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在我国已经持续近20年，在形成这种发展模式的主要因素没有变化之际，我们应该如何实现向国内消费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变？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看来，当前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以优化投融资结构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他认为，投资首先应该树立以就业为优先目标，而城市化的投资重点则应当从重在经济类基础设施转向经济类和社会类基础设施并重，并最终转向以社会类基础设施为主的路径上来。
发展模式要转变
在短期内，消费增长很难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因为消费主要是居民的行为，而居民要增加消费，首先必须增加收入。换言之，消费增长受制于国民收入增长及国民收入的分配，特别是初次分配。这意味着，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首先必须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支出、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等各种“再分配”手段来弥补居民收入占比下降，并非治本之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占比是下降的。因此，要想启动国内消费，必须首先调整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这要求提高居民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应地，则要降低企业和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这并不容易做到。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的出口形势也不容乐观。由于全球经济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的外需出现了萎缩。而外商投资也呈下降趋势。2009年1~9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348家，同比下降21.4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37.66亿美元，同比下降14.26％。预计2010年我国出口将继续恢复。由于2009年基数较低，预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转变为正。尽管如此，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难恢复到过去的水平。中国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模式遇到了现实的挑战，同时，经济结构也存在内在调整的迫切要求。
现实中，依赖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之所以迟迟不得转变，是受到了高储蓄率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一直高悬，且仍有上升之势。在储蓄率高悬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国民收入未消费部分就是储蓄，高储蓄和低消费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当储蓄产生之后，要使经济正常运转，就必须把储蓄“吸收”掉。吸收储蓄的路径，不是投资，就是出口。这样看，在高储蓄率条件下，不仅经济运行必须依赖高投资，而且还须依赖高出口。这就是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外汇储备、高经济增长率为基本特征的“中国之谜”。
鉴于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在我国已经持续近20年，鉴于形成这种发展模式的主要因素依然没有变化，即便向国内消费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转变是一个合理目标，我们也很难指望在短时期中实现这一转变。因此，我们更应当关注“如何实现转变”的问题。简单地压缩投资不仅不能奏效，而且会危及经济增长。应当提出的问题是：如何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引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优化投融资结构
投资应树立以就业为优先目标
人口和就业，始终是关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不同的投资领域、不同的投资项目会有不同的就业效果。如果投资集中于劳动密集的产业内，如果投资集中于社会基础设施领域中，则无论在投资发生过程中还是在投资形成生产能力之后，增长和就业将同步发展。但若投资集中于资本密集的大项目上，集中于生产型基础设施上，无论是在投资期间还是在形成生产能力之后，其就业效果都相当有限。通过增加投资来启动经济增长，必须将促进就业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在这个意义上，促进小企业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意义。金融领域必须适应这一转变。
中国长期保持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股权类资金供应严重不足。这使得我国的投资领域和生产领域中普遍存在资金结构失衡问题。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有关部门几个月前决定，对现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进行调整。 降低了城市轨道交通、机场、港口、航运、铁路、公路、商品住房、邮政、信息产业等项目的资本金比例；同时适当提高了属于“两高一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应对金融危机，采取这些措施或有必要，但其负作用应特别警惕。因为次贷危机殷鉴不远。
如果说在金融危机中“现金为王”，在中国今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则是“股权投资为王”。要根本解决问题，需要拓展思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我们的眼界不能局限于发展资本交易的市场，而应着眼于创造有利于股权资本形成的机制。
首先要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要发展为小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要大力发展民营资本，因为在金融管制条件下，民营资本的投资大多形成股权。而在资金总体过剩的条件下，未来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不应再是筹集资金，而是寻找股权资本。同时，要聚合各类性质的资金，形成股权性投资。其中，发展PE尤为重要。2009年，我国PE有长足发展，且不仅仅以上市“退出”为主要目的，其自身已经形成有效的商业模式。此外，加强金融创新尤为重要，由于我国的资金主要集中于商业银行，促进商业银行从事那些将债务性资金转变为股权性资金的金融创新尤其值得关注。
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先开始回升，主要依赖的是政府和大型国企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但是，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最终还须有民间投资的跟进。民间投资难以迅速跟进的直接原因是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但金融体系不健全、非竞争性的市场准入条件限制、基础产业和基础部门的国有垄断等，则构成制约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 有些研究显示，近年来，在一些基础产业领域，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
因此，要进一步打破垄断，推行投资的自由化，特别是，对国内私人资本和外资放松各类准入管制，借以吸引私人资本和外资进入，同样构成经济可否有效恢复，经济发展可否长期持续的关键。
投资应逐步转向“城市化导向”
城市化的投资重点应当转向经济类和社会类基础设施并重
改革开放30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主导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举，并逐步向城市化为主导转移，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化的投资重点应当从重在经济类基础设施转向经济类和社会类基础设施并重，并最终要转向以社会类基础设施为主的路径上。
一方面，此类投资将从供应和需求两个层面增强消费的主导性作用，另一方面，基本上不会造成所谓产能过剩问题。未来，文化教育（包括影视、娱乐等）、卫生医疗、体育健康、社会保障、公共管理、旅游服务、环境保护、科研开发、房地产、物流经济、金融、现代商业服务等将成为投资的重点。调整投资领域、优化投资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向国内消费主导模式转变的关键环节。
2008年我国的救市方案中，除了决定进行4万亿元投资、实行10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之外，还推出了16项科技专项，并特别强调要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强科技支撑，增强发展后劲。2009年11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其题为“让科技引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5大新兴战略产业。这一讲话体现的理论逻辑是：任何一轮经济危机，总是由新经济、新产业引领而走出，并重新走上平稳较快发展之路的。
今年以来的经济复苏主要依靠传统产业，强大的国家投资并未有效促使产业升级转化。年前结束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进一步指出了我国2010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要抓紧研究提出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强化政策支持，加大财政投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抓紧落实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落实重点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大力推进技术改造，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这意味着，建设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是中国面向未来的国家战略。在高新科技产业化过程中，金融体系的支持，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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