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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霞 翻译
1921年年中, 列宁因为身体衰弱退居到莫斯科附近哥尔克的乡间住所。1922年春天, 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22年5月他在休养期间中风, 从此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1922年底到1923年初, 他再次对他领导进行的革命的本质进行了认真思索, 即所谓的列宁的政治遗嘱。
他在这段时间里能够阅读的书籍为数不多, 他所阅读的书籍中包括尼古拉·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 (1) 。列宁在1923年1月口授了一篇题为《论我国革命 (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的文章, 发表在《真理报》上。苏汉诺夫对俄国革命的描述, 尤其是“对过去的盲目模仿”和以“德国这个榜样”衡量俄国的发展使列宁感到愤慨。 (2) 他反对所谓只有当文明发展到某一高度的时候才能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他明确地回答:“你们说, 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 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 如驱逐地主, 驱逐俄国资本家, 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 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 (3)
列宁阐发了一种对“成熟”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理解, 这种理解与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有着根本的区别。他仅仅以社会主义者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 是否能够夺取政权来衡量条件是否“成熟”。剩下的一切只能以后获得。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观点。
1920年10月12日, 波兰和苏维埃俄国达成停战协议, 11月, 弗兰格尔将军的军队不得不撤出白军的最后堡垒克里米亚。在国际上形成了冷和平。这个取得了军事政治胜利的时刻成为1917年10月以来布尔什维克政权最大危机的开端。它此时不再是从外部, 而是从内部受到威胁:首先, 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俄国中心的坦波夫及其邻省爆发了最大的农民起义, 那里的农民在1917年就举行过起义。起义表达得直截了当,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 农民们说, 他们“对于我们和他们之间所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关系是不满意的, 他们不要这种形式的关系并且不愿意再这样生活下去。 (4) 列宁认为, 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这种威胁大于白卫军的威胁。 (5)
其次, 在工业中心也不断出现骚动, 深重的苦难造成了工人与苏维埃政府之间的冲突。1921年1月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其他工业城市已经很少的面包配额又被缩减了三分之一, 引发了一系列部分地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者组织的罢工。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的水兵与彼得格勒的工人取得联系, 于1921年3月初在喀琅施塔得夺取了政权。他们的主要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共产党”。他们的三个最重要的要求是:一、自由宣传阶段之后秘密投票选举苏维埃;二、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党派应享有出版自由;三、工人和农民应享有集会和结社自由。取消强制征收粮食以及允许农民和手工业者从事小生产的要求也被列入纲领。 (6)
然而, 这次威胁不仅仅来自共产党之外的力量, 而且也来自党的内部。正如列宁在1921年1月所指出的那样:“必须有勇气正视痛苦的现实。党生病了。党在发高烧。” (7) 长期以来党内便存在着对经济社会官僚化集权化的批评。1919年底在俄共 (布) 之内出现了工人反对派便是这种发展的表现。工人反对派的基础主要是工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大工业企业中的党员和部分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要求是通过经济机构领导国民经济, 由联合在工会和生产组织中的工人从下至上选举经济机构。同时, 他们还对完全忽视工人们的社会、文化甚至卫生需求, 让官僚们享受这些特权提出批评。
列宁如何对这一新的局面做出反应呢?下面我将尝试从列宁的著述出发, 追述1921年初至1923年春列宁寻求新的战略的过程。
一、肯定与否定的表述
1920年底和1921年初, 苏维埃领导在与农民的关系上发生了突然转折。农民们罢工以完全停止播种相威胁, 他们越来越广泛地进行武装抵抗, 城市中出现饥饿状态, 工业继续衰落, 半数的士兵 (250万人) 被遣散在这种情况下, 苏维埃制度如果不能成功地改变经济政策, 便不得不跪倒屈服。在列宁的领导下, 实行了双重战略:采取所有手段稳定政权以及在政党国家控制下对经济社会条件进行深入变革。这是对保存苏维埃国家政党制度及其所有基本结构的明确肯定, 是对战时共产主义经济形式、官僚主义和恐怖专横的明显否定。
他的肯定表明了赞成已经形成的国家政治形式, 赞成这种国家政治形式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共产党及其统治机构和权力机构手中。他的否定拒绝了间接地全面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方式组织经济生活的企图, 拒绝使农业和小工业“社会化”和仅仅建立在“革命热情”和恐怖的基础之上。我们下面将看到, 他在此重新利用了1917年和1918年的观点。
二、哲学反思:辩证逻辑学
在本文所论述的年代里, 列宁不能像在伯尔尼和苏黎世时那样研究经典哲学文献。他只能对他在七年或八年之前所获得的认识重新加以利用。假如他在瑞士时除了阅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哲学史讲演录》之外, 还阅读了黑格尔写于1806年的《精神现象学》的话, 那么, 他会在关于启蒙和法国革命部分读到对1921年和1922年的布尔什维克非常具有现实性的观点———胜利一派的分裂。而列宁却正是避免这种分裂, 维护俄共 (布) 的政治垄断和统一。黑格尔这样写道:“一派所以能证明自己是胜利的一派, 只是因为它本身又分裂成为两派:因为, 它从这个分裂中表明它在它自己本身中具有它从前所反对的原则, 并从而表明它已经扬弃了它从前出现时所带有的片面性。……因此, 在一派中发生的这种分裂, 表面上是一种不幸, 其实倒反是这一派的一个大幸。” (8)
对列宁来说, 工会的作用对所有人都显得特别模糊不清:当国家领导经济, 党“指挥”的时候, 工会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当时仍然存在着工人自己接管经济领导的观点, 在俄共 (布) 的党纲中也将其规定为目标。布哈林在工会讨论中为适合对立各方提出了一个折中建议。他把玻璃杯的比喻引入了讨论。玻璃杯既是一个圆筒, 又是一个饮具。列宁指责他将讨论中的对立面仅仅在表面上折中地联系在一起, 并以他称之为辩证逻辑的东西进行反驳。重点恰恰是1914年时辩证法令他感兴趣的地方:具体“中介”的普遍性, 与辩证矛盾相联系的自己运动, 实践的标准和真理的具体特征:“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 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 但是, 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 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 (像黑格尔有时所说的) 、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 这一点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 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 它的使用, 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 都是在变化着的。第三, 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 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第四, 辩证逻辑教导说, ‘没有抽象的真理, 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 (9)
列宁在一个重要方面阐发了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超出了他在1914年从黑格尔著作中所学到的东西。他对矛盾有了新的理解。在1914年及随后的时间里, 主要是矛盾的对抗性特征占主要地位:一方得胜, 另一方便必定失败。这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工会讨论中, 列宁则引入了一种矛盾类型, 在这种矛盾类型中, 互相对立的双方都积极发展, 互相加强和促进。列宁是这样表述的:“从9月起, 我们就谈到从重点制转到平均制的问题,……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因为必须想办法把重点制和平均制结合起来, 而这两个概念却是彼此排斥的。但不管怎样, 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 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 而更重要的是, 三年半来, 我们在我们的革命实践中, 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了起来。……工人也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提出重点制, 那就请你给我们面包、衣服和肉吧。” (10) 当苏维埃国家结束了内战的时候, 新社会的矛盾表现出来, 其中也包含改头换面的旧俄国的矛盾。显而易见的不是“由衷的和谐”, 而是激烈的“冲突”, 而且冲突还发生在实行统治的政党的内部。应该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呢?1920年5月列宁在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所作的批注和评论中写道:对抗与矛盾“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下, 对抗将会消失, 矛盾仍将存在。” (11)
三、新的叙述:在上升时下降
当新经济政策显然与俄共 (布) 许多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相矛盾的时候, 为了解释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 列宁阐发了一个新的叙述。列宁1922年初因身体衰弱而必须休养较长时间, 他在此期间写下了这个叙述。这一并非情愿的软弱无力的时刻尽管不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工作, 但是又一次成为反思的机会。由此产生了没有写完的文稿《政论家札记》, 其中一部分发表于1922年4月。札记开头以“攀登高山”来“打个比方”:“假定有一个人正在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假定他克服了闻所未闻的艰险, 爬到了比前人高得多的地方, 不过还没有到达山顶。现在, 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路线继续前进不仅困难和危险, 而且简直不可能。他只好转身往下走, 另找别的比较远但终究有可能爬到山顶的道路。我们假想的这位旅行家正处在世界上还不曾有人到过的高处, 从这样的高处往下走, 也许比上山更危险、更困难, 因为容易失足, 难于看清踩脚的地方, 也没有往上攀登、直奔目标时那种特别高昂的情绪, 如此等等。现在必须给自己系上绳子, 花好几个钟头用丁字镐凿出台阶或可以拴牢绳子的地方;必须像乌龟那样慢慢移动, 并且是向后退, 向下爬, 离目标愈来愈远, 而且他还无法知道这极其危险和折磨人的下山何时才能结束, 是否能找到一条比较可靠的绕行的道路, 可以沿着这条路更大胆、更迅速、更直接地再次向前走, 往上爬, 登上山顶。一个人尽管已经登上前人未曾到过的高度, 但处于这样的境地, 也会有霎时的灰心, 这样假定恐怕是很自然的。如果他能够听到下面有人从安全的地方用望远镜远眺这种极危险的下山而发表的一些议论, 那么灰心的时候就会更多、更沉重。” (12)
列宁明白:“比喻不是证据。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 (13) 但是这种叙述具备一个优点, 它可以清楚地阐明个人身份与每个人所承担的社会使命是联系在一起的。列宁用登上高山的人比喻“俄国无产阶级”。“不仅同1789年和1793年相比, 而且同1871年相比, 俄国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都达到了极高的高度。” (14) 这里再次与伟大的法国革命和巴黎公社作为基准点。他强调了俄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三个成就: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这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以革命结束了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建立了“苏维埃这种国家类型”。这一切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即“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时代”。 (15) 然而, 在这个时代出现了全新的不可预料的问题。
四、对苏维埃俄国的分析
在此不必详述列宁是如何分析1921年之后苏维埃俄国内部状况的, 仅仅指明三个要点。第一, 事实上, 在俄国不再谈得上存在工人阶级, 更谈不上存在革命的工人阶级。许多工人在内战中牺牲, 被纳入党和国家机关, 逃到农村, 或者因为大工业瘫痪而无业。遣散士兵更加重了这种状况。第二, 通过国家支持建立模范农场达到农民生产迅速“社会化”的尝试失败了。第三, 出现了苏维埃官僚主义这个敌人, 而这个敌人按照1917年的设想是完全不应该出现的。1917年, 列宁断言, 随着工农苏维埃的建立, 国家管理变成每个人的任务, 所有官僚主义都会消失。苏维埃官僚主义似乎自相矛盾。苏维埃官僚主义在1919年被列宁视为除了私贩粮食之外的最危险的敌人。列宁认为官僚主义主要产生于小生产和内战, 这种看法不太令人信服 (16) 。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苏联官僚主义化及其体制僵化被证明是主要问题。所有这三个事实都直接与1917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设想相矛盾。于是, 需要一个新的战略。
五、革命后的转型和新项目
1921年后, 列宁鉴于新的形势主要专注于四个问题:一是经济政策的转变, 二是建立联邦国家, 三是向革命法制的过渡, 四是迅速提高文化水平。
根据列宁1917年和1918年的逻辑, 再根据列宁1921年以后的逻辑, 在俄国条件下, 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让共产主义力量, 也就是布尔什维克力量掌握政权。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之前, 列宁制定了一个经济改革纲领 (利用了自己党内和其他左翼力量的讨论结果) , 这个纲领是国家资本主义与苏维埃控制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混合。列宁一再指出, 此时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一个旧的政策, 可以追溯到1917和1918年。
根据国家资本主义设想, 在国家的控制下, 一是应促进小农生产和小工业, 二是应在这些部门重新允许私人贸易, 三是应使国家企业 (在数量减少的情况下) 借助国外帮助在经营上具有竞争力, 四是应通过对国外企业的优惠使之进行投资。同时, 通过扫盲、发展现代教育制度、掌握资产阶级科学技术和最先进管理手段 (尤其是泰罗制) 推动文化革命。
苏维埃政权在这种条件下所面临的问题是:它一方面被迫促进市场经济自身动力的力量, 以便提高生产。另一方面这又威胁到它对权力的垄断, 有害于它作为共产党的道德威信。新经济政策时期部分国家机关与企业主联合起来, 部分融合在一起。苏维埃政权解放了应急的力量, 从长远来看却不能肯定是否能控制住这些力量。
列宁在病床上与使不同的苏维埃共和国在行政管理上直接隶属于俄国联邦, 并将它们实际上并入俄国联邦的企图做了最后的和最激烈的斗争。列宁逐步看出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所提出的政策的方向。他越来越激烈地反对这种政策。政治局委员奥尔忠尼启则对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采用肉体上的暴力的行为令他极为愤慨。他要求, 较大的民族必须将较小的民族不是放在平等的地位上, 而是放在更好的地位上。他的目的是把联盟建立成一个团结一致的联合, 避免助长民族主义。 (18)
苏维埃对内政策的一个重要改变与向“革命法制”的过渡有关。为了使经济建设不受到损害, 必须限制直接使用暴力的范围。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 需要对经济参与者提供更多的保障, 以便促使他们在相信苏维埃法律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利益。契卡的职权范围应该缩小, 其逮捕权应受到限制, 未经法院审理的逮捕时间应该缩短。停止不经法院审理的审判。 (19)
六、寻求对社会主义的新定义
列宁没有多少时间去研究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改变是否要求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进行根本修正的问题。他同时也认为在此没有政治理由, 只有经济理由。然而, 难道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经济不是政治的基础吗?而列宁则从政治占首位出发, 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20) 他在1921年和1922年的演说和著作中对经济政策的改变是否要求政治制度变革和党内变革没有进行进一步思考。
列宁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的许多阐述中, 有下面这一引人注目的论述:“不能直接凭热情, 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 靠个人利益, 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 靠经济核算, 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 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 (21)
1923年1月6日, 列宁口授了他最后的文章之一———《论合作社》。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 合作社的问题就居于重要地位。一方面是为了组织物资分配和贸易。另一方面是设想迅速过渡到所谓的模范农场, 使农民们相信共同生产方式的优势。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等人也一再向列宁提出建议, 极大关注合作社问题。列宁在生病期间对这个问题更加感兴趣。
《论合作社》这篇文章是列宁对社会主义进行新的思考的广泛尝试。他曾经把社会设想成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工厂, 一个巨大的“德国邮政”, 这个设想在此被另一个社会模式所取代, 这个社会在政治从上通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联结在一起, 从下形成于自愿的合作化。政治革命为去做在资本主义统治形式中显得“幻想的、甚至是浪漫主义的或庸俗的” (22) 事情创造了条件。列宁更进一步地要求支持合作社, 对合作社的支持应该与对重工业的支持一样多———这与斯大林的政策完全相反, 斯大林的政策是对农业人口进行无情剥削, 将资源用于强制工业化。我们也许可以把列宁的设想称为由国家促进的合作化协助原始积累的设想。除了暴力之外, 他还阐明了国家财政资助是帮助合作化社会主义诞生的工具:“现在结束我的话: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惠, 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应该给予的支持。但这还只是一般地提出任务, 因为在实践上这一任务的全部内容还是不清楚的, 还没有详细规划出来, 也就是说, 应该善于找出我们对合作化的‘奖励’方式 (和奖励条件) , 找出我们能用来充分帮助合作社的奖励方式, 找出我们能用来培养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奖励方式。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 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 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1923年1月4日” (23)
七、党的统一性和在陌生水域中掌舵
在俄共 (布) 第十次党代会上的讨论澄清了下列问题:党的统一性和保持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能力的问题越来越取决于为数不多的老布尔什维克是否团结。1921年和1922年, 在高层领导集团中出现了权力的转移。斯大林的全权得到扩展, 他于1922年在列宁的直接推荐下成为总书记, 从而掌握了对机关、人员政策和最重要的党的委员会合作工作的控制权。奥尔忠尼启则和莫洛托夫等斯大林的亲信升入高层领导。党的领导集团的分裂在列宁看来日益成为主要威胁在给党的领导的信中, 病中的列宁这样写道“只要不无视现实, 那就应当承认, 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 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信。只要这层党员中间发生小小的内部斗争, 其威信即使不毁掉也必定会削弱到不再起决定作用的地步。” (24) 他给党写信, 以便防止发生这种“小小的内部斗争”, 这些信被视为他的“遗嘱”。他的建议有两个重点。第一重点是把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100人。 (25) 这一考虑以1923年1月的看法为依据:“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 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 这已经很好了, 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 丝毫不应忽视, 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 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 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 (26) 列宁设想, “要做到这一点, 就要求我们社会制度中所有的优秀分子, 即第一, 先进工人第二, 真正受过教育而且可以保证决不相信空话、决不说昧心话的分子, 不怕承认任何困难不怕为达到自己郑重提出的目的而进行任何斗争。” (27) 这里显而易见的再次是对普通工人的理想化。他真的能相信他们的“阶级本能”在与党的领导和苏维埃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有足够的抵挡能力吗?如果列宁还是早先的“冷静的”列宁, 那么他也许会看到这种希望只是幻想只是建立在健康工人阶级的空话上的幻想。长远来看, 恰恰是这些由总书记负责挑选出来的来自中层机关的扩充到中央委员会的人使“老近卫军”在党的领导委员会中成了少数派。斯大林利用这个机会, 先是诋毁这些老近卫军, 然后将他们驱逐出去, 最后将他们消灭掉。列宁的第二个重点是“遗嘱”, 涉及到由谁来接管党的领导。1922年秋, 他推荐了斯大林。斯大林从1917年4月起, 忠诚地追随列宁, 在党内争议中支持列宁, 没有通过与列宁的分歧为自己捞取好处。随着列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退出现行政治, 斯大林的性格特点和目的对列宁来说也越来越清楚明显。从列宁最后口授的信件中, 可以看出列宁的看法越来越明确。1922年12月24日和25日, 他还仅仅描述了各个重要的党的领导成员的优点和缺点, 到了1923年1月4日, 他则得出结论, 问题不再是是否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而是考虑采用什么方法。然而, 他的错误在于:他历数了每个有可能担任总书记职务的人的缺陷, 而与这些缺陷相比, 斯大林的粗暴以及“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 (28) 的问题则显得几乎无关痛痒。如果所有人都有缺陷, 那么此人的缺陷怎么会比其他人的缺陷更重要呢?!列宁去世后, 呈送于1924年党代会代表面前的遗嘱完全不足以强迫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斯大林发誓改进自己, 他继续留在了这个职位上, 但是他永远没有忘记这个遗嘱, 他向其中提到的所有对手进行了报复。所有的人都在恐怖中死于非难。
列宁去世后, 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的发展, 党内关于政治方向的争论伴随着日益激烈的权力斗争, 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也越来越尖锐。斯大林的统治得到巩固, 1917年以后上升到共产党中层管理的人与他紧密结盟, 在这种条件下, 1922年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中所暗示的公开寻求过程结束了。这个寻求过程意味着决心不断寻找新的道路, 不断实验, 进行尽可能冷静的分析, 使这种分析不直接地与党内权力问题有联系。此时不再具备超出列宁之外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和手段的问题进行修正的可能性。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 列宁在他的生命结束之时, 未能为俄共 (布) 保持政治学习能力铺平道路。正在形成的体系虽然能够在工业化上获得很大成功, 赢得抗击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的胜利, 但是, 俄共 (布) 不能对体制进行革新, 陷于僵化状态。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打碎这个体制的道路, 苏联解体了。假如列宁能够更长时间领导俄共 (布) , 那么也许会出现另外一条道路, 中国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成功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注释
(1) Suchanow, Nikolaj Nikolajewitsch (1967) .1917, Tagebuch der Russischen Revolution, München:Piper
(2) (3) (18) (22) (23) (24) (25) (26) (27) (28) 《列宁全集》第43卷,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369、372、213-214、361、364-365、19、337、341、380、369页。
(4) (5) (16) 《列宁全集》第41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51-52、18-19、218页。
(6) Naumov, V.P./Kosakovskij, A.A. (Hrsg.) (1997) .Kron?tadt 1921, Moskva:Fond“Demokratija”, 50f.
(7) (9) (10) (20) 《列宁全集》第40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231、291-292、207-208、279页。
(8)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下卷) , 贺麟、王玖兴译,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第107-108页。
(11) 《列宁全集》第60卷, 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282页。
(12) (13) (14) (15) (17) (19) (21) 《列宁全集》第42卷,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447-448、449、449、449、181、293、176页。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 》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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