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国际上尤其在西方政界和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新思潮。了解和研究这些思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发展趋势和制定对外战略、政策。
一、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2009年初，英国《金融时报》刊登《资本主义的未来》系列稿，共十余万字，就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未来资本主义的修正模式展开了深入讨论，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
第一，金融危机是否预示经济自由化终结？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加里·贝克尔和凯文·墨菲两人联合撰写的《勿让金融危机葬送资本主义》一文坚持认为，“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仍是人类的唯一选择。”但文章流露出对资本主义前途的担忧。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印度人）则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没有认为纯市场机制可以独立实现出色的运作”。他认为，只有多种体制发展经济才能促进社会公平，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市场失败是必然的。
第二，资本主义模式之争。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之争。以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为代表的欧盟国家批判美国式的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在2009年2月达沃斯经济论坛会议上，他们宣扬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如今，虽然仍有一部分美国和英国学者和政治家在为自由资本主义辩护，但他们已不是当前这股思潮的主流。 二是欧美模式与亚洲模式之争。亚洲资本主义模式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中首先提出的。他认为，亚洲的历史和文化是当地人重视社会稳定、强调政府监管并懂得未雨绸缪。他说：“这场经济危机恰恰论证了亚洲资本主义的可行性”，这场风暴过后，“在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模式将是混合模式的亚洲资本主义，而不是西方模式”。此前，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了该报记者拉尔夫·阿特金斯的一篇文章，作者虽然认为亚洲资本主义模式的某些做法“值得肯定”，但存在很多缺陷，因此他的结论是，从长远看，不管西方资本主义现在看起来多么不可靠，世界资本主义极可能朝着与亚洲资本主义模式相反的方向发展。马凯硕的文章很可能是为回答阿特金斯的观点而撰写的。
第三，未来资本主义是怎样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虽很热烈，《金融时报》的系列文章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纵览各方观点，基本上有三点共识：（1）当前这场危机虽然使资本主义体系受到破坏，但该体系不会消失，然而必须改革，甚至将来可能会改变它存在的形式。（2）必须加强对经济运营尤其是金融体制的监管。（3）必须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的政治领导人和精英分子提出了创立“新资本主义”的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辩论
如今这场金融危机再次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种经济学思想之间的辩论。辩论集中体现在美国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保罗·克鲁格曼之间的辩论。前者是新自由主义的先锋，后者是凯恩斯主义的维护者。克鲁格曼1999年发表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因凯恩斯主义不能应对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问题而崛起，对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当年新自由主义兴起时，认为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滞胀”本身是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破坏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有趣的是，作为凯恩斯主义捍卫者的克鲁格曼说， 如今这场金融危机，就是盲目相信市场，富人的贪婪失去约束，从而进行无约束的“金融创新”引起的。目前主流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正走向终结。
三、对全球化的反思
以往15年，西方各国领导人和企业家们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上总是兴高采烈地大谈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繁荣。但是，2009年2月的达沃斯经济论坛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情景，弥漫着一股对全球化恐惧和愤怒的气氛和“去全球化”的现象，也激起了关于全球化的新一轮辩论。但它不同于前几年出现的那股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的组织者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工会组织者和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些左翼政党与非政府组织。而这次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主要是在一些国家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智库中进行，集中在对全球化负面作用的反思。
这次辩论的核心是如何评估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化是否已经终结。有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一词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时髦起来，当时在国际上出现的一股思潮是全球化标志着“历史的终结”（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言）和贫困的结束，认为从此西方“民主制度”将一统天下。但是，今天人们却见证了另外一种终结，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终结、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和全球化理论的终结。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全球化使自然资源、资金和劳动力的配置和利用更加合理，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许多严重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导致全球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消除或减少这种不合理、不平衡的状况，而不是否定全球化本身。
但在辩论中取得了两点基本共识：一是在当前严重的金融危机下，全球化的进程趋缓，主要表现在外国直接投资减少、有一批跨国公司回迁或收缩以及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二是必须改革现行的全球化游戏规则，消除不公正和不平衡。
四、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动摇
随着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渐渐崛起，亚洲成为经济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也就开始向太平洋地区转移，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潮开始动摇和消退。去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把这个变化称作“太平洋世纪”的到来。
较早提出地缘政治中心转移的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2004年11月，他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的崛起具有更加重大的历史意义，实际上这标志着世界事务的中心由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的转移。”2007年7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一篇题为《没有西方的世界》的文章，认为这个世界依靠发展中国家内部相互关系的迅速加深，将不受西方控制自主发展，形成一个平行的新国际体系，绕过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2008年6月，北约前秘书长乔治·罗伯逊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题为《如何在一个西方国家失去控制的世界生存》一文中说：“200年来，我们将首次进入一个不是完全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
如今这股思潮不仅出现于思想界和学术界，而且已开始影响到某些欧美国家的决策。2007年10月德国执政党团出台的新亚洲战略文件说：尽管跨大西洋关系和欧洲一体化是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两根传统支柱，但是面对全球经济增长的磁场将持久地从欧美地区转移到亚洲和亚太地区，“德国迫切需要一个多层次的亚洲战略”。尤其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年初上任后首次出访，一反历来先访欧洲的传统，而改到亚洲，引起了全球关注。她在回答为何做此决定时说，这是因为“美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同亚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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