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危机中的中美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中国开始推行出口创汇的外向型经济道路。一些地方听任非公有制企业随意压低甚至逃废工人工资，放任这些企业拒不缴纳社会保障费用，以由此造成的劳动力廉价来招商引资。但是，廉价的劳动力并没有给生产企业带来巨大的利润，而只不过导致了出口商品的廉价。正是由于缺乏利润的积累，中国的外向型中小企业才在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中由于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纷纷倒闭。这一时期， 大量滥发的美元通过中美贸易顺差和对华投资进入中国， 不仅套购了大量中国生产的物资， 而且控制了中国不少资源和行业， 并给中国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
为了储备美元，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向中国国内市场投放大量的人民币，从那时起，外汇储备发行已经成为人民币发行的主要发行方式和人民币增发的唯一方式。发行多少人民币完全取决于美国方面以贸易和投资的方式向中国提供多少美元，人民币的发行主权已经悄然丧失。而这些增发的人民币的币值基础既不是黄金，也不是商品， 而是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形成美元以套购的中国商品和中国资源为币值基础，人民币以用于套购这些商品和资源的美元为币值基础的态势。
为了让套购的中国物资支撑美元的币值，并以此限制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防止中国将拿到的美元重新投入美国商品市场造成美元贬值，美国一方面倒打一耙地指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要求中国放开金融领域； 另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出口管制， 使得中国无法购买所需要的美国高科技产品、军事产品，甚至难以和无法并购美国的企业。大量过剩的美元砸在中国手中， 美国政府和金融界进而诱使中国有关部门拿这些似乎无路可去的美元储备购买美国的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 这就使得人民币的币值基础进一步从美国信用等级最高的金融资产———美元降低到信用等级较低的美国国债和其他金融产品上。
同时， 为了防止因吸纳美元储备而增发过多的人民币进入市场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将大量的人民币限制在银行系统内， 造成中国的商业银行出现巨大的存贷差， 给中国的商业银行和企业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不仅给外资进入和控制中国的商业银行提供了一个借口，而且使得中国企业无法提早做好应对金融风险的准备。
随着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金融产品大幅贬值和危机过后美联储大量增发美元的必然贬值， 人民币的币值基础已经动摇。
四、危机的启迪
危机总会过去的， 但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也还会再来的。此次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遭到美国暗算的欧洲重新“捧热”了《资本论》。在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资本论》已经过时之际，国际社会却突然注意到，尽管《资本论》是一百多年前的著作， 但它的基本理论却仍然适用于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当今世界。
当今中国走的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按理说，《资本论》与中国特色没有多大的关系，似乎有些过时。但是，一方面， 中国经济要融入全球化，那么， 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就必然要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 而要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避免受其拖累，做出有效的应对准备， 就需要认真学习和掌握《资本论》。另一方面，《资本论》中关于生产资料部类和消费资料部类之间必须满足的协调关系的分析对于中国政府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 避免无的放矢也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除非美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否则，中国经济必须与美国经济保持一定的距离。中国不应当继续增持美国的债券， 无论是政府债还是企业债，同时，美元现金储备也应当限制在必要的限度以内。多余的美元必须用于进口和储备社会再生产所需要的资源，如粮食和石油、有色金属等，并以此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要实现上述国际收支平衡的策略，保持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逐的是利润，是剩余价值的积累。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的问题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3]。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少数人对利润的追逐。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可能避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我们当前所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转变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千方百计地制止外汇储备的进一步增长， 提高全体民众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水平， 让广大人民尽可能公平地共享发展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伤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也才能真正为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繁荣做出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6 年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公平与效率的研究”（项目批准号：06JA810002）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年。
[2] 宋鸿兵：《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年，第188 页。
[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第274 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来源：《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9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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