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 高雷
【 学习路上按】2000年出版的第7期《中华儿女》杂志中曾刊登了一篇对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的专访文章。文中，习近平面对记者，坦诚直率，侃侃而谈。在谈到自己的从政理念时，习近平说，“从政是一种事业的追求。若你既要从政，又想发财，那就只能去当让人指脊梁骨的脏官、贪官。”该杂志当时给出的评价是：从谈话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共产党人的胸襟气度以及形成这种胸襟与气度的大致历史过程。
今天，学习路上通过重新整理这篇15年前的专访稿，带您感受十几年前习近平的从政观、政绩观、团结观、百姓观。
◎从政观
“从政是一种事业的追求。若你既要从政，又想发财，那就只能去当让人指脊梁骨的脏官、贪官。”
谈到自己的从政目标，习近平说：我认为在第一步跨入政界之前，首先要在思想上弄清楚两个问题，这就是你要走的是什么路？你所追求、需求的是什么？我当时对自己定了这么几条：
一是要立志当“公仆”，做大事。熊掌和鱼不可兼得，从政就不要想发财。正如孙中山讲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你如果想发财，现在合法致富的路很多，那种合法致富既发财又光荣，将来税务部门还要给你授奖，因为你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你既要从政，又想发财，就只能去当让人指脊梁骨的赃官、贪官，既名声不好，又胆颤心惊，总怕被人捉住，最后落个不好的下场。所以，要从政，就是一种事业的追求，就得舍弃个人的私利，不能什么好处都想得。一个人也许一辈子成就不了什么大的事业，但最起码他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二是在从政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要把个人的发展、升迁作为志在必得的东西。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没有这种公式，没有这种规律。升迁并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有多大本事，或者你这个人有多大背景，就可以必得的。本事也罢，或者是强烈的责任心、非凡的智慧也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它还要和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条件相配合，看哪一个起主要的作用，哪一个起配合作用。这些都不是一种定数，不是用数字可能推算出来的。譬如讲，你要想当将军，首先必须能够打胜仗，只打败仗的军人非但当不了将军，还有可能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同时，你具有了打胜仗的本领，也不可能天天有仗打，特别是在和平时期更是如此。有了仗打，就有了机遇。这也就是说，只有你将机遇和成功的要素集于一身的时候，你的追求才有可能实现，这是很难的。如果你主动去追求，终生不得志，将会很失望、很痛苦的！这就要对升迁问题怀平常心，像古人管子所说的那样，“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三是要有不怕艰难险阻，持之以恒干工作的准备。从政是一条风险很大、自主性不是很强的路。尤其是受了挫折以后，一些人极容易产生自怨自艾的想法：我为谁啊，我这么干还要受到这么多的冷遇，这么多的不理解，何必呢！一些当时跟我们一起从政的人就因此而离去了。在一个地方干下去，只要你坚持下去，最后都会有所成就。成功的规律就是一以贯之地干下去。所以，既然走上这条路，那你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像当过河卒子那样，拼命向前。我的从政道路中也有坎坷、艰辛、考验和挑战，没有这些是不可能的。
◎政绩观
“凭一时的政绩和表现来选拔干部，就有可能会用错人。”
谈到对“干部升职”的认识，习近平说：升职只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如果不失真，是衡量干部本人事业是否成功的一个方面标志。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干部的升职，可以反映出上级和群众对他的综合肯定。但是，也必须看到，仅凭升职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出干部本人的全部情况。因为目前我们评价体系还不是很完善，考察识别干部又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受主客观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在考察评价干部方面出现一些失真现象。在用干部方面，我离开一个地方以后，都要回顾一下，总结一下，感到也有用错人的时候。在用错的人中，既有看不准的好人，也有看不准的坏人。因为在他的表现里，某一政绩和暂时的一种进步与他的动机的内在联系，有的时候还不能很清楚地联结起来，凭一时的政绩和表现来选拔干部，就有可能会用错人。所以，无论从组织还是从干部个人来讲，都不能将升职作为评价干部工作优劣和事业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准。
◎团结观
“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
谈到如何搞好团结，习近平说：省里有一位老领导集一身之经历，写了个一生从政的体会——《团结学》。尽管各种因素在任何时候都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在各种情况下，团结永远是前提。它绝对是你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前提。纵观古今都可以证明这一条。例如，历史上的刘邦、刘秀、刘备这“三刘”就很有特点。他们个人有多大本事，还有宋江，光从文学上看，很难把他写得很漂亮。这种人物给人的感觉是挺窝囊的那种人，怎么会被大家所拥戴？实际上，这些人都有一个最大的本事，就是他们能团结一批有本事的人。这么多有本事的人都跟他至情至信地沟通，这就是大本事。过去我们都很注意那种“郎才女貌”，或者“文治武功”，没有注意到他们这种突出的本事。
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这是不行的。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
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我再考虑回不回去。最后见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据地的。
当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是我们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姨姨也讲，那时我们都是往老乡那里跑，现在你们年轻人，还怕去，这不对！何况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得。
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后，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来，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转变了，对我也好了，到我这儿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我那时不过十六、七岁，村里几个老头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现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写得很惨，我的感觉不完全是这样。我只是开始时感到惨，但是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实。
◎群众观
“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较深的情谊。”
谈到自己下基层的经历，习近平说：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给耿飙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他说，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他是北师大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刘源当时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参加了好几个聚会。许多人对我们的选择不理解，问我怎么现在还下去当时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有一种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绿草原上终于回来了的感觉，有些人认为“文革”吃够了苦头，现在不能再亏了；还有一些人存在着要求“补偿”的心理，寻求及时行乐，我对他们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时候“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中个进士，谋个外放，千里万里他都去。像古时写《三言》的那个冯梦龙，到福建寿宁任知县时都快50岁了。那时候怎么去的寿宁？万重山啊！我们现在还不如古时候的士大夫。更可怜的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半径不过50公里，离不开北京，不愿意出去把北京的户口丢了。我说，我们要出来当年老一辈出去，是慷慨激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使我们学到、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
古人郑板桥有首咏竹石的名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管尔东西南北风。”我想将之改几个字，作为我上山下乡的最深刻体会：深入基层不放松，立根原在群众中；千磨万击还坚劲，管尔东西南北风。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炼人。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下了较深的情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所以，对再下基层是充满信心的就义无返顾地下去了。尽管会有很多的坎坷，每天都在经历着挑战和习验，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至于最后大家对我认可到什么程度，后人自有评说，我自己并不在意。
习近平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还说得过去吗？
（以上内容根据《中华儿女》杂志2000年第七期“习近平：我是怎样跨入政界的”文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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