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气候变化成为新的道德标准
早期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提出主要是从经济层面上考虑，认为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将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在政治家和专家中也争论不休。自从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发表第四份评估报告，作出了关于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不当活动以及由此将引发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存的问题的结论之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气候变化问题从此被提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2007年，美国海军分析研究中心发表了11名美国三军退役将领提出的《国家安全与气候变化威胁》的报告；2008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又发表了《有关2030年前全球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断言“全球气候变化将在今后20年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造成广泛影响”。同样，英国国防部2008年12月公布了《气候变化战略》，提出要“把英军改造为低碳部队”，并“使国防活动始终与气候变化相适应”。
近年来，气候变化已影响到国家间关系，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和外交问题。由于布什政府顽固拒绝接受和执行《京都议定书》，美国被指责为对人类安全不负责任的国家，损害了它的国际声誉。 如今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成为联合国议事日程上的主要议题之一，而且各国如何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已成为一种道德标准，发展低碳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国际主流思潮之一。
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回归
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人们对资本主义进行反思或质疑的同时，再次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趣和探讨。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刊登一篇题为《十足现代的马克思》的文章说：“《资本论》在全球的销量一路飙升，仅德国一个出版商在2008年就出售了上万册，而前一年仅出售百余册，这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卫道士陷入意识形态的恐慌之中。”文章说，这是因为马克思远远超越他所处的时代，“精确地预见到引发今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些致命因素：在由竞争的市场、商品生产和金融投机组成的世界里，他所称的‘矛盾’是固有的”。美国《大西洋月刊》2009年4月号的一篇文章说，马克思有可能成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的著作就值得阅读。最近，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接受法国《解放报》专访时说，自由主义低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希望和成果，他们想以苏联的错误和失败完全诋毁共产主义运动。然而，如今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共产主义思想的回潮正是对自由主义宣传的一种回答。他说：“人们不仅在重新找到马克思，而且还重新发现社会主义传统。”
与此同时，新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等左翼思潮也有了新的发展。新马克思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但接受马克思的某些基本原理和方法，作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西方激进批判理论而存在。如今它已发展成为一支当代西方左翼的重要力量。“21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潮是最近几年在拉美地区兴起的，最初由一批学者提出，追求社会公正和平等，强烈反对美国多年来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危害。近年来，这股思潮已成为拉美一些左翼国家领导人，如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等的政策思想，在大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七、改革的思潮席卷全球
这次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正，在全球催生了一股强劲的改革思潮。各国首脑和代表在2008年10月和2009年4月举行的两次二十国集团（G20）首脑会议上的发言正是这股改革思潮的集中体现。当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诉求和目的是不同的。奥巴马提出“变革”的目的，是要重振美式资本主义和领导地位。欧洲国家呼吁世界变革旨在恢复资本主义活力的同时，还希望提升欧盟的地位，以期能与美国分享主导权。发展中国家则要求通过改革逐步建立一个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并在此过程中提高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发言权。奥巴马在伦敦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这次G20会议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关于全球经济未来的决定将不再由西方大国俱乐部作出。从另一个角度看，以发展中新兴大国为核心的发展中国家参与二十国集团会议也可以说标志着国际新秩序开始萌芽。法国《青年非洲》周刊预言：“经济危机促成的世界新秩序将在下一个十年出现”。这很难说。但是，当前的改革思潮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这是无可怀疑的，尽管新秩序的产生将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
八、如何应对中国崛起
最近几年，关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已成西方国家各类国际问题研讨会上不可或缺的主题，也是政治家、学者们交谈中不可缺少的话题。他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是关于中国模式问题。自从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发表《北京共识》一文后，在全球（主要在西方国家）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讨论。2007年，德国执政党团在其《新亚洲战略》中把中国发展模式提高到了两种制度之争的层面。该文件说：中国作为一个“非民主、非自由的”国家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发展成为对其他国家而言特有的秩序政策模式。“这种模式显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具备有时是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中国越来越多地向西方提出制度问题，并自视为挑战德国以及欧盟在欧洲以外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另一种政治秩序模式”。随后，美国一些学者也跟着就中国发展模式说三道四，肆意曲解和攻击。如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等人认为，中国模式会引发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效仿，对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构成挑战。近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也参与到这个讨论中，但他们持完全不同的观点。巴基斯坦总理基拉尼认为，中国发展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树立了榜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希望”。
二是中国如何使用日益强大的实力。对中国今天的发展，许多西方国家的心态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承认中国的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商机，带动了全球和他们各自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日益强大将会对他们的制度和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或挑战，也就是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所说的，担心中国从一条“水龙变成火龙”。
三是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和策略。近年来谈论最多的是“责任论”和“融合论”两种策略。所谓“责任论”，就是要求中国承担配合和帮助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和秩序的责任。所谓“融合论”，就是主张把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中，从而来约束中国的行为。最近提出建立中美“两国集团”（G2）就是一种融合战略。“两国集团论”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一部分人认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承认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和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但是，更主要的是认为中国的崛起可能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乃至西方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构成挑战和威胁。这就是“两国集团论”的最初提出者伯格斯滕在2008年夏季号《外交》杂志上所说：“中国正在推行与现行标准、规则和制度化协议相悖的战略，进而对全球贸易制度、国际货币秩序、能源交易的市场机制、对外援助标准等构成独特且严重的挑战。” 他认为，“诱使中国加入现行的全球经济秩序”，是改变这种局面的最佳选择。但是，建立中美“两国集团”不仅不可能，而且在战略上对中美双方都不利。丹麦政府亚洲事务高级顾问普莱斯纳在美国《太平洋论坛》上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两国集团’都将引发盟友和朋友的反感，而不会带来任何额外的好处。”对中国来说，“两国集团论”是与我国60年来一贯反对少数大国主宰国际事务、主张多极化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一系列政策和原则立场完全违背的。
（作者：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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