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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来, 苏维埃国家解散立宪会议的问题就不断被某些人炒得沸沸扬扬, 似乎立宪会议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合法性, 而苏维埃国家解散立宪会议则是犯下了弥天大罪, 由此十月革命也就变成了“阴谋”“政变”, 甚至成为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有人还提出了“俄国有过‘十月革命’吗”的荒唐问题。看来, 苏维埃国家解散立宪会议已经成为某些人否定十月革命及其伟大历史意义的一个借口, 在十月革命诞生100周年来临之际, 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一、苏维埃与立宪会议
苏维埃和立宪会议在俄国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它们各具怎样的性质和作用, 以及它们各处于怎样的历史地位?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
苏维埃是俄文совет的音译, 其含义是“代表会议”。它最初是俄国工人阶级在1905年—1907年革命中创造的政治组织形式。1905年3月, 乌拉尔的阿拉帕耶夫斯克工厂的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建立了第一个工人代表苏维埃。不久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等城市也组织起工人代表苏维埃。在同年10月的总政治罢工中, 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代表苏维埃诞生了, 它是统一的罢工委员会, 在以后的发展中, 它还表现出某些政权的特征:如它自行宣布工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它不经沙皇政府批准就出版了苏维埃的机关报———《消息报》;特别是在邮电职工罢工期间, 即使是政府的电报也需要工人代表苏维埃的许可才能够派发出去;等等。
在1905年10月—12月的革命高潮中, 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纷纷仿效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 在莫斯科、基辅等50多个市镇先后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其中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莫斯科、顿巴斯和诺沃罗西斯克等许多城镇的工人代表苏维埃, 还从领导工人罢工的机关发展成为准备和领导武装起义的机关, 甚至一度夺取了地方政权, 显示出工人代表苏维埃作为萌芽状态的新型革命政权的特有性质。在工人代表苏维埃建立的同时, 士兵代表苏维埃也在莫斯科、赤塔和塞瓦斯托波尔等地组建起来。农民代表苏维埃也在一些乡村组建起来。列宁高度赞扬俄国工人阶级表现出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 认为苏维埃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 “它们是人民独有的创造力的产物, 是已经摆脱或正在摆脱旧警察羁绊的人民的主动性的表现”。
随着1905年革命最后走向失败, 各地的苏维埃也先后退出俄国的历史舞台。
1917年3月8日 (俄历2月23日) , 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 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 首先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接着在俄国的各个省会、工业中心和县城也建立了600多个工兵代表苏维埃。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 俄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已经发展到706个, 农民代表苏维埃发展到455个, 士兵代表苏维埃发展到33个。在前线, 则建立了团、师、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士兵委员会, 代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职权。
工兵代表苏维埃是工农革命的政权机关,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则是全俄苏维埃的中心, 它手里掌握着革命的武装力量, 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因而是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立的第二个政府。
列宁根据1905年革命的经验, 对1917年二月革命中出现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性质迅速作出了科学的判断。3月7日, 列宁在《远方来信》中深刻地指出:“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的组织, 是工人政府的萌芽, 是全体贫苦居民群众即十分之九的居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接着, 列宁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称“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 并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 他还特别指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 (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 , 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的共和国。”
1917年6月16日—7月7日, 在彼得格勒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代表中占多数, 因而选举产生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大会通过了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各项决议。
1917年11月7日, 俄国爆发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晚上10时45分,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开幕。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崩得分子声明退出了会场, 布尔什维克和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在大会上占到绝大多数。大会通过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历史性决议, 批准了列宁亲自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 宣布:“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 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 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文告要求各地方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从而使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地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正式成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
不难看出, 苏维埃是在俄国民主革命中诞生的领导工人罢工斗争的机关和领导工人起义的机关。在十月革命中, 苏维埃发展成为工农革命政权的组织形式, 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由此可见, 苏维埃政权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
而立宪会议则与苏维埃完全不同, 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
早在1787年, 美国13个州的代表在费城召开会议, 准备修改《联邦条例》。后经汉密尔顿、麦迪逊等与会代表的不断努力, 会议最后开成一个废除《邦联条例》和制定《美国宪法》的制宪会议, 由此产生了世界宪法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
18世纪末, 法国路易十六为解决财政窘困、增加赋税, 重新召开了三级会议。第三等级的代表提出取消等级区分、按人数表决、制定宪法、限制王权等要求。这些要求遭到国王的断然拒绝后, 第三等级的代表便宣布自己是全体人民的代表, 自行召开了国民会议, 并将国民会议改为制宪会议。制宪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 制定了1791年的法国宪法。
此后, 以美、法为榜样的各国资产阶级革命, 都把召开立宪会议和制定国家宪法作为自己所追求的一个政治目标和革命发展的必经途径, 发生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例外。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俄国农奴制日趋瓦解。在1812年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 一些俄国贵族军官参加了国外的远征, 受到西欧民主思想的影响, 对国内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极为不满。回国后, 他们成立了秘密的革命组织, 企图按照西方的民主模式来改造国家。在他们制定的革命纲领中, 均提出了召开立宪会议的要求。例如1821年在图利钦成立的以佩斯捷利上校为首的南方协会, 在其起草的《俄罗斯法典》中就提出了废除农奴制和等级制, 建立共和国;年满20岁的男子按财产多少确定其是否有选举权;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为人民议会等政治要求。与此同时, 在圣彼得堡成立的以穆拉维约夫上校为首的北方协会, 在其草拟的《宪法》中也主张废除农奴制和等级制, 建立君主立宪制和联邦制国家;联邦的最高政权机关为两院制的人民议会, 行政权归皇帝所有。
可见, 当时无论是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还是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的革命者, 都提出了召开人民议会即立宪会议的要求。19世纪初俄国的贵族革命家———十二月党人正是带着这些政治要求投入战斗的。由于十二月革命党人在1825年—1826年的革命中遭受失败, 召开立宪会议和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的目标未能实现, 因此, 在80年后的1905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 立宪会议的要求便再次被提了出来。
1905年1月16日, 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1.2万名工人为反对厂主开除4名工人而举行罢工。其他工厂工人群起响应, 几天内罢工人数达到15万人。1月22日, 15万工人和家属前往冬宫广场, 准备向沙皇呈递请愿书, 提出了言论出版自由、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召开立宪会议等要求。埋伏的军警野蛮地向工人开枪, 1000多人罹难, 数千人受伤, 史称“流血的星期日”。沙皇的野蛮屠杀激起各地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并对军队产生了影响。6月间, 黑海舰队装甲舰“波将金”号的水兵爆发了起义。
列宁在1905年7月发表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的第一个问题“一个迫切的政治问题”中指出:“在当前革命时期的日程上, 摆着一个召集全民立宪会议的问题。”列宁在说明无产阶级支持立宪会议要求的原因时指出:“无论是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 或者是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斗争的利益, 都要求有尽可能充分的政治自由, 因而也就要求用民主共和制来代替专制的管理形式。”
10月20日, 莫斯科—喀山铁路司机开始罢工, 并发展为全俄政治罢工。参加罢工的有2000多个大工厂的200多万工人。莫斯科工人成立了义勇队, 举行了武装起义。但由于缺乏集中统一的指挥, 各地起义分散, 工、农运动和城、乡斗争未能密切配合, 争取士兵的工作不够有力等原因, 起义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 革命运动逐渐走向低潮。这样, 包括召开立宪会议在内的各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要求均没有得到实现。
1917年3月8日 (俄历2月23日) , 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在挽救君主制的图谋失败后, 便很快地转向支持召开立宪会议的口号, 认为必须由立宪会议来确立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制定国家宪法和解决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则认为, 俄国用立宪会议来确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保护人民利益和为社会主义进一步斗争的最好形式。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期间也赞成召开立宪会议, 但它认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选举和召开立宪会议的保障, 是通向立宪会议的入口。
1917年3月15日 (俄历3月2日) , 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所把持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支持下, 资产阶级组织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了以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为主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这就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当天,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明确了关于立宪会议的三项原则: (1) 普遍的自由选举, (2) 立宪会议享有解决国家生活的主要问题包括确定国家治理形式的特别权力, (3) 只有立宪会议自己能够决定自己任务的范围和界限。
然而,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只为准备召开立宪会议做了一些表面的工作, 它在骨子里却在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因为根据立宪会议的上述三项原则, 召开立宪会议就必须立即满足人民群众关于和平、土地、面包的要求, 而这是临时政府不愿意做的。特别是立宪民主党、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都认为, 在战争还在进行、俄国军队已经涣散的条件下, 召开立宪会议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必然会触动前线作战的军官阶层的利益, 同时也会促使农民出身的士兵纷纷从前线跑回家, 这将意味着俄国在前线的溃败。只是在六月危机的影响下, 6月17日临时政府才宣布立宪会议的选举定于9月17日举行。在七月事变后的8月9日, 临时政府又宣布立宪会议推迟到11月12日举行。
然而, 历史没有等到被临时政府一再拖延的立宪会议的召开, 就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样, 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就成为在二月革命中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个政治问题留存下来, 成为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遗留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负政治资产。之所以说是负政治资产, 是因为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 有着自己全新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 而立宪会议原本就不属于这个政权体系。作为一项负政治资产, 它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发展只可能有两种前景:其一, 立宪会议接受革命性改造, 包括对其社会成分的改造和政治功能的改造, 以便为苏维埃政权所用, 为社会主义服务;其二, 立宪会议拒绝进行革命性的改造, 最终被苏维埃政权彻底地废除。正如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苏维埃政权与立宪会议的冲突是由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造成的, 而这个革命面临的空前未有的任务就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二、为什么十月革命后还要召开立宪会议
十月革命以后, 临时政府被推翻, 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 此时再来召开立宪会议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形式”。而且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之后, 正在妄图利用召开立宪会议来颠覆苏维埃政权, 这一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是十分清楚的。同样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也十分清楚的是, “按照1917年10月中旬提出的名单召集我国革命中的立宪会议, 就是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不可能正确表达人民的意志、特别是劳动群众的意志的情况下召集立宪会议”。
然而, 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发展已经使召开立宪会议的思想在俄国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特别是受社会革命党思想影响的农民, 更是相信立宪会议是使农民获得“全部土地的会议”;而受孟什维克影响的部分工人和知识分子, 则认为立宪会议是民主共和国头上的“花冠”, 是不可或缺的。
在此情况下,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考虑到群众的认识水平及其对召开立宪会议的强烈愿望, 决定召开立宪会议, 以便让群众从切身的经验中识破被立宪民主党、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所把持的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本质, 从而丢掉对立宪会议的幻想。这就与列宁在二月革命初期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时, 清楚地知道当时苏维埃还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掌控中一样, 希望工农大众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拒绝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实践经验中, 认清他们的真面目, 从而丢掉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幻想。
早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 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将在11月28日召开立宪会议, 并确定在11月中旬进行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选举的结果是,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中部地区和一些大城市中占优势, 如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获得77%的选票, 在尤佐夫矿区获得80%的选票, 在其他一些工业城市也居于领先的地位。根据54个选区的统计, 布尔什维克共获得900多万张选票 (约占总票数的25%) ;立宪民主党和其他党派获得450多万张选票 (约占总票数的13%)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共获得2250万张选票(约占总票数的62%) , 其中社会革命党获得的选票最多, 约占总票数的58%。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革命党在农业省份和边远地区一直都有较大的影响, 而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在这些地区的影响还一时难以超过社会革命党;另一方面, 是因为社会革命党的候选人名单, 是在社会革命党分裂成为左派和右派以前确定的, 而选民是根据共同候选人的名单来投票的, 因此, 不少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被选进去了。同时, 立宪民主党人、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把持了一些地方的选举委员会, 它们在选举中使用资产阶级的政客手腕, 用甜言蜜语笼络人心, 弄虚作假, 这也获得了一定数量的选票。最后在选出的715名代表中, 社会革命党人有412名, 占大多数, 而布尔什维克党只有183名。
这一选举结果使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欣喜若狂, 他们妄图利用所把持的立宪会议向苏维埃政权夺权。立宪民主党人是这一活动的主谋, 他们伙同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建立了反动组织“全俄保卫立宪会议同盟”。国际帝国主义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支持, 美国大使弗列西斯建议所有协约国代表都出席立宪会议, “以提高立宪会议的威望和巩固它的地位”。
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7年11月21日通过了对立宪会议代表的《罢免权法令草案》和《改选法令草案》。根据这两个法令, 许多地方苏维埃决定撤回出席立宪会议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代表, 如阿夫克森齐也夫、阿尔古诺夫、布勒斯科—布勒什科夫斯卡娅、布拉特和郭茨等。
第二, 人民委员会于1917年11月26日通过了关于“立宪会议开幕”的决议。决议要求, 只有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不少于400名 (即不少于半数) 时, 会议才能开幕。在立宪会议准备开幕的11月28日, 报到的会议代表只有172人。前来参加立宪会议的立宪民主党、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都急于要使大会开幕, 但遭到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而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在当天就组织了反革命的示威游行, 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反动口号。它们还组织几千名带武装的军官、士官生以及怠工的官员和资产阶级分子, 占领了准备召开立宪会议的塔夫利达宫。苏维埃政府立即命令彼得格勒赤卫队和水兵, 迅速粉碎了这次反革命的武装动乱。列宁强调指出:“把全部政权交给立宪会议就等于和凶恶的资产阶级妥协”, “但是, 只要卡列金仍旧存在, 只要在‘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下仍旧藏着一个‘打倒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我们就无法避免内战, 因为我们决不会为换取世上任何东西而让出苏维埃政权!”
第三, 11月28日晚上, 列宁下达了关于惩办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法令指出:“作为人民公敌的政党的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必须逮捕, 并送交革命法庭审判”, “责成地方苏维埃对该党加以特别管制”。根据法令, 苏维埃政府逮捕了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盛加略夫、科科什金、陀尔加卢金等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 宣布对整个立宪民主党进行管制, 从而有力地打击了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气焰。
12月20日, 苏维埃政府重新通过关于在1918年1月5日召开立宪会议的决议。不久, 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1月8日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立宪民主党、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对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十分恐惧, 他们预感到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最终将取代立宪会议, 从而使他们的图谋破产。于是就千方百计地阻挠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不惜采取暗杀的恐怖手段。1918年1月1日, 列宁在米海伊洛夫练马场向开赴前线的赤卫队战士讲话后, 乘车通过卡坦河上的谢苗诺夫大桥时遭到枪击, 坐在列宁身旁的瑞士革命家普拉廷负伤。正如列宁所指出:“在离立宪会议的召开只有几天的时候, 资产阶级却在组织内战, 加紧暗中破坏, 破坏停战。”
1月5日, 立宪会议正式开幕, 斯维尔德洛夫以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宣布大会开幕, 并提议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被剥削劳动者权利宣言》。但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什维佐夫、切尔诺夫等牢牢控制了大会, 拒绝通过《被剥削劳动者权利宣言》, 反对《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不承认苏维埃政府及其所采取的社会主义革命措施。这样, 立宪会议就在全俄国的工人、农民和士兵面前彻底暴露了自己反人民和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在此情况下, 布尔什维克党团立即发表声明, 宣布退出立宪会议。一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随之退出了大会。与此同时, 一群旧官员和资产阶级子弟, 又在彼得格勒进行了反对苏维埃政府的示威游行, 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他们还试图冲进塔夫利达宫, 但被革命赤卫队阻拦。同一天, 在莫斯科和其他一些城市也发生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示威。
1月6日, 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法令指出:“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已经过时, 它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完全不相容, 只有阶级的机关 (如苏维埃) 才能战胜有产阶级的反抗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而全民的机关是办不到的。现在, 反对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 反对人民所争得的苏维埃共和国, 支持资产阶级议会制和立宪会议, 那就是向后倒退, 就是要使整个工农十月革命失败。”
立宪会议的解散, 宣告了立宪民主党、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企图通过政治途径颠覆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幻想的破灭。
三、为什么必须解散立宪会议
了解立宪会议的解散, 不能脱离十月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就是:立宪会议是“在内战环境中活动”的, 而“内战是资产阶级———卡列金分子发动的”。立宪民主党人曾经扬言:“我们要在立宪会议里有席位, 同时又要组织内战。”不难看出, 立宪会议是资产阶级武装反对苏维埃政权之外的又一个战场———政治战场。苏维埃政权必须解散立宪会议的原因有三。
1. 事实已经表明, 俄国的立宪会议已成为资产阶级向苏维埃政权夺权的政治工具
立宪会议在其召开的第一天, 就拒绝通过《被剥削劳动者权利宣言》, 反对《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 不承认苏维埃政府及其所采取的社会主义革命措施, 并要求“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这就完全暴露了被立宪民主党、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所把持的立宪会议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本质, 说明立宪会议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向苏维埃政权夺权的政治工具。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正是妄图通过这个立宪会议与武装反叛的卡列金分子遥相呼应, 重新夺回他们失去的政权, 恢复他们昔日的天堂。在此情况下, 刚刚掌握政权并立足未稳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将反革命的立宪会议予以解散, 这是情理中的事情。列宁在1917年12月1日关于立宪会议问题的讲话中指出:“革命阶级在同进行反抗的有产阶级作斗争时, 对于他们的反抗应该加以镇压;我们也要用有产者镇压无产阶级的全套办法来镇压有产者的反抗, 因为其他办法还没有发明出来。”12月11日或12日, 列宁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中又进一步指出:“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工农政府的反革命叛乱所挑起的内战, 使阶级斗争达到最尖锐的程度, 使历史向俄国各族人民、首先是向工人阶级和农民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 完全没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来解决。”
2. 苏维埃共和国是比立宪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形式
列宁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中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通常那种有立宪会议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 “是能够保证痛苦最少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而立宪会议是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遗留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个负政治资产, 从本质上来说, 它属于资产阶级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 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 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这就是说, 对于资产阶级国家中具有镇压职能的旧国家机器, 应该坚决予以废除;而对于具有管理社会职能的部分旧国家机器, 则可视情况予以保留, 并进行革命性的改造, 使其为社会主义服务。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立宪会议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将其改造成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机关。然而控制了立宪会议的立宪民主党、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却拒绝社会主义改造, 并妄图使其成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的凶恶打手和指挥部, 发动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战争。既然如此, 苏维埃政权将其彻底粉碎, 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国家原理的。
3. 无产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制
解散立宪民主党法令通过的第二天,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告诉人民, 他们的利益高于民主机关的利益。不要倒退到那种使人民利益服从形式上的民主制的旧偏见上去。立宪民主党人高喊‘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 实际上这就是说:‘全部政权归卡列金’。”
为了解决立宪会议所引起的政治危机, 列宁于1917年12月25日为布尔什维克党起草了《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 进一步阐发了“革命的利益自然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 列宁提出了解决政治危机的办法, 这就是:迅速改选立宪会议;立宪会议无条件地承认苏维埃政权及其革命政策;立宪会议同立宪民主党人及其他反革命势力划清界限;坚决地站到革命阵营中来。列宁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条件, 因立宪会议而产生的危机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 这就是说, 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势力, 而不管他们用什么口号和机构 (即使是用立宪会议代表的资格) 作掩护。”
1918年, 列宁在驳斥考茨基污蔑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是“消灭民主”时, 再次强调了“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列宁指出:考茨基是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从形式上看立宪会议问题, 并指出:“着眼于形式上的民主, 那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 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
列宁把无产阶级的利益或人民的利益置于形式上的民主制之上的理论依据在于以下几点。
其一, 在阶级社会里, 只有阶级的民主, 而不存在超阶级的“纯粹民主”, 民主要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任何阶级对待民主的一般态度, 都是把本阶级的利益置于形式上的民主制之上, 置于形式上的民主权利之上。资产阶级就是如此, 列宁指出:“当你们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649年在英国、1792年-1793年在法国举行革命时, 他们并没有让君主派有集会自由。”既然如此,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的社会阶级, 特别是在它夺得政权的革命风暴时期, 也不可能背离这样一个总的法则。
其二, 民主作为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 其基本功能是调整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内部关系, 以便动员和组织起社会的力量来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敌对阶级之间的冲突可以在民主制形式下调和。列宁指出:“世界上任何民主都不能消灭阶级斗争和金钱万能。”相反, “民主的意义在于它使阶级斗争成为广泛的、公开的和自觉的斗争。而这一点不是猜想, 也不是愿望, 而是事实”。例如, 十月革命以后, “立宪民主党人以形式上的民主制的口号即立宪会议的口号为掩护, 实际上却在发动内战”。因此, 苏维埃政权坚持无产阶级利益、人民的利益高于形式上的民主制, 高于形式上的民主权利的原则, 拒绝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的所谓“民主”要求, 必要时用革命手段制止它们的破坏活动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其三, 从哲学的意义上讲, 无产阶级的利益或人民的利益同形式上的民主制或民主权利的关系实质上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 民主形式服务于民主内容, 并对民主内容的发展起着推动或阻碍的作用。因此, 形式上的民主制只有在它适合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即人民的利益时, 才能维护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 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促进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否则, 就会损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 阻碍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甚至葬送整个社会主义事业。
由此可见, 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又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它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 巩固了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 打破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政治阴谋, 为苏维埃国家反对外国武装干涉、恢复国民经济和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政治道路, 奠定了巩固的政治基础。这一历史性的功绩是应该大书特书的。而那些在今天还在写文章反对解散立宪会议和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人, 是不由自主地站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眼里, 历史上只应该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只有这种革命才是合理、合法的;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如巴黎公社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越南革命、朝鲜革命、古巴革命等则是不合理、不合法的, 是大逆不道的“阴谋”和“政变”。
然而, 历史发展的长河表明, 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当代以中国为中流砥柱的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正是俄国伟大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所把持的俄国立宪会议及其短命的政治活动, 只不过是一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闹剧, 它被历史的洪流所冲毁是不可避免的。（注释略）
参考文献
[1]列宁:《立宪会议选举与无产阶级专政》,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4年。
[2][美]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 李娜、贾晓光、龙亭方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5年。
[3]联共 (布) 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苏联共产党 (布) 历史简明教程》,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4年。
[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年。
[5]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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