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引起了世界不同地区、不同身份、不同党派、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士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议论与分析，全面梳理和科学透视他们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对我们正确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认识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与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影响的若干观点
1. 金融危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日共前主席不破哲三认为，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金融危机使世界人民意识到社会主义才是世界发展的方向，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也受到危机的消极影响，面临如何应对危机并对民众进行解释，使之进一步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对社会主义力量来说，如何把应对危机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是一个挑战。在资本主义国家，民众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危害不一定就会支持社会主义，要让人民从事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必须阶段性地开展工作，提升民众的斗争觉悟。([日本]不破哲三：《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当代世界》2009年第5期)提升民众的斗争觉悟离不开传播“社会主义的观点”。因此，美共主席萨姆·韦伯表示，“我们要向美国人民大力宣扬我们所倡导的现代、民主的21世纪美国社会主义观”。他还相信，“在因特网的帮助下，能够了解我们观点的人数比以前多得多。”([美国]萨姆·韦伯：《美共：在变化的世界中求进步》，陈硕颖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克里斯·哈曼也认为，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责任所在的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的这次混乱来传播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同时在统治阶级试图让人民大众为这次危机买单之时，力争成为各种反抗形式的中流砥柱”。(克里斯·哈曼：《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当前的金融危机》，英国《国际社会主义》2009年春季号)
2. “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经济危机再度掀起了世界对马克思的兴趣，其著作越来越受欢迎。《资本论》在全球的销量一路飙升。西方一些政治领导精英觉得，“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那么坏”。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还让人给他拍摄了一张翻阅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的照片。在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知名政治学研究教授利奥·巴尼奇看来，“这标志着此次危机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已使全球资本主义和其卫道士们陷入了意识形态的恐慌。”([加拿大]利奥·巴尼奇：《十足现代的马克思》，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
马克思主义复兴的原因何在呢？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历史及国际关系教授哈罗德·詹姆斯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复苏或许是目前这场危机的一个必然结果”，“表明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从根本上破产”。([美国]哈罗德·詹姆斯：《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土耳其周刊》2009年1月3日)利奥·巴尼奇则认为，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强有力的认识工具，人们可以用它来理解当前金融危机导致的混乱局面，正如他所说，“他（指马克思——引者注）精准地预见到引发今天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些致命因素：在由竞争的市场、商品生产和金融投机组成的世界里，他所称的‘矛盾’是固有的。”([加拿大]利奥·巴尼奇：《十足现代的马克思》，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员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也认为，全球金融危机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陷入停顿并开始腐朽，由于疯狂投机，底特律汽车城有可能停止生产汽车……”等预言，“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美国]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卡尔·马克思的复仇》，[美国]《大西洋月刊》2009年4月号)因此，虽然“柏林墙倒塌和苏联共产主义 的崩溃已经快过去20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抨击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某些批评言论在150年之后……仍然不绝于耳”([英国]托尼·巴伯：《红色警报》，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5月16日)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了。西方多少读过一点马克思著作或多少了解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人无不因为这场金融危机验证了马克思的许多预见而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穿越时空的深刻洞察力表示钦佩。敏锐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与当前时代的相关性“将被重新发现”的约翰·卡西迪这位《纽约客》经济专栏作家这样说道，“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的著作就值得阅读。”《马克思传》（1999年出版）和《＜资本论＞解析》（最近出版）的作者、英国作家F.惠恩也表示相信，“马克思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 （转引自[美国]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卡尔·马克思的复仇》，美国《大西洋月刊》2009年4月号）
3. “左翼终于获得巨大的发展契机”。
美共主席萨姆·韦伯认为，虽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尽管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美国左翼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由于麦卡锡主义、冷战思维、拒绝革新等原因，左翼力量处于美国政治的“边缘地带”，不是美国政治的一个决策者，不能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影响美国的政治进程，也无法像其他国家的许多左翼政党那样发挥作用，“它不是主角，它不能主导美国的政治方向”，但是，他相信，在这场金融危机面前，“过去不会重演。在新的政治图景中，左翼力量有机会从美国政治的边缘步入主流，从而有机会在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中获得话语权;有机会调动和影响千百万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美国]萨姆·韦伯：《美共：在变化的世界中求进步》，陈硕颖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期）
在法国，因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威胁，右翼政府的强权攻势，以及对改良派社会党的极度不满，法国群众的“左倾”趋势愈来愈明显，这使一个以法国激进左派政党“革命共产主义同盟”为基础、同时集合了其他激进左翼力量成分的“新反资本主义党” 于2009年2月在巴黎市郊应势而生。在短短几个月内，“新反资本主义党”在法国各地就成立了460个地方性委员会，吸引了9 000多人参加。该党提出了“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结构调整”的政治目标，还主张对主要的行业实行国有化，关闭证券交易所和利用本次资本主义危机来建立一种可以捍卫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力量，以反对私有制，重建“更加民主”的社会主义未来。马来西亚大马社会主义党的朱进佳认为，“这是法国左翼力量在野蛮与革命时代的重新出发，也将有助于欧洲以至世界各地激进左翼的发展”。（[马来西亚]朱进佳：《法国左翼力量的重新出发》，“乌有之乡”网站，2009年2月13日）
4. “中国模式将会改变世界”。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人们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连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曾断言“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的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也加入了这种质疑人群的队伍，2009年他在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也不得不承认：“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美国]弗朗西斯·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中央公论》2009年9月号）人们在质疑“美国模式”优越性的同时，对于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中国模式”则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据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2009年年底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成为过去10年中的世界头号新闻，其受关注度甚至超过了伊拉克战争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这位被称为拥有“魔力水晶球”的预言家看来，“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正如他所说，“我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更好的，中国是一辆跑得更快、性能更好的车。在西方人看来，中国这辆车可能是很复杂的，或者是不符合他们驾驶观念的车，他们在面对这辆车的时候可能有一点头晕目眩，但是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说，我建议应该获取新的发展模式。”（吴波、翁天兵：《奈斯比特：中国模式将会改变世界》，《广州日报》2009年9月7日） “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无法抗拒”的诱惑力更是自不待言。有学者就认为，“中国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国的经验为缩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国’对世界格局的垄断树立了榜样。”（转引自《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人民论坛》2008年第24期）金融危机后更加凸显出“中国模式”对世界重大影响力的事实，甚至使西方媒体开始提出了“中国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对世界来说究竟是喜是忧？”这样的问题。西方的一些政要其实早在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已经开始意识到，如果中国要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构成威胁，那么这种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等方面，而是来自于被忽视已久的“中国模式”。这种威胁不是中国力量本身，而是中国的发展经验。（郑永年：《“中国模式”概念的崛起》，新加坡《联合早报》2004年4月20日）
二、我们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影响的若干认识
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着眼于“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以及争取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向好的方面变化，向有利于我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面变化”，我们认为,透视上述世界关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的主要观点，可以得出以下若干认识。
从金融危机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和“中国模式将改变世界”等观点传递出来的信息来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教科书，它完全证明了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断，即“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5页）我们认为，对我们党更好地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和继续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来说，现在是个机会。我们很有必要利用金融危机充分暴露西方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它促使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再度复兴，以及更加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无比巨大的优越性等强有力的事实，加强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验、基本理论的教育和宣传，从而更加坚定全党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光明前景的信心。
这里有必要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再度复兴，我们其实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受到欢迎及其受欢迎的程度，从来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即使马克思及其理论观点在西方社会形势大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时倍受攻击和嘲笑的情况下，西方也始终有一些不受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偏见所左右的专家、学者这样那样地肯定和推崇马克思及其卓越的思想成就。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世界正在流行的“中国模式将改变世界”的观点无疑也是这样。我们认为，该观点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西方的复杂心绪，可能意味着西方借机变相地再度鼓噪“中国威胁论”的图谋。而且，从西方政界人物在他们“十分关切的”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后正在加快的“全球力量失衡”问题上抛出的一些观点，诸如加拿大总理所谓“新兴经济体必须在解决全球经济与贸易失衡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英国]伯纳德·西蒙、弗朗西斯科·格雷拉：《加拿大总理：新兴经济体须参与解决全球失衡》，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3月31日 ）的观点，从西方在“汇率与缓解贸易失衡之间的关系”和碳排放指标等问题上根深蒂固的西方“意识形态偏见”，以及西方各国媒体不停炒热“中国能否救世界”的话题，我们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仍在玩“利润私人化、损失社会化、危机全球化”的战略把戏，想借所谓坚持“增长与责任”原则之类冠冕堂皇的由头，通过各种途径向我们转嫁危机。因此，我们未来承担西方所谓的“国际责任”的压力空前加大，需要更高超的智慧坚持“责任与义务平衡”的原则。还有须臾不能忘记的一点是，在这场金融危机明显加快世界各种力量构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步伐的新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定也会因为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厚望而面临国际责任压力加大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并坚持自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必须向世界科学阐明按照“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承担国际责任的正义性和公平性，我们要在继续努力消弥“中国威胁论”不良影响的同时，小心提防西方舆论鼓吹“增长与责任”原则背后制约我国又好又快发展的阴谋陷阱，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还有必要指出，尽管“左翼终于获得巨大的发展契机”是时代发展的新的强音，但是也不能否认，金融危机对世界社会主义来说的确“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因此，在世界社会主义是否已经走出低谷的问题上，我们认为还需要冷静观察。这不仅因为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世界左翼政党在现在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并未成为主流，而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迄今为止都还没有提出“雄心勃勃要实现变革的观点”，“未能缔造出超越社会—民主党派的党派和社会运动”。（[加拿大]利奥·巴尼奇：《十足现代的马克思》，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世界左翼政党现在面临的这种情况，使我们不禁想起邓小平1988年10月17日 在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时说的那段极其精辟的话：“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它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总的来看，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衰弱，它们的影响也在缩小。”（《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4页）当然，如果资本主义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以后仍然反复出现、程度不断加深并导致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如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开拓创新和谱写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篇章，我们并非不可以作出这样的预见：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世界左翼政党将日益活跃在各自国家政治生活的前台和世界政治格局的中心舞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将成功走出“苏东剧变”以来的低谷，并将再度迎来自己具有浴火重生性质的新的发展与辉煌。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