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党的民主执政体现在它的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比苏维埃时期的选举制度具有更大的民主性。苏维埃时期的选举是间接的，而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是直接的，民众可以直接选出从乡到边区的各级参议会议员。各级参议会再选出同级政府。有关选举的配额的规定也是更为平等。苏维埃时期规定，农民居民30人选一个代表，工人居民13人选一个代表，而边区对不同阶级、阶层一律公平对待。 同时，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政权选举的形式也是多样的，1937年、1941年、1945年的三次较大规模的选举， 都是通过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发表竞选演说、差额选举、看政绩、发挥新闻的舆论作用等形式，选举出自己最为信任的“官”和政府。许多地方除看家、出外、有病的以外，差不多全数参加选举。许多不识字的农民，没法写字，就创造了“掷豆子”等方法进行选举。他们对选什么人非常关心，非常慎重，在选举过程中，选民严肃谨慎地提出和审查候选人，看他们是否对抗日工作忠诚，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否在生活作风上犯过错误，而且候选人要当众说明自己的政见和施政方针，争取选民对自己的了解，接受选民的审查。在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后，选民才投上自己庄严的选票。不仅如此，陕甘宁边区还体现在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的统一。边区人民不仅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而且对边区各级参议会和政府的工作，都有权“检阅”和“评价”；对于那些不称职的政府人员，人民有权罢免。这种民主权利体现在上至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下至每个自然村的政治生活之中。中国农村的民主传统是极其缺乏的，普通农民有权直接选举自己信任的“官”和有权罢免自己不信任的“官”，参与管理政府的大事，民主参政意识普遍得到提高，与当时国统区一党专制的垄断政治形成鲜明的对照，实在是中国政治史上破天荒的伟大创举。
其次，共产党实施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使政权中包容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从上述选举制度来看，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实行的民主制度，不是徒有虚名，而是有名有实，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参加政府的管理。从1940年开始实施的“三三制”，把民主政治落实到政权建设中，也把共产党提出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落到实处。个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3月试行“三三制”，1941年《五一施政纲领》颁布后全面推行，到1942年基本“达标”。从“三三制”实施的效果来看，也是十分成功的：（1）实行“三三制”，使边区各级政权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对于提高边区政权的号召力，调动社会各界建设边区的积极性十分有益。这种广泛代表性，不仅调动了“革命阶级”的积极性，而且有效地激发了曾经是“革命对象”阶级的积极性。有的地主和土绅，“从绝望的地位见到‘三三制’，就多表示出意外与兴奋的心情。”甚至有的地主和士绅“在摇头摆尾的唱‘虽尧舜之世不如也’了”。(2)实行“三三制”，使边区政权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大大加强了。这不仅是因为边区政权人员构成的广泛的代表性，决定了决策能够兼顾各方面的利益，而且因为“三三制”使边区各级政权吸纳了大量优秀的人才。从两次参议会提案论政的视野之宽广和深度的拓展来看，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如经济类提案，第一届参议会只讲到要发展农业生产，增强粮食收入，发展农副业，改善人民生活等。而第二届参议会的同类提案，则进一步涉及到所有制问题和财产问题，包括发展公私商业、巩固边币和发展贸易等等。 政治类提案质量中，人们熟知的李鼎铭先生等11位参议员提出的“精兵简政”提案，迅速为边区政府以至中共中央所采纳，导致了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大规模的精兵简政运动。（3）实行“三三制”，提高了边区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效率。“三三制”实施后，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要在政权中发挥作用，赢得其他人士的尊重，就要更加努力的工作。而非共产党员以前是被排斥在共产党政权之外的，特别是那些曾经是“专政对象”的地主、富农、国民党等，被吸纳到政权机关，参与治理边区，使他们一方面感到受到礼遇而生感激报答之心；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借此机会一展自己的才华，让人们认识其存在的“价值”。这就在政权机关内部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为民执政是局部执政成功的深厚基础
执政要人民当家作主，也要给人民以实惠，才能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成功实践中，就十分重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使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的见的物质福利。”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为人民服务的论述最多，也为人民办的实事最多。例如：实行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生产； 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工商业，繁荣边区经济，等等，无不渗透着强烈的人民性。1941年6月在延安发生的“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的故事，事隔四年之后的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曾经多次提及，可见它对毛泽东感触之深，也引起了毛泽东对党在执政中许多重大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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