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金融危机转变为全面的经济衰退，刚刚在伦敦举行的20国领导人峰会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各主要发达国家都采取了资本主义世界从未采取过的最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投入了巨额财政和金融资源，试图尽快使经济转入复苏。但是，仅仅靠政府强力干预市场经济，而不对形成次贷危机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就难以通过此次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学和制度创新，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危机。我们认为，此次金融危机与技术创新周期、经济周期和政府规制有着紧密关系。
新经济没有改写经济周期的规则
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就分析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由于创新在不同时间、空间和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周期的产生。
20世纪90年代以ICT（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创新规模、扩散速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都前所未有。但与以往任何一次技术创新周期一样，在数字革命大规模创新初期的创新者垄断市场阶段，创新为美国创新者带来的极其诱人的极高的超额利润或技术租金，引起全世界其他企业纷纷模仿跟进，形成了巨大的创新浪潮。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新浪潮被推向高峰。
在近10年的创新高潮过程中，创新急剧扩散引起“新经济部门”急剧扩张，ICT产品性能快速提高而价格快速下降的新摩尔定律和同质化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产品需求高潮，导致对与信息相关的资本品和消费品需求急剧扩大，生产部门急剧扩张，对资本投资的需求扶摇直上，市场货币流动性超常活跃，于是经济出现了空前的高涨，以纳斯达克为标志的创新股市带动整个股市异常繁荣，将美国经济引入了经济周期的繁荣期。
到2000年中期，随着ICT创新迅速普及，以单晶硅为基础掬盛嗣=于技术效率达到顶峰，进一步创新的边际效率下降，创新从产品的快速升级换代转向了增值服务开发．以独立创新为特征的大量中小企业失去成长的基础，ICT技术的成熟化使产品价格趋于稳定，创新开始进入低潮．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逐渐减少．市场对资本需求增长放缓，货币流动性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滑坡。到了2000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急速下滑．从第二季度的5．6％降低到第三季度的2．2％，2001年第一季度仅增长1％。纳斯达克股指的急速跳水．标志着美国基于ICT创新浪潮带来的10年经济繁荣结束，“新经济泡沫”破灭。2001年布什担任美国总统．“9．11”事件发生，随后伊拉克战争爆发．美国经济进入低谷。
美国利用CDO绑架了全世界的投资者
这次美国的全面金融危机初期条件是为了维持ICT创新浪潮带来的经济繁荣而对过度金融创新放弃监管，与技术创新周期有紧密的联系。
2001年以后。为了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后刺激经济增长．美国逐步放松信贷条件，并利用IcT创新和新经济引发的金融衍生工具刺激金融货币的流动性。2001年到2003年6月．美国连续25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到1％，并保持了一年多的时间。低利率刺激了美国市民购买房产的欲望，而金融系统在没有政府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大量发放次级贷款．致使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1994年次级贷款仅占当年贷款发放总额的4．5％．到2006年次贷总额达到1．3万亿美元。占贷款总额的14％，涉及500多万个美国家庭。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次级贷款以CDO(次贷担保债务凭证)的方式进入了金融市场．这等于美国利用CDO绑架了全世界的投资者。
在2004年6月以后到2006年6月的两年里，．为防止房地产和经济过热，美联储开始连续17次提升利率．到2006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提升到5．25％，30年房贷抵押贷款利率上升至6．8％。在大量中低收入购房者因利息负担加重而无法正常支付分期付款时，次级贷款变为金融机构坏账．终于引发了次贷危机．随后通过CDO引发了全面的金融危机。至此．我们从技术创新周期与经济周期的视角，理清了新经济创新周期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直至目前已经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的脉络。
美国政府何以自居信用监管严格?
如果说经济周期是技术创新周期引起的，那么经济危机则是由于政府没有把握好技术创新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没有对技术创新高潮引起的经济增长高潮， 以及随后技术创新进入低谷引起经济增长进入低谷过程中的市场不良行为和过度创新的负面影响进行有效规制造成的。
技术创新周期会导致经济周期．这是客观规律。但经济周期中的危机程度则是可以通过政府的有效监管得到控制的。纵观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过程，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引导和监控职能，以至于放任次贷任意发展并进入资本市场，以信用监管严格而自居的美国出现了大量在市场上具有重大影响的金融企业、信用评估企业不顾社会公众利益而造假的行为。 造成次贷规模和比例失控。如果政府对次贷实施适当监管，而不是放任格林斯潘仅运用利率之手操纵美国经济．导致对技术创新高潮过后的经济增长低谷过度刺激引起对房地产需求过度扩张及泡沫泛起，并将次级贷通过过度创新的CDO扩散到整个金融体系．就不会演变成今天的世界性经济灾难．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其对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即存在破坏性创新。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当286计算机投入市场还不到1年之际，386计算机就取代了286，致使对286计算机的投资很快成为不良资产。从386计算机到586计算机．再从，奔腾1、奔腾2 ……奔腾5的演变、这样的破坏性持续了几年。这本身也是形成ICT“垃圾资产”的重要原因。同样，持续不断的金融衍生工具创新．在活跃了资本市场的同时，也造成了流动性过剩，致使资本市场泡沫泛滥．这些问题都是创新自身具有的规律性。政府的责任和职能就是要在认识这些规律的基础上，纠正市场失灵．减小创新的破坏性。而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不作为，至少是作为不当．使得美国政府不能推卸对次贷危机发展成百年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应该承担的责任。
保增长不应操之过急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保增长、保就业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操之过急．实施过度的经济刺激政策。
中国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引起的巨大市场需求，掩盖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大量风险。首先，2003年以来中国股市、房市出现的巨大波动背后同样隐含着严重的投机等不健康因素。其次，为了防止国际金融危机引起我国经济滑坡，我们已经大大放宽了金融贷款条件，加速了贷款发放速度。也增加了金融风险。再次，我国股市的各种基金已经出现了巨额亏损．存在着很大的市场风险。为了防止中国未来发生金融危机，政府必须加强对金融领域，尤其是资本市场的风险管理和监督。
我国金融系统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实体经济增长仍然强劲，长期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这使得我国金融系统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市场经济体制，否定市场经济导向的金融改革和创新，不能认为市场经济体制会因此次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而终结。我们一方面要吸取美国放任金融自由创新的教训．加强和完善政府对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监管，防止出现重大问题：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我国以市场为导向的金融体系改革和创新，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带来的经济衰退和萧条是市场自我修复的一种客观后果。通过危机可以纠正市场信息扭曲和投机造成的结构劣化，使劣等生产条件退出市场，为先进的生产条件．腾出市场空间，促使高素质生产要素转移到优质企业和新兴产业。这实际上是一种市场清洁机制。应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加速结构优化调整。重点支持先进生产力发展，通过应对危机实现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优化升级，支持环保产业发展，加强生态建设，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