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的思想，首先是江泽民同志面向新世纪，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近80年历史经验的产物，同时也是江泽民同志以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其他国家的执政党，尤其是苏联共产党垮台的教训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的结果。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拥有93年历史、近2000万党员，执政74年，有着世界影响的老党、大党。这样一个党，曾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它也确曾在各方面给我们党以很大的影响。苏联共产党存在的许多问题，在我们党也曾存在过。对于这样一个党的突然瓦解，不能不给我们党以极大的震憾；同时也促使我们去思考，去探究苏共败亡的原因，并且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苏共败亡之覆辙。苏共垮台十年来，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要注意研究苏共垮台的原因，认真总结其兴衰的经验教训并加以借鉴。很显然，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与我们党和江泽民同志对苏联共产党败亡的原因和教训进行深入思考和分析有着密切的关联。
那么，苏共败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苏共败亡的原因，归根到底在于苏共内部出了问题，在于苏共违背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背离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丧失了人民群众的信任。这就是我们用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重新审视苏共之败亡而得出的结论。
一、苏共长期奉行“左”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在苏联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模式，严重违背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是苏共败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最根本的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就必须正确认识本国国情，制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及时变革和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体制模式，以推动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
苏共长期以来对苏联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制订的路线都是脱离苏联国情，脱离实际的，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欲速则不达。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长达20多年的执政时期，除了卫国战争年代，苏共在社会主义建设不同时期提出的总任务是：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农业全线总进攻计划。到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社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到1939年，他急于在10－15年内赶超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便从社会主义过度到共产主义。二战结束后，1952年苏共再次提出了“通过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途径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总路线，并制订了实现这条总路线的策略和任务。苏共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总路线历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尽管在很多方面作了重要调整，但其主要之点并未作根本改变。例如，赫鲁晓夫 1961年提出用20年时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仍认为已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在1986年使用了“发展中社会主义”的提法，但这一估计并没有成为苏共制订政治路线的依据。
“左”的指导思想和路线，表现在所有制关系上就是苏联长期实行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苏联在30年代形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苏共认为，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低级形式，集体所有制必须向全民所有制过度，最终形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这种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不符合苏联生产力水平和层次，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苏联在农业、手工业、商业、轻工业方面“急于过度”，搞“一大二公”，没有充分发挥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历史作用，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造成了这些部门的长期落后状态。
“左”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表现在经济体制上就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列宁之后，苏联长期存在着歧视和排斥商品货币关系，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物。由于否定市场经济，苏联几十年来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这种体制的特点是：（1）集中性，主要计划指标由国家自上而下地集中制订；（2）全面性，计划囊括了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一切经济过程和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3）强制性，国家集中地制订出来的指令性计划，下级机关和企业必须执行。由于国家掌握着所有经济命脉，国民经济实行计划化和部门管理体制，排斥市场，虽在历史上苏共和苏联政府强调过利用成本、利润等经济杠杆管理经济，但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这些措施和方法往往徒具形式。苏联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起过一个时期的积极作用之后，越来越显示出其消极影响。第一，制订计划的主观片面性，往往导致不符合实际需要的比例关系，违反了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规律；第二，一切依靠行政系统、行政方法管理经济，必然产生官僚主义；第三，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必然抑制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导致产品质量低、经济效益上不去的通病；第四，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产品供不应求，缺乏竞争，企业缺少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苏联有学者认为，传统体制在科技进步道路上制造着一种独特的“反促进因素”。
“左”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表现为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从1926年开始，苏联采取了重点发展重工业，力求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应当说，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取得了重大成就，它为苏联建立了强大工业基础，从物质基础上保证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但是，苏联工业化道路是用忽视农业、压缩轻工业的办法，片面发展重工业，这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和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型。80年代中期，从社会总产值的部门结构来看，农轻重三者的比例关系大致为2:2:6。重工业过重（其中80％又与军工产业有关），轻工业过轻，农业长期落后的状况，成了影响经济正常发展、改善市场供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左”的指导思想和路线，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表现为走了一条粗放发展的道路。长期以来，苏联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不得不靠不断地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走粗放发展的道路。苏联自30年代消灭失业后到80年代未，每年平均增加劳动力为200万人，基建投资一般要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国家预算的50％左右。苏联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耗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资多50％。一直到1991年底解体，苏联基本上仍是粗放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长期实行粗放发展方式直接导致了苏联经济速度递减，素质低下和缺乏竞争力。
苏共长期以来奉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和路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体制模式，严重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终于导致苏联经济在速度和效率方面都出现了危机。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人民心目中大打折扣，形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苏共和苏联社会制度的信任危机。在这样的条件下，共产党政权难以为继，人们作出了另外一种选择。
二、苏共党内长期以来严重的教条主义，在苏联形成了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模式，背离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苏共败亡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因。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做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处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继承本国传统文化中一切优秀成分，借鉴吸收一切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高度重视并大力发展反映时代水平的科学技术，培养塑造人民的创新精神。苏共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同时，十分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但是，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苏共党内逐渐出现教条主义倾向，而且日益严重。在列宁之后激烈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以维护列宁和列宁主义为名，利用其对列宁主义解释权的垄断地位，泛化、神化列宁主义，致使其严重教条化。在发展列宁主义的旗号下，他在《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论著中，建立了官方的不可置疑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在斯大林默许下，苏联展开了一场空前的把斯大林神化的新造神运动。从此，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风靡全国，愈演愈烈。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结合起来，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和真理的化身，斯大林的理论成了一切思想的源泉，斯大林的讲话成了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开始，教条主义成为苏共身上的一种积习和痼疾，长期伴随着苏共的决策者们。有关“产品经济思想”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有学者分析，从1931年斯大林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保留商品货币开始，在承认商品经济的历程中，大约每10－20年前进一小步。及至戈尔巴乔夫承认计划－市场经济，时间已经耗去了几乎整整60年！“本本”观念是何等的顽固！
在苏共教条主义的浓厚氛围下，苏联逐渐形成了一种僵化、封闭、保守的思想文化模式。这一打着浓重斯大林印记的思想文化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把苏联最高领导人树立为各个学科的最高权威和真理的最后仲裁者。例如，1927――1929年政治经济学领域两大学派就该学科对象等一系列纯学术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1930年2月9日 ，斯大林对这一争论作出结论，说什么争论双方都“陷入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他们的争论“当然是合乎敌人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再如，战后苏联语言学界就语言是否属于上层建筑和具有阶级性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这样一场纯学术争论，最后也是由斯大林出面，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作出结论，认为：语言不是基础的上层建筑，语言没有阶级性。
第二、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以大批判和大清洗的方式干预思想文化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亲自发动和组织了一系列学术领域的大批判，例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开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哲学领域开展的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在生物学领域开展的对魏斯曼学派的批判等等。在开展大批判的同时，苏联也开展了对“旧专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清查和大整肃。 1928年到1931年，苏联破获了所谓“沙赫特”案件，“拯救乌克兰联盟”案、“劳动农民党”案，“工业党”案以及“孟什维克联盟局”案等。每一个案件都牵连了一批知识分子，一大批著名学者、教授和技术专家遭到清洗。
第三、以思想文化的单一性取代多样性，以钦定风格流派的垄断代替各种风格的自由竞争。例如，1948年，苏联生物学界拥护米丘林学说和主张摩尔根学说的科研人员就遗传学问题展开争论。结果，摩尔根学派被宣布为“唯心主义的反动科学”而遭到封杀，遗传学被当作伪科学遭到禁止。进而，苏联官方规定解剖学、微生物学、心理学等学科都必须以米丘林学说为基础。这样以来，在苏联生物学界就形成了米丘林学说一花独放的局面。再如，从1932年4月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决议》开始到30年代末，95.5%的人文社会科学团体，92.9%的文艺创作团体，69%的普通文化教育团体，48%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学会，都停止了活动。而官方建立的文化和学术团体也大多走上了统一化、行政化和国家化的道路。各种风格和流派自由竞争的局面不复存在。
第四、全盘否定除社会主义文化以外的其他一切文化成果，以隔离、封闭的方式在“纯社会主义”的环境中培养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既批判，又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在很长时期里，苏联对本国的精神文化遗产采取了一律否定和强行禁止的态度。例如，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把200多名学术界著名人士强行移送出国，把他们的作品列为“禁书”而全面封杀。在对待资本主义文化问题上，苏共长期缺乏全面正确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已陷于全面的危机之中，对其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一概加以排斥。这种在“纯社会主义”环境中培养社会主义意识的做法，不但没能培养出纯社会主义思想，反而使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掺杂在一起而遭到扭曲；不但没有杜绝资产阶级思想，反而导致了人们对国外资本主义文化的盲目崇拜。
由于这一思想文化模式是经过思想文化领域的历次大批判建立起来的，同时，又通过一套威慑机制确立、巩固下来，因而具有相当的牢固性。尽管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斯大林时期思想文化斗争的方式，但从总体上看，上述模式的主要部分保留了下来。而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推行停滞倒退的思想文化政策，在斗争方式上虽不可能完全退回到斯大林时期的做法， 但对“离经叛道者”除了采取传统的批判、撤职等手段外，还使用了诸如吊销国籍、强制精神治疗等更加精致的手段。
斯大林时期形成、确立的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在苏联数十年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给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从而也给苏联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第一，僵化、凝固的理论教条，特别是斯大林确定的那种社会主义观念，长期束缚、阻碍着苏联的改革，使数十年的改革屡遭挫折。第二，苏联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变形，失去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穿透力，创新思维能力衰竭；第三，苏联思想文化模式不仅束缚、压制着人们的科学创新。而且镇压、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使科学不仅不能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反而使苏联经济停滞不前，导致在同西方国家竞争中最终败北。总之，苏联思想文化模式长期以来违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戈尔巴乔夫则走向另一极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照抄照搬西方的一套，也同样违背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既然如此，苏共的败亡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苏共长期忽视民主政治建设，在苏联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并衍生出一个官僚特权阶层， 使党严重脱离群众，逐渐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这是苏共失败的又一根本原因。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十分重视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肯定的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俄国革命后诞生的新型国家政权应当是巴黎公社的继承和发展，设想革命后要建立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制，以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为此，必须贯彻巴黎公社的三条原则：（1）实行普选制，人民可以随时撤换政府工作人员；（2）国家工作人员的薪金不得高于熟练工人的工资；（3）使所有的人都来管理国家，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十月革命后，列宁为工农群众直接管理国家作出了许多努力，但实践很快证明，立即实行这三条原则是不现实的。实际情况是，苏维埃这个由劳动群众进行管理的机构变成了无产阶级先进阶层即党代替劳动群众进行管理的机构。为使国家机关和工厂企业能够正常运转，也不得不高薪聘用一批旧官吏和旧专家。党内普遍则采用了“战斗命令制”，一切国家权力集中于党的中央及其政治局，对党和政府机关的干部实行层层委派和任命。国内战争结束后，党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同时，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比如，党的十大决定用“工人民主制”代替“战斗命令制”。但这些措施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切实执行，政治体制日益表现出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对此，列宁深感不安，在重病和临终前，口授了一系列文章，主张对政治制度必须“实行一系列改变”，并提出了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然而，由于历史假以列宁的时间太短，这些设想未能在实践中加以有效地贯彻。
列宁逝世后，由于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也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原因，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像列宁晚年所叮嘱的那样向民主化方向转变。相反，总的趋势是将原来就日趋集中的政治体制推向极端，在苏联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这套体制模式的主要特征是：（1）党的组织行政化。党政融为一体，以党代政，党集中了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机关萎缩；（2）国家权力个人化。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国家权力控制系统失灵，公共权力流向少数官僚和斯大林个人，形成总书记个人专权。（3）干部制度委任化。苏联建国初期以委任的方式向各地与各级岗位输送干部的做法沿袭下来，并且定型化、制度化。 党、政、企及群众团体的干部层层由上级委派。（4）个人崇拜普遍化。不仅斯大林被说成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是洞察一切、不会犯错误的超人，而且各级领导人也被看成天生具有独特天赋、能做出唯一正确决定并表达群众心愿的人。（5）监督机构无效化。列宁时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出、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具有监督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权力。斯大林时期把党的中央监委变成党中央的下属机构，使之失去了原有的性质和监督同级党委的权力。（6）党政机关官僚化。列宁逝世前，苏维埃国家机关官僚化过程已经开始。斯大林上台后，强化了官僚体制，建立了一种盲目服从上级的“等级制度”，还赋予各级官员种种特权，在庞大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7）法律制度虚无化。总书记直接领导的国家安全机构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不受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不受任何法律制度的约束，包揽了从逮捕、审判、监禁到处决这一司法程序的全过程，集中了公、检、法的全部职权，对全国实行恐怖统治。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各届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对这种政治体制模式作了一些变革和调整，剔除了其中极端的成分，但都未能摆脱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这一体制模式。戈尔巴乔夫上台时的苏联政治体制模式，大体还是和30年代成型的体制模式一脉相承，它们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和界限。
苏联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其弊端和危害性。“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部官僚化”，使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由此出发，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因而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反而在“党切实代表人民利益”的宣传下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加深了他们的被欺骗感和对苏共的失望。“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了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改革开始后，以往人为掩盖着的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使人们对苏共究竟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感到怀疑。“干部制度委任化”，干部由上而下层层任命，干部可以只对上负责而可以不对下负责，造成党群、干群之间的隔阂，因而也损害了党的领导的代表性。“个人崇拜普遍化”与“国家权力个人化”相联系，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毫无生机可言，使社会丧失了制约性批评机制，领导人出了问题，也难以及时得到纠正。 不仅如此，个人崇拜还培养了一批品德不良、权迷心窍、阿谀奉承的害群之马。“法律制度虚无化”使苏联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大清洗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罪孽，祸及几乎每一个苏联家庭，人们心头埋藏的世代怨恨难以消除，人们心灵上的创伤久久难以抚平。总之，苏共在苏联建立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无怪乎当苏共垮台、红旗落地之时，群众表现得是那样无动于衷和平静！
忠实地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共产党存身立命的根本和法宝。我们已经看到，苏共无论在那一条上都没有代表好，因而也就逐步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这是苏共败亡留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