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武汉11月10日电(记者皮曙初、廖君) 审计署日前发布审计调查结果称,历经6年时间,投入资金910亿元,涉及8201个项目,我国“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整体水质依然较差, 淮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49.2%的断面水质为劣五类,巢湖平均水质为五类,太湖、滇池平均水质仍为劣五类。
“我国湖泊治污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控制效果不甚理想。”近日在武汉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上,一些专家直陈我国水污染防治缺乏效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部分院士和专家剖析了备受诟病的环保投入“无底洞”现象。
边治理边污染,“再投910亿元也没用”
太湖,长三角上一颗明珠。但随着区域经济的繁荣,太湖水质却“连降三级”:从上世纪80年代的二类水为主下降至五类、劣五类。当遍布太湖周边的上万家纺织印染、化工制造、食品加工等企业, 在为地方GDP增长作贡献时,污染物也在急剧积累,近几年频发蓝藻事件。
与太湖的命运一样,“气吞吴楚千帆落,影动星河五夜来”的巢湖、“九夏芙蓉,三春杨柳”的滇池,也在当地政府和居边围网养鱼、围湖造田、建厂兴业的大发展之后,湖面萎缩,水质恶化,成为悬在“江淮首郡”合肥和“春城”昆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据了解,从2001年至2007年,国家在“三河三湖”水污染治理上共投入910亿元财政性资金及银行贷款。但相关审计调查结果却显示,目前“三河三湖”整体水质依然较差,一些被污染的河湖段面只是没有继续恶化, 像巢湖、太湖、滇池的平均水质仍为五类或劣五类。
近千亿元巨额投资为何治不好“三河三湖”的污染?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坦言,首先是湖泊治理方针、技术路线出现了偏差。“就水论水,强调用工程与技术手段治污,而忽略了管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忽略了源头上的节水减排。建起了污水处理厂,但是运行率低;沿湖的截污做到了,但是陆地上的排污截不了。”
王浩院士表示,我国在一些湖泊水污染治理和富营养化控制关键技术上,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为防止我国湖泊水环境进一步恶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光注重水域治理,没有进行系统的流域管理,实现“水陆联动”,就难以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
“治污体制和技术路线不改变,再投入900亿元也很难奏效,还是会边治理边污染。”王浩院士说。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委员金相灿说,对我国浅水湖泊富营养化控制的思路与技术路线要认真反思。为治理这些湖泊,政府已投入庞大的资金,仅滇池就投入100亿元,但效果不甚理想。
有关专家认为,传统治理思路主要盯着湖泊水质做文章,水质又主要是COD、总磷、总氮3个指标,其实这只是湖泊富营养化问题的“冰山一角”。要认识庐山真面目,必须对水生态进行全面监测、诊断。首先要从规范流域内的人类活动着手,调整流域产业结构,从源头上控制整个流域的污染物排放量,使其保持在水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
环保投入成“唐僧肉”,“挤一挤水分有40%”
近年来,一些地方频频出现环保资金被挪用事件:河南省平顶山市环保部门用1000多万元养超编人员;广东省2000多万元的环保资金被挪用建设政府办公楼等项目……记者在世界湖泊大会上采访时,不少专家学者认为,环保投入的确是个“无底洞”。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说,以前我们一直强调环保投入不足,但在“十一五”期间,国家的环保投入不断增长,“十二五”期间预计还会加倍增长。“但是,真正用于污染治理、环境改善的有多少呢?”王金南说,“挤一挤水的话,我觉得可以挤掉40%以上。”
记者在基层采访时还发现,一些地方治理江河湖泊,就是建广场、铺草坪、筑园林,乃至修高尔夫球场,有的地方甚至将河道的两边都砌成水泥墙。对此,王金南分析认为,这类“环保投入”更像一个个“形象工程”,有些不仅不能达到治污目标,反而是对环境的破坏。
“‘面子工程’造价很高,一些地方污水处理厂的楼建得很大很气派,浪费的钱甚至可以再建一个污水处理厂。”清华大学环境管理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常杪说。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环保项目资金使用不透明,对排污企业的环境执法不到位,导致环保投入“无底洞”深不可测。
更有甚者,环境治理的资金变成了“唐僧肉”。审计署“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审计调查发现,很多水污染防治项目在资金管理和使用上存在问题,5亿多元的水污染防治资金被挪作他用、虚报多领,36亿多元的污水处理费及排污费被少征、挪用和截留,涉及水污染防治项目资产闲置的问题金额超过8亿元,有206座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污水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
有关专家表示,我国江河湖泊的污染问题是多年积累形成,总的说来还是投入不足。但问题的关键是有限的治污资金能否用到刀口上。
“九龙治水”治不住一个湖泊
从松花江苯泄漏到广东北江镉污染,从滇池水葫芦疯长到太湖蓝藻泛滥,在过去的几年里,一幅幅触目惊心的污染画面不断烙印在本已脆弱的水环境地图上,而来自世界湖泊大会上的一组组数据更加令人揪心:过去50年,我国的内陆湖泊已经减少了1000多个; 过去30年,我国被污染的湖泊面积已达1.4万平方公里……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永春说,多年来,我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治理湖泊,但是收效甚微,除了治污技术层面的因素外,也有体制上没有理顺的原因。
他说,在“十一五”规则出台前,我国对湖泊的污染治理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十一五”规划开始,我国明确政府主导的治理主体,但一旦出现污染问题都归咎于生态问题、天灾。实际上不少污染事件都是人祸,政府却无法追究责任主体,关键原因在于没有将湖泊治理从流域系统考虑,许多湖泊都跨了几个省市,造成追究责任难。
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秦伯强说:“在治理湖泊污染过程中,技术不是关键, 关键是管理,九龙治水, 最后谁都没有治好。”在我国,涉水、管水的部门多,有水利、环保、渔业、林业、航运等等,表面上看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实现了治水事权的覆盖,实际上却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
王浩院士说,水环境的治理,既要有稳定可靠的资金体系,也要有高效的流域管理体制和法制体系,对不同的管理部门的作用和职责进行清晰定位,并支持流域水资源保护环境改善的行动。破解“九龙治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一条龙来治水,不用再你争我抢,更不会出现事不关己的现象。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甚至利益个人化。” 一些专家直斥,由于部门利益的分割,监管难度加大, 环保资金屡屡被截留、被挪用。“治污体制不改,花更多的钱可能也是枉然。”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祖国的大江大河何时再现昔日美景?人们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