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经济转型成功，中国必将迎来另一个充满潜能的发展机遇期
“我国经济面临巨大的挑战，也面临着发展机遇。” 3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坚定地说， “中国的经济经历一场困难的考验，将会显示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在全球金融危机日益深化的背景下，这句话一方面暗示当下中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指明经济转型将带给中国社会巨大的发展能量。
事实上，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的一篇社论就指出，多年以前，中国政府就试图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但一直难以迈出大步伐。外部市场萎缩后，内需不足的缺陷逐渐凸显。现在中国决心乘势启动经济转型进程，如若成功，中国必将迎来另一个充满潜能的发展机遇期。
转型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前沿性命题，在全球各个转型经济国家中，中国是转型经济的大国和代表性国家，并在转型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未来的经济转型进程也值得期待。
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属于经济转型，经济转型也包括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如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体制转轨与产业结构及经济结构的转变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所有这些被称为经济转型的活动中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转型的取向都是市场化；第二，转型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产业和国家的竞争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也强调，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是要在尊重市场原则和规律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开放，通过国际、地区和企业间的多方合作，蓄积民族生产力和国家竞争力，以顺利实现新一轮的经济成长。
全球经济转型的大趋势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源于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因此只有调整结构才能根治危机。刘军红为本刊记者分析了全球经济转型的几大趋势。
首先是不能脱离市场，以市场经济为主，尊重市场规律。例如，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虽然美国和欧洲各国的政府都有介入，但目前已经开始对财政介入表现出谨慎态度。奥巴马近日承诺，将在2013年第一个总统任期届满之时将美国的财政赤字减少一半。刘军红认为，要保证财政的健全化和规律化，就要注重财政收支均衡，对赤字扩大持谨慎态度，否则对经济可持续增长不利。
二是金融产业和制度的完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虽然在此次危机中暴露出很大破绽和问题，但金融技术和创新工具在维护经济内外均衡中的作用并不能否定，危机凸显美国改良和完善金融制度的迫切性，很可能促成美国就此重新建立更灵活有效、更稳健和完善的金融制度。
三是制造业方面发达国家开始追求能够领先世界和下一个时代的新技术，占领了这一制高点就可能在这个时代主导全球产业分工。面对全球能源、环境问题升温，跨国节能环保事业及其技术体系的构建，成为发达国家争夺未来产业技术竞争制高点的关键领域。2009年底联合国全球气候框架公约签约国大会计划达成新时期的全球减排公约，在此关键时刻，谁率先构建了节能环保技术垄断体系，谁就将获得未来的产业竞争领先地位。
对此，日本企业积极发挥技术和资金优势，瞄准新兴市场的电力、钢铁及新能源，加紧跨境并购和合作，控制新兴市场产业前沿，主导新时代的国际分工体系。如早在2006年，东芝公司就瞄准新兴市场的核电需求，收购美国核电设备企业西屋公司，在能源危机下又通过对哈萨克斯坦的国营铀矿山转让10%的西屋股份，换取了矿山开发经营权，确立了从核燃料到核电设备的一体化垄断体制。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和经济研究所专家李众敏也对本刊记者指出， 日本近几年的对外投资，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金融投资都是比较成功的，其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刘军红认为，危机下，日本企业积极展开对外并购与合作，和日本企业界对世界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认识有密切关系。
他解释说，日本企业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理论非常关注。克鲁格曼的经典思想是，全球化推动了自由贸易的发展，而其主导者则是跨国垄断企业，所形成的跨国产业内贸易超过了产业间贸易，构成了全球贸易的主渠道。克鲁格曼的思想为日本企业展开内外一体化并购提供了理论依据，特别是此次金融危机后，日本企业的内外并购、重组规模之大，频率之高，战略性之强，为以往所罕见。日本企业瞄准新兴市场的并购，必将对未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走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要考虑的两大问题
在李众敏看来，中国本身的转型发展一直是借鉴了很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走过来的。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在引资还是借外债的问题上一度有争议，但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让我们看清了举债发展的道路是不切实际的。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国内正讨论短期资本开放的问题，但危机爆发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能过早开放资本账户。李众敏认为，现在谈中国的经济转型，同样可以借鉴一些国际的经验和教训。
这位专家指出，全球经济转型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是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目前，世界新的经济增长点仍不清晰，即使世界经济从危机中复苏，增长动力也有限；另一个是对增长过分依赖和看重，但福利未被重视。例如次贷产品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就反映出，尽管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增长很好，但是仍然有很多美国人住不起房子。
他强调，要扩大民众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的程度，就要避免单一追求经济增长，要同时关注增长和分配问题。不过，对中国来说，北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模式目前还达不到，更应该着眼于全民基础性的调整，如更合理的税制和更精确有效的国民账户，这是改善分配的制度基础。
他进一步指出，政府除了在刺激经济时需要加大投资力度外，更多的时候要弱化投资者身份，要扮演公平角色，创造更多公平投资机会，为扩大民间投资创造更多的条件，提供宽松的创业环境，并加大民生支出。
李众敏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从长远和后续的发展来看，不能完全靠外来的创新带动，在装备制造、汽车、航空、核电、新能源等各个领域都要有自己的技术创新体系。在这方面，日本的教训是，其“应用型创新”模式而不是熊彼得所指的“破坏性”创新模式，固然也能带动本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但是不足以构成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的创新体系。中国事实上也在走日本的这条路，大力引进技术，如早期的“市场换技术”的路子，但事实上丢了市场，也未建立起自己的品牌，而核心技术仍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所副所长丁一凡接受本刊访问时指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的遭遇给我们提了一个醒：只是依靠劳动力多和生产初级产品，技术上跟不上外部需求的变化，外贸形势很容易变坏。丁一凡强调，我们存在与东南亚国家相像的问题。
他说，目前还有人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一旦美国、欧洲走出衰退，外贸形势就会马上恢复。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走出危机并没有那么快，另外，即使走出危机了，整体形势也会变，会有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如果只依靠欧美的市场是不行的，应该开发更多的市场、开发新产品。”
在这方面，丁一凡认为，日本当年发展的例子可以借鉴。可以举两个例子：一是电子产品的发展。日本当年看到芯片技术，就想要把芯片应用到所有技术上去。那时候，主导汽车业的德国和美国在汽车制造上讲究结实耐用。但日本另辟蹊径，将电子技术应用其中，比如需要将汽车车窗摇下来，就在里面加一个芯片，一按按钮车窗就下来了。此外，还有电子打火等。结果，日本汽车占领了市场，最后德国、美国不得不向日本汽车业学习。另外就是录像机和摄像机的应用。录像设备一开始只限专业人员使用，体积很大，日本通过研究，将其小型化变成人人都可以用了。
他指出，这些技术上的应用创新主要来自于企业，企业要动脑筋，发现这些技术。现在有无数专利和技术没有商业化，中国企业应该不断寻找、捕捉这些讯息。
接受本刊访问的专家指出，在技术应用创新和市场转化方面，政府应该鼓励企业的科技创新和应用，并为之提供支持，以完善国内的技术体系。例如，日本政府有一个“查新体系”，其设立的查新网上有各种新专利和技术的信息供企业免费查询。在中国，政府委托查新公司对企业提供服务，但收费高昂效率却不高。
又如芬兰政府，它在世界上最早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并积极引导科研机构及企业研究对增强国家竞争力最为迫切的技术。芬兰政府还注重通过宏观指导和协调，推动技术开发及科技成果的转化，使芬兰的国家创新体系涵盖了从产业培育到成长过程的整个链条。
诺基亚奇迹与中小企业发展
论及中国的经济转型，扩大内需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词。 接受本刊访问的专家却提醒，谈扩大内需，不能非此即彼，因此就否定出口。
李众敏指出，应该看到，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会保持贸易顺差国的地位。至于内需，本质上是储蓄问题，储蓄越多，消费就越小，但高储蓄率带有民族特点，例如在整个美国储蓄率为零甚至是-1%的情况下，在美华人仍然有15%～20%的储蓄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甄炳禧接受本刊访问时也指出，消费与传统以及文化价值观有关， 法律和政策的引导可能会促使产生一些改变，但多大程度不好说。 此外，中国社会保障的“三座大山”——养老、医疗保险和教育——没有被搬除，一个庞大稳定的中产消费层没有形成，都会阻碍内需的拉动。
刘军红认为，从拉美债务危机的前车之鉴来看，在民族产业生产力未蓄积起来前就盲目仿效美国的内需道路是不可行的。
他进一步指出，一方面不能因为强调拉动内需就忽视甚至否定出口，另一方面还要看到，扩大内需并不限于扩大消费，私人企业的民间投资是很重要的内需成分。
他强调，内需必须包括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目前连外资的大企业都已经充分地享受了国民待遇，应该给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和私人企业以国民待遇，以帮助民族企业更好地壮大，在中国本土形成足够的生产力，继而通过国际、地区和企业间等多方合作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诺基亚的发展历程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大概20年前，芬兰的经济按照欧洲的标准还是相当落后的，后来，芬兰进行了以提高生产力为中心的经济调整，特别是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创新。诺基亚原本只是芬兰本土一家地道的民族企业，但它不仅成为芬兰第一个被世界公众认可的品牌，现在更是首屈一指的跨国公司。在芬兰，人们把诺基亚称为是芬兰经济的第三条腿，称赞它把一个曾经以森林为主的小国变成了一个“后工业信息社会”。
芬兰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米卡马利蓝曾指出，很多中小型企业试图壮大发展，比如说诺基亚就是一个例子，政府的政策要支持而不能阻止和限制它们的发展，不然就将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刘军红指出，在日本，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一度也不公平，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的首相桥本龙太郎厉行改革，强调“公平、公开和全球化”。这一涉及企业、金融、财政、行政、社会和文化的全面改革引领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走向了全球。
他认为，政府要尊重市场原理和原则，进一步放松管制，国内产业分工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在于管制过多过乱。例如，中国技术分割现象严重，政府应及时推出数字电视、移动电话网络等统一标准，避免诸侯割据、竞争内耗，这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严重抑制了内需。而在教育、医疗、文化产业等领域，政府应放松管制、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
李众敏认为，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不能只靠手里有多少外储，从国家层面看，外汇储备规模是影响中国实力的因素之一。但是，更为强有力的国际实力要靠大型跨国公司来支撑。中国目前仍然缺乏类似日本丰田、索尼、松下、三菱那样的国际级的巨型企业。他建议道，在培育国际级的大型企业时，政府不仅要扶持国有企业，也要有意识地鼓励优秀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其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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