三是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继承《资本论》最先高度重视数学的优良学术传统，并科学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采用数学的方法。近三年连续召开的三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数学分析研讨会”便是一个重要标志。张忠任、沈民鸣、冯金华、马艳、白暴力、丁堡骏、孟捷、余斌、朱奎、朱殊洋等一批知名中青年学者一致认为，现代政治经济学应该继承马克思重视数学分析的优良传统，充分借鉴数学分析的工具，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论证、阐述和发展，以弥补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的不足。诚然，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运用数学分析方法进行理论传承和创新以及弥补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缺憾时，应当坚持唯物辩证法为总的方法论原则，应当避免数学分析的形式主义和滥用，应当把数学分析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结合起来，以期实现数学分析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结合。他们提交的论文和学术界发表的论著还从数学分析的视角，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创造价值、价值转形、再生产循环、物质生产优先增长、利润率变动趋势等前沿问题进行了研讨。体现数学分析的初级《新编现代政治经济学》（程恩富等主编）百万字教材去年已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两本百万字的《中级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教材也将先后问世。这套教材不仅在理论含量、方法论含量和学术创新度上大大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而且《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数学含量将等于或略高于《高级西方经济学》教材。
四是注重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体现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各个学科，而积极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来指导和引领其他理论经济学、尤其是应用经济学，属于当务之急。2007年、2009 年分别召开的第一、二届“全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研讨会便是一个转折性发展态势，中外经济学家已经倡导用发展着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引领应用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充分发挥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在学术研究、政策制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强调要建立和健全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的互动互促关系，发表更多的学科交叉成果；主张要运用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在有扬有弃地借鉴现代西方应用经济学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学术原创和应用高效。目前，文化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贸易学、金融学、财政学等，已产生用与时俱进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观点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些成果，就是似乎较难做到的会计学，国内外也有一定进展。由刘国光和笔者总编的大约150 本《中国经济科学百本教材》已经启动，将贯彻“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编写原则和精神，把与时俱进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其他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交叉经济学的具体知识结合起来。同时，笔者主编的《新编现代政治经济学》等经济学教材和专著已开始追溯经济思想的国学之根，弘扬中华文明。
五是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与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行“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因为国外经济学科学的主要学术前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领域。近四年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在上海、日本、北京和法国分别成功举办“经济全球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世界劳资关系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观察”、“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民族、国家和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四届国际论坛，并发表了相关理论的共识宣言。从20多个世界主要国家的百位经济学家提交的众多论文来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越来越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已越来越多地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或左翼刊物发表文章，越南前年也已出版笔者主编的《新编现代政治经济学》教材。同时，我国学者正在选译100本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名著，美国大卫·科茨、日本伊藤诚、法国迪劳内等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前沿理论，已经被中国学者所关注和借鉴。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今年已开始年年颁发“21 世纪现代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明年创刊《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将进一步推动中外乃至全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方位合作和交往。这种双向和全球学术交流和借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的重要走势和图像，而“学术话语权”是“软实力”的高端部分和表现。
参考文献：
[1] 辞海[M].语词分册（上）.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2] 毛泽东选集[M].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4] 程恩富.范式革命与常规理论发展———经济学的分化与综合[N].光明日报,2004-01-20.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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