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产国际时期，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按其阶级本质是国际主义的”，发挥着世界革命基地和中心的作用。共产国际依据经典作家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对中共的诞生、成长和形成理论自觉功不可没,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大发展；但这其中的确存在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革命所处的民族条件的差别的缺点，在判断革命形势等问题上也出现过信念脱离实际的失误。共产国际强调中共应服从一定革命阶段的中心任务，保持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重视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人运动等，是重要和深刻的；但就此提出的行动策略或解决方案，过于拘泥于教条，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如同中共的思想认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一样，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共产国际本身也在进行探索，总体上能够根据实践修正教条错误、改变政策策略，最终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能够“真正运用马列主义”。
关键词：共产国际 中国革命 斯大林 毛泽东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倡导、组织和建立的一个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从1919年3月成立至1943年6月解散，共产国际存在达24年之久。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近年来，大批史料的不断披露，为深入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无论是在领域的拓展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推进，成果丰硕且富有创新，特别是考实性研究成为学术亮点。但与此同时，与实事求是地分析共产国际的作用不同，有一些研究在分析问题时，不是去深入分析它的思想信仰、历史背景、主客观原因和具体情况，而是简单化地以现行的国家交往的准则、惯例去解读历史；同时，缺乏对历史应有的“温情与敬意”和“表同情之理解”的态度，“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1总是情绪化地谴责前人和问责历史。这些缺乏或脱离客观根据的否定共产国际历史和作用的思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用“国家利益”或“现实主义”的思想观点，来解释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动机。认为共产国际不过是挂着世界革命的招牌，行苏联利益的工具，其“性质自始至终是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2二是热衷于片面地渲染共产国际的错误，将共产国际的失误或错误固化，指责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在整个活动中都存在着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组织路线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策略方针上的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3三是套用西方的“集权主义模式”和“权力斗争”的观点，把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说成是毛泽东与“斯大林及其代理人王明”等人的斗争史。与这些认识相关联，在一些现代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和影视作品中，几乎形成了一个普遍性的定格化形象，即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大多是以“中国革命的太上皇”姿态，居高临下地夸夸其谈，一味地“瞎指挥”和“帮倒忙”，一再给中国革命造成危害。
可见，随着档案材料的不断涌现，研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史料匮乏的问题了，而在于如何科学地解读这些材料。当前仍然需要进一步正本清源，厘清真相。笔者认为，需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该问题的研究：其一是澄清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动机问题，即究竟是主要出于意识形态信仰，还是“国家利益的驱动”，这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认清世界革命利益与苏俄（苏联）国家利益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二是理清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与政策依据。共产党人的行动是有思想指南的，既然认为共产国际的动机是出于思想信仰，那么他们又是根据哪些思想理论去指导中国革命，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也唯有如此，才能对时人所批评的共产国际指导“错误”（诸如“片面强调工人阶级成分”、“城市中心论”、“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等问题），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其三是总结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的特点和趋势，考察共产国际能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加深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认识，能否总结经验教训、修正教条错误，等等。其四是厘清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失误的本然和所以然。研究这些问题，“真正有意义的不是谴责中心主体及其意识形态，而是研究它的历史形成、它的确立或作为一种幻景的实际构成，而这种幻景显然也是某种方式的客观现实。”4
一、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动机
由于时间的流逝，历史事件远离了它的原始境遇，带给理解者一种“疏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只有尽可能地从“彼时彼地”的历史环境出发，通过设身处地地认知对方的思想感情和处境，才能对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有较为“合情合理”的解释。美国汉学家柯文就认为，历史研究必须“卸下那张紧紧地裹着史家自身的文化的、历史的乃至个人的‘皮’，然后钻进他所研究的对象的‘皮’里”。5考察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也应如此。
（一）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共产国际成立的思想动因
共产党人分析国家、民族问题，以及划分“敌、友、我”关系标准的理论指导与基本方法，是马列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国际主义学说。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6他们提出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没有祖国”，7各国工人阶级只有进行国际联合，才能推翻国际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列宁提出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现代的民族生活”，使“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8 列宁认为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与民族问题，必须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后者也受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他们的斗争构成了无产阶级总问题的一部分，这样，列宁把《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发展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斯大林也多次阐述：十月革命后，民族问题已经从国内问题转变为世界问题、殖民地问题，从而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9总之，在共产党人看来，民族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无产阶级必须从自身彻底解放和全人类共同利益来看待世界民族问题；世界各民族中，只要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无论是否属于本民族，都是自己人，而一切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则是共同的敌人。
早在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进行革命活动时，社会上就一直存在着用民族利益去评判他们动机的言论。甚至是曾经的革命阵营内部，也有许多人并没有达到正确理解“工人没有祖国”的思想高度。譬如，在日俄战争中，孟什维克宣扬“爱国主义”，要求保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的“祖国”；一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内部大多数党都支持本国政府“保卫祖国”；1918年布哈林等人也提出“俄罗斯利益和荣誉不可侵犯”，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对此，列宁申言：在日俄战争失败的是沙皇专制政府，“俄国的自由事业和俄篇（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事业”，反而因此“得到了好处”。10 列宁批判第二国际中那些支持“保卫祖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言行，是“对社会主义的直接背叛”，并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等策略方针；11 也正是出于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巩固起来的考虑，1918年2月列宁坚持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国际性的，一国的斗争必须与国际斗争紧密结合、互相帮助，为此，应该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共产主义组织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十月革命胜利后，依靠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国际革命运动第一次有了坚强的基地和堡垒。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使得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俄国首先获得胜利，但俄国革命只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和“一级阶梯”。“在这里，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变成世界革命。”12鉴于第二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为指导和帮助各国特别是“文明国家”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活动， 1919年3月，列宁领导创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一大的宣言和二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都明确把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参加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都把自己看成是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劳苦民众的阶级地位、根本利益和最终目标相一致的革命组织，视共产国际为领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劳苦民众与反动阵营进行斗争的堡垒和大本营。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认同由列宁拟定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义务”，即“一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13
（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按其阶级本质“是国际主义的”14
从理论上讲，共产国际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每一个参加共产国际的政党和组织，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但众所周知，共产国际从成立开始，就一直以马列主义为指南，尊列宁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同时，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苏俄（苏联）一直是共产国际的大本营，布尔什维克党又具有丰富的革命经验，共产国际在思想、政治、组织和财政上也是接受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政治局的指导、帮助。这样，就形成了如鲍罗廷所说的：“他们有时讲苏联，有时讲俄共，有时讲共产国际，但通常都是一回事。”15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客观实际面前，我们分析共产国际支持世界革命的动机，关键问题就在于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是否“按其阶级本质是国际主义的”。十月革命后，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俄国自身处于极为险恶、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中。但苏维埃政权仍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为己任，责无旁贷地承担援助世界革命的主要任务，全力去指导、策动、援助和支持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利用各种手段，甚至是“变民族防卫战争为阶级进攻战争”，去推动欧洲革命的爆发。凡此种种，说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的确做到了“承担而且应当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16
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国内外斗争，苏维埃政权顽强地生存下来。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也摆脱了战后第一次政治经济危机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列宁认识到，在世界革命高潮暂时没有到来之前，首要的任务是保存和巩固目前唯一的工农苏维埃国家——世界革命的堡垒。因此，苏俄应该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赢得喘息的时机，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列宁晚年开始，苏俄的对外战略逐渐采取革命和外交的两手策略，17即在指导和帮助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进行革命，促进世界革命发生的同时，借助通行的国际惯例与国家关系原则，争取合法的外交承认，并且从西方取得工业化所需的技术设备，壮大自己。
当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只是在世界革命高潮没有来临之前的策略。直至逝世，列宁从来没有放弃对世界革命的企盼与支援，仍把俄国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与世界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18正是出于国际主义的信仰，1922年12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式更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是一个既没有冠以民族也没有表明地理方位的史无前例的国名。19 它的国歌是《国际歌》，国徽图案也是按照国际主义理念来设计的。它的宪法（1924）开篇就写道：“世界各国已分裂为二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它将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可靠堡垒，而作为全世界劳动者结合为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的一步。”20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通过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审视，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在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同时发生和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单独一国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从而形成“个别苏维埃国家内社会主义策源地和这些策源地在全世界范围内组成的体系”21这样一种革命格局。“一国社会主义”丝毫不意味着放弃布尔什维克党人的世界革命的根本战略思想。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但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最终胜利，因为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这个国家还受着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受着外来武装侵犯和旧制度复辟的威胁。22因此，要战胜世界资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须有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其支撑。纵观斯大林时代，苏联内政外交战略基本继承和发展了列宁晚年的战略思想，即以“世界革命”为根本目标，以“外交”促“革命”。一方面，在国内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经济发展以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重点，以期赢得对资本主义的全面优势。另一方面，在外交战略上利用各种手段，23 不失时机地促进世界各地爆发广泛的革命。
（三）苏俄（苏联）国家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相辅相成
“苏维埃俄国的事业就是共产国际的事业”。24在共产国际体系内，苏俄（苏联是“国际革命的枢纽、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祖国、取得各项成就的最重要支柱、获得国际解放的主要因素。”25维护苏俄（苏联）的国家利益与维护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利益本质上是相通的、统一的。一方面，苏维埃革命必须要推翻整个资本主义的统治才能达成最后的胜利，任何国家的反帝斗争，都是对国际帝国主义的牵制和削弱，都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因此，共产国际指导、支援其他国家的革命，本身就是为苏维埃国家利益服务。另一方面，任何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进行革命斗争既符合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对苏俄（苏联）的反帝斗争的支持。
历史的创造从来不可能在真空里进行，因为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本身就是先前历史创造出来的，在他们身上不可能不“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6尽管共产国际以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为政治信仰与实践准则，但每一个共产党人毕竟都有各自的民族和国家归属，民族情感、国家认同、生活经历和文化环境等因素不可避免地会深刻影响着他们的思想与行动。特别是苏俄（苏联），两度经历存亡绝续的世界大战，厚重的俄罗斯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影响等因素，说它完全没有国家利益的心理诉求和现实考虑，也非实事求是。但客观地说，共产国际支持世界革命的动机，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信仰。即使是在为苏俄（苏联）利益设想和筹划的时候，也主要是抱着意识形态的观点来认识问题的，即认为保卫苏俄（苏联）就是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就是维护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当然，随着对世界革命理想热情和信仰的褪色，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人对自己国家利益的追求表现得更为突出，从而最终导致国际共运的大分裂、大挫折。
十月革命“建成了一条新的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27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为了联合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共产国际积极、主动承担了指导、支持和援助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作为世界革命组织，共产国际要考虑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布局，需要统筹整体和局部、主和次、先与后的关系，不可能只专注于某一个国家和某一个党。28同时，苏俄（苏联）自身处境也一直十分艰难，财政十分拮据。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还是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和策略的指导，29向中国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弥足珍贵的物资、资金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这些情况随着相关档案资料的解密，已经日益清晰，越来越为人们所共知。至于中国共产党人，也与共产国际其他政党和组织一样，真诚地相信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等原则。中国共产党人直接用中国的语言风格把共产国际翻译为“万国共产党”，具有“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30 认为共产国际“是列宁手创的”，“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31强调“他们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的，他们是把我们当做弟兄看待的”。32 “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33中共一大提出“联合共产国际”的纲领，二大专门通过决议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这样，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就更加紧密、更加深刻的联系在一起了。
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主要理论与政策根据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4正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需要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一样，共产国际的成立，原本就是为了把马列主义理论和苏俄革命经验推广到各国。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理论与政策依据，除了上文所阐述的国际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论外，主要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共产党的性质和成分，无产阶级与农民在革命中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地位和关系，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落后国家革命，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政权的经验等。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概括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35从根本上说，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迫切需要共产国际关注和解决这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强调历史条件规定和限制着人类改变世界的愿望和思想的力量，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及其全部结果，是社会主义革命基本的物质前提，而在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因素尚未成熟之前，无产阶级革命是无法取得根本胜利的。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一步提出俄国要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强调对民主革命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为反动势力效劳。
（二）共产党的性质及其成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为了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需要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独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列宁论证了工人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这个著名命题。在领导俄国建立工人政党的过程中，列宁提出：“工人有阶级本能，工人只要有一点政治修养，就能相当快地成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我很赞成在我们各委员会的构成中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比例是二比八。”他要求注意“选拔尽可能更多的、能够领导运动和党组织的工人作为地方核心和全党中央的成员”。36斯大林在论述党的组成时，也总是把“工人阶级的儿女”、“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放在首要的位置。37
（三）无产阶级与农民在革命中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尽管农民在封建社会中是剥削的主要受害者，但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起着“非常革命的作用”的却是资产阶级。他们指出，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革命需要得到农民的“合唱”，38但农民只有在思想上、政治上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时候，才能够充当革命的同盟军。列宁批判俄国民粹派的那种认为不需要无产阶级的力量，仅仅依靠农民的力量，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空想。列宁提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应当领导民主革命，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就是实现对农民的领导，要把农民看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竭力使农民运动具有最大的革命性。
（四）城市与乡村在革命中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历史，是一个商品化、工业化、城市化和世界化的发展历史。“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39他们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即大工业和现代无产者，是以城市为基地的。列宁提出：“城市比乡村占优势（无论在经济、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包括俄国在内）的共同的必然的现象。”40在总结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时，列宁详细论证了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会不断减少从事农业人口的比例，增加大工业中心的数目，随之而来的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大量出现，这使得城市成为现代革命的中心。41
（五）帝国主义时代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革命问题
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完全有可能通过“劳动者苏维埃”这样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42列宁强调，这些落后国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43这些国家革命的第一阶段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些国家共产主义组织需要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临时的联盟，但不能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潮流中而丧失独立性。
(六) 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政权的经验
俄国革命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斗争，即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05年革命到1917年二月革命期间，主要是进行合法斗争以教育工人、积蓄力量，为起义做准备。二月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在主客观条件业已成熟的情况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抓住时机，“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44如同巴黎公社运动一样，十月革命也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工业无产阶级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发动的。利用资本主义爆发危机的时机，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联合广大群众，在中心城市发动武装暴动，取得政权，然后把革命从城市扩展到农村，这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方式。
（七）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
列宁充分肯定中国等东方各民族的解放运动蕴藏着巨大的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他对近代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两方面的性质进行了阐释，认为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在向上发展而不是在衰落下去的阶级”。 45斯大林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理论：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领导权要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身上；前途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46斯大林还提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
需要强调的是，共产国际一开始就动员各国工人阶级反对社会民主党，把同右倾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决裂作为自己活动的重要方面。共产国际对改良主义的强烈批判立场，对中共的建党原则、政策策略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就这一方面说，我们走了直路”。47此外，共产国际领导人一直保持对世界革命高潮的期待与渴望，特别是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预言将形成“新的革命高潮”，这些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考察
关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毛泽东的评价是：“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48对此，周恩来进一步阐述说：“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49即使是在分析共产国际指导失误时，毛泽东、周恩来也反复强调，“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50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论断是实事求是的。下面分阶段进行阐述。
（一）中共创立前后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51而“中国党的建设”，“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建设。”52 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代表赴华，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起联系。共产国际代表首先在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工业城市建立了革命局。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并于1921年7月召开中共一大，宣告中共的成立。在一大上，中共接受了马林所阐述的“国际无产阶级必须相互援助”的观念，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财政援助。在二大上，中共根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改变了一大确定的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主张，制定了现阶段革命纲领，即联合资产阶级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并且初步形成了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目标和前途的科学认识。
(二)大革命时期
依靠成熟的产业无产阶级，在现代大工业充分发展的城市进行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和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经验。早期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就是按照这一理论考察中国城市工人运动状况。他们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且软弱”，中共尚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与此同时，他们认为中国国民党“就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讲到的那种‘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53应该大力支持国民党来领导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此时的孙中山也认识到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和避免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必须联俄容共、彻底改造国民党。但他认为中共“于各阶级中之无产阶级特别注意，以代表其利益”，而国民党是“代表国内各阶级之利益而奋斗”，54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鉴于此，马林建议中共党员直接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马林的这一建议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的条件下加入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不仅“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可以借此形式找到迅速发展的机会，“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55 “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56
在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中，共产国际视国民党为领导力量，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现在同国民党结成同盟，确切地说，是国民党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不得不从现阶段革命利益出发，竭力维护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来同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进行斗争”。57尽管如此，出于同宗同源的信仰，共产国际只是把国民党看作是一起合作的朋友，而把中共看作是阶级弟兄，并且期望共产党担当起监督、指导和改造国民党的任务。通过共产国际就国共合作问题发出的指示，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内部存在着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左中右派之间的分别和斗争，“分裂是必然和不可避免的”。58大体上，“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的政治主张基本一致，对外主张联合苏联，坚决反帝；对内主张联共，依靠工农大众。而国民党右派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与左派恰恰相反。”59共产党可以在国民党内活动中带领左派、团结中派，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在条件成熟时把右派分裂出去，使国民党变成为工农联盟性质的政党，最终以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领导地位。这一战略指导思想，用后来斯大林的话形容，就是“榨柠檬”：“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 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60由此，共产国际反复提醒中共在这种“党内合作”关系中，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的政治面貌性为代价，应该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注意到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
对于共产国际这一战略方针，国民党新老右派是极为忌恨的。蒋介石就说过：“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是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61因此，他们不断在容共问题上与苏方人员发生冲突，并且发动一次次排挤、打击中共的活动。随着革命的深入展开，在国民党内部阶级之间和派别之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愈来愈尖锐起来，尤其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等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的分歧更是不可调和，最终冲破“党内合作”这一既有的合作框架几乎是必然的。由于过于拘泥于既定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大方针，过于拘泥于以俄国革命经验为蓝本的“三阶段论”，共产国际领袖和陈独秀等人在大革命中，尽管对国民党的右派和国民党一步步向右转的倾向持反对态度，但总是希望在维持统一战线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恢复中派和左派之间的联盟，来制止国民党新右派的分裂，而未能将保持中共独立性的原则彻底贯彻。另一方面，他们对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迅速分化出现了新右派势力的问题认识不够，把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等视为是可以合作的“左派代表”而大力支持。即使发现他们的反苏反共活动，共产国际往往从大革命中心任务的角度出发，指望这些国民党新右派带领军队，去反对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而对他们妥协退让，从而一再错失采取果断措施的机会，直至最后措手无策。
大革命时期，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席卷中华大地，北洋军阀政府被推翻，中共力量得以发展壮大，由起初只有50多人，并处于秘密状态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5万多名党员、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全国性的政党，并且在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和革命战争中得到了初步的锻炼。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革命时期圆满地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从根本上说，大革命的失败主要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以及中共尚处于幼年阶段等主客观原因所致。而共产国际的失误，就主观上讲，不是理论本身造成的，而是将理论及经验教条化所造成的。
（三）土地革命时期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中国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之所以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的现时客观上的任务是要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革命根本就是肃清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62会议确定了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方针，为中共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和革命政权的基地创造了前提。八七会议认为党的领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大革命失败重要原因，因而要求提拔工人同志到党的委员会负重大责任。63
1927年9月，共产国际认识到左派国民党的思想确实遭到失败，要求中共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64但在如何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共产国际依据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要求中国共产党首先在一些中心城市如广州、长沙等地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建立政权。然而一系列城市暴动的悲惨失败证明，中国革命是不能走中心城市暴动的夺权道路。当时，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发挥了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开始发动农民运动，创建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党内存在着一种急躁拼命情绪，这为瞿秋白等“左”倾盲动错误的产生提供了温床。应该说，共产国际代表此时提出的把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完成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以及“无间断革命”等思想，是导致中共这次盲动错误的重要原因。但在纠正这一错误问题上，共产国际也起了主要作用。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以及同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大，都重申中国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而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就是城市工人运动的重新兴起。同时，共产国际开始强调红军的作用。但出于“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观点，他们又同时强调：“这些武装力量的意义决定于工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果农民游击战争得不到最重要的城市的支援，它决不会使社会制度的性质发生变化。”65
1929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在共产国际看来，这次危机验证了共产国际六大所提出“第三时期理论”的预言，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资本主义正走向崩溃。在中国，1929年初开始，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不断爆发大规模战争，中苏之间爆发了中东路事件。战争引发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在共产党人看来，战争是借以判断革命形势成熟与否和加速革命步骤，乃至夺取政权的重要条件。这一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四封信，内容都着重强调中国革命高潮的来临。66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等人主持下，全力推进“庞大而宏伟”的在中心城市进行群众暴动的计划。在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和基本问题，在期盼中国革命高潮到来和“保卫苏联”的心情上，李立三与共产国际是一致的。但李立三过分夸大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忽略了中国广泛而强大的封建势力，而这恰恰是斯大林、布哈林关于中国土地革命的理论所坚决反对的。共产国际不同意李立三对中国“直接革命形势”的判断，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67这些要求都遭到李立三的“多次对抗”。68
与李立三等人领导的冒险主义行为所造成的中心城市暴动的失败和党在白区工作的重大损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农村苏维埃和红军力量取得迅猛发展。苏联《真理报》等报刊都以称赞的口吻连续报道朱毛红军。69通过对中国苏维埃运动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结果的思考，共产国际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和意义，认识到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具体形式将区别于欧洲革命，不能靠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来取得全国政权。70 1930年下半年开始，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中,很多都涉及红军、根据地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苏区和红军的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71当然，共产国际此时仍不忘强调无产阶级要夺取最终胜利，根本手段还是要“准备工业中心的大城市的暴动，由暴动起来的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72
由于对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共领导人在工作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共产国际认为，应该把更加熟悉革命理论也更加服从莫斯科指示的中国留苏学生推上领导岗位。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直接参与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促成了王明等人的上台。王明等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际缺乏深刻地理解，而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譬如他们把“中间营垒”看作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提出“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真正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是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73等等。这些教条主义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总之，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应该承认，这一时期中共三次“左”倾错误，很多是依据共产国际的指导而产生的，毛泽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在总结这个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周恩来深刻地指出：“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74 “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75根源在于这些中国同志在认识论上是主观主义的，在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的。当然，“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应该承认，土地革命时期，在险恶的环境和强大的敌人面前，中共党组织得到巩固、锤炼，不仅创建了坚强的武装部队，也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这些都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这一时期就在中共党内排斥毛泽东的领导作用时，共产国际多次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和指挥经验。76
（四）全面抗战时期
20世纪30年代，世界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1933年下半年，共产国际提出了团结世界无产阶级、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共产国际战略策略的转变，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制定起了推动作用。从1933年开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统一战线等问题上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1935年8月他们起草的《八一宣言》以及同年8月召开的讨论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会议，都突出强调了中日民族矛盾，提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设想。1935年12月，中共瓦窑堡会议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具体方针都被吸收到会议决议之中。1936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的《关于中国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草案明确指出：“组织全民抗日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中心任务，其余的一切都应服从这一任务”。77 1936年8月，共产国际书记处向中共中央表达了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指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78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联蒋抗日”的方针和苏联舆论对此事件的反应，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1937年1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根本改变苏维埃革命方针。79 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通电，80在怎样对待蒋介石、国民政府和土地革命这两大问题上，终于做出了重大让步。这种让步对实现国共合作抗日是必要的。
整个抗战时期，苏联与共产国际对华外交政策，有两个基本点：其一，要求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这是对华外交政策的中心内容。据此，苏联在同蒋介石政府保持正常关系的同时，也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并在抗战过程中始终反对可能导致统一战线破裂的任何倾向，维护统一战线的存在。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怎样打击外部敌人——这是决定性的问题。当这一问题结束时再提出怎样互相打的问题！”81 其二，“莫斯科从意识形态上考虑，自愿承担了保护中国共产党免受国民党攻击和其他形式压迫的责任。”82为维护中共利益和防止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苏联有时会采用强硬手段，诸如发表声明、削减甚至暂停经济和军事援助等，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应该说，抗战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坚持国共两党团结抗战，汲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血的教训，保持中国共产党组织独立性等战略问题上，与中共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如何实现团结抗日，如何保持中共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方面，也存在一些分歧。王明等人在抗战时期与中共中央的政策分歧根源在此，当然，这里依然存在着王明等人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的问题。
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民族危机下，要求国共两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本身也为中共的发展和壮大创造了条件。不可否认，共产国际要求中国积极有效地抗日，使日本不能袭击苏联的后方而与德国呼应，这是对苏联利益的维护。但应该看到，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支持苏联打败它的主要盟友——德国法西斯，本身也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抗战时期，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但他顾虑到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现在还太弱，不能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而且“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因此，苏联更加重视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国民政府。83尽管如此，苏联对华政策还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当时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就曾写道：苏联大使馆和大使本人在支持中共、捍卫中共利益方面，已远远超出外交的范围，而扮演着中共代表的角色。84
共产国际七大要求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并且明确提出一般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党内部组织事宜。85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走向成熟，能够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等“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更能够正确领导中国革命，确信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86当中共党内出现路线方针和权力中心归属争执时，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这件大事的重大意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87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还是对中共远离了产业中心和产业工人、只是“依靠最贫穷、受压迫最深和没有文化的农民”的状况而忧心忡忡，并且怀疑中共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足。88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斯大林才彻底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坚持无产阶级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原则的。89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论述，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
（一）共产国际出于世界革命的理念和国际主义的原则，给予中国革命弥足珍贵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对中共的诞生、发展、壮大、走向成熟和形成理论自觉功不可没。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90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信仰，为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提供思想指南。在中共幼年阶段，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都严重不足，政治上不够成熟，经验很不丰富，又面临强大的敌人和险恶的环境，共产国际出于“同宗同源”的意识形态信仰，在关于中国革命主要问题、基本理论、主要战略和重大决策等方面，给予中共弥足珍贵的理论与政策指导，满足了中国革命的“理论需要”。毛泽东思想的萌芽、发展、成熟的全部过程中，都受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指导的深刻影响。对此，毛泽东从不讳言，这也是中共党史的公论。譬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说：毛泽东同志……“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91
除了理论和政策上的贡献之外，共产国际的指导对中国革命还有以下积极作用：(1)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中国，并且直接指导建立了中国共产党。（2）有赖于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援助，国民党重焕生机活力，领导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实现了北伐战争的胜利。（3）共产国际指导、帮助中共制定了统一战线政策，同时通过对国共两党的援助和说服教育，促成了大革命和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团结御敌的大局，给中国革命和中共创造了飞跃性大发展的条件。（4）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各方面的重要骨干。（5）共产国际看重毛泽东的才干和能力，最终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应该说，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支持,贯穿于从中共建党准备到抗战时期的主要过程，作用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面和核心问题。如果没有这些指导和帮助,很难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共产主义革命会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迅速的成效。
（二）共产国际依照经典作家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真诚地希望在“正确理论和先进经验”的指导下，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对他们把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与俄国经验绝对化所导致的错误或失误，应该予以更深刻的分析。
共产国际的指导始终坚持着如下几个重要认识：其一，坚持马克思、列宁强调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基础的观点，从而产生了诸如中国“工人运动尚属薄弱”，“还不能成为领导者”，“联合资产阶级革命”，“服从当前革命的中心任务”等指导意见。其二，从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共产国际再三强调长期在农村环境中战斗着的中共，要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和实现对农民运动领导权。周恩来对此曾总结说：“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92 其三，恪守俄国革命经验，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是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的斗争，通过城市暴动而形成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反复要求中国党把工作重点放在无产阶级集中的城市。其四，念念不忘共产党人的根本性质和历史使命，期待与渴望着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大爆发。共产国际总是强调作为世界革命堡垒的苏俄（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对立，期待着帝国主义总危机，一旦爆发经济危机、战争、社会动荡和工人大罢工等情况，他们就会认为这是革命高潮来临的表现。上述几种基本认识，反映出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十月革命模式的信仰和固守，他们真诚地希望按照“正确理论和先进经验”的指导，把中国革命搞成功。这一方面极大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太执着、拘泥于马列主义理论和俄国经验，而产生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对此，我们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
第一，共产国际强调的对于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必须重视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应该团结资产阶级，这一原则判断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必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充分地吸收这一原理，并以此批判党内的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应该说，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大政方针是正确的，失误在于过于拘泥既定的民族民主革命大方针，过于拘泥于俄国革命经验。第二，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它应当在本阶级中有牢固的基础，这是马列主义的天经地义。中共的党章从来都是坚定地指明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长期以农村为活动基地，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这使得中共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由此，共产国际担心中共会丧失无产阶级先进性而变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党”，反复强调要保持与城市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天然联系等。这些观点与理论在原则上是正确的，毛泽东也是这样认识的，譬如毛泽东就反复强调“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如果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93共产国际失误的地方在于“他们不能对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农民的主力军作用作统一的理解”，94 他们所强调的中共力量应该集中在工人宣传及组织方面，以及提出的解决中共性质问题的具体方法，即实现中共成分的工人阶级化和指导机关的工人化等，与中国革命是不相适宜的。第三，依靠成熟的工业无产阶级，在现代大工业已充分发展的大城市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和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经验，而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中并没有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先例。因此，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即城市中心论）成为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共同认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认识也是随着中国革命的实践逐步形成。尽管毛泽东提出在中国革命特定条件下，需要首先在广大农村积蓄力量，但他强调：“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可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95第四，共产国际的使命就是要领导、指挥世界革命，总是希望革命早些成功，认为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群体性的历史现象。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但他也是认定中国革命的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96 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失之于“容易犯这种急于求成的错误，夸大主观的力量，夸大群众的觉悟，贬低敌人的力量，夸大敌人的困难，而低估革命取得胜利需要经历的困难”。97正如邓小平所说：“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了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98
总而言之，共产国际的上述原则要求是重要和深刻的，理论信仰是可贵和真诚的，对中共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和苏俄革命的具体论断、经验，没有充分注意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他们就此提出的行动策略或解决方案，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这些错误不能不对中国革命的实践带来危害或妨碍。这昭示我们，搞革命过程中的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把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任务，理应由中国同志自己承担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周恩来一方面反复强调教条主义产生，与我们党不够成熟、把共产国际指示绝对化有关，我们自己“有责任”；另一方面深刻地总结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取得革命的根本胜利。
（三）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国际本身也在进行理论探索，总体上能够根据实践修正自己的理论，改变策略。正如周恩来在评价共产国际时所坦言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斯大林同志的思想也是发展的。”99
首先，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其战略方针也是在不断发展、演进。从指导中共一大确定的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帮助中共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反对中共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到要求土地革命；从只关注工人运动到开始重视“农民的革命作用”；从视中心城市暴动为革命唯一的途径到重视农村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建设，等等，上述这些重大转变都是共产国际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适时发展自己的指导思想的表现。其次，共产国际帮助中共纠正党内错误路线、方针。中共的一些重大政策调整的会议，诸如西湖会议、八七会议、六大、六届三中全会、瓦窑堡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影响下，纠正或部分纠正了错误的指导思想，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三，中共有的错误的政策，虽然不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纠正的,但是共产国际至少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同。譬如共产国际接受中共独立自主召开的遵义会议的政治结果，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集体立足中国实际的斗争路线的肯定和支持等，都是共产国际支持中共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表现，而这些政策的调整和转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都具有重大意义。第四，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斯大林等人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可能存在的错误，越来越肯定中国独立自主革命道路的正确性。1949年7月，在与刘少奇谈话中，斯大林肯定了中国革命的首创精神，并且委婉地表达了“妨碍过”中国革命和“可能讲错话”的歉意。100
（四）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还是“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0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并且正确回答了在中国革命具体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保持中共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等重大问题。
从根本上说，指导一个国家的活动，必须从它的具体国情出发，对它的情况有系统而细致的了解，正确地把握住这个国家各个社会阶级和阶层状况，才能对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做出准确的估量，采取恰当的对策。从这个意义上说，靠一个国际中心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方式，的确存在着“无法适应”中国革命“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102 的问题。应该说，在中共幼年阶段，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严重不足，需要共产国际事无巨细的指导和帮助，中共二大确认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种抉择”。103但随着中共的成长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共产国际这一组织形式与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越来越不相适合。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要靠中国共产党自己“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104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通过系统地学习、吸收共产国际传来的思想理论，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并且在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做斗争过程中，去思考、总结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经验教训。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发展着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系统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共产国际所强调的中国革命民族民主运动性质，以及与资产阶级联合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主要理论根据之一。毛泽东总结汲取了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注意到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和联合的问题，注意到坚持无产阶级领导和坚持武装斗争这一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从而成为中共克敌制胜的法宝。对于共产国际强调的以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为工作重心的思想，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在中国特殊国情下，首先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以农村为积蓄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以红军战争作为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与此同时，毛泽东反复强调，在乡村斗争中，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而等到革命将要取得全国胜利时，则应该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不转变不得了，要犯路线错误。”“没有工业和城市是会失败的。”105对于共产国际强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毛泽东同样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不是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之一。106然而，毛泽东强调，由中国特殊的社会阶级构成所决定，主要从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而不是片面地在成分上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他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找到了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在抗战时期还运用整风运动来系统地改造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正如刘少奇所说：“我们党采取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分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107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着重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经验最深刻的科学总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迅速壮大，很快获得抗日战争和夺取全国政权的全面胜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2 樊安群：《苏联的对华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海口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3 参见李景治主编：《国际共运史学百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4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5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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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
8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5、384页。
9 《斯大林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60-61页。
10 《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0—141页。
11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8、519、524、5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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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220页。
14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根本法（宪法）》（1924年1月31日通过），北京大学宪法教研室、资料室编：《宪法资料选编》第5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82页。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16 《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7页。
17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页。
18 陆南泉、姜长斌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6页。
19 肖枫：《两个主义一百年》，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39—40页。
20 北京大学宪法教研室、资料室编：《宪法资料选编》第5辑，第181、182、183页。
21斯大林：《十月革命与俄国共产党人底策略》，大连：大连新华书店，1950年,第47页。
22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67页。
23 这其中也包括运用情报系统、特务机关的活动等手段。相关情况可参见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铭传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2013年。
24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王学东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文献》第30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701页。
25 《共产国际纲领》（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讨论通过），转引自高放:《三个国际的历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295—296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
27 《斯大林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28 参见张静如为何云庵著《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所作的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页。）
29 仅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每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参见李凤林：《中苏关系的历史与中俄关系的未来》，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序言”，第2页。
30《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1920年8月31日），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2页。
31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32《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8页。
33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34 《列宁选集》第1卷，第31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
36 《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7、167页。
37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69、261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4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40 《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7页。
41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1-250页，第551、552页。
42 参见《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3-234页。
43 《列宁选集》第4卷，第277页。
44 斯大林按照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中国革命道路的“三阶段论”，并且预言在第三阶段资产阶级将脱离革命或企图反革命。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前后，斯大林曾经多次在讲话和文章中谈到这个问题。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249页。
45 《列宁选集》第2卷，第292页。
46 参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93—103页。
47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35页。
48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
49 《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0页。
50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51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1471页。
52《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235页。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页。
54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73页。
5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6-77页。
5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41页。
5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618页。
5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47页。
59 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60 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1945年4月5日），《党的文献》2001年第6期。
61 马振犊选编：《蒋介石致廖仲恺函一件》，《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
62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2页。
6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第239页。
64 参见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65 《党的六大文献档案选载》，《党的文献》1988年第1期。
66 参见金冲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党的文献》2000年第2期。
6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25页。
6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314页。
69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70 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87页。
71 曹建坤：《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1927—1931年共产国际档案资料评析》，《重庆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7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52页
7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第311页。
74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2页。
75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8页。
76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7—19页。
7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56—157页。
7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36—1943，1921—1936补编）》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9页。
79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37年1月20日)，马凡贵译，宋洪训校，《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
8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57—158页。
81 《<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华谱编译，《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
82 参见A.M.列夫多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65-366页。
83 参见1940年斯大林对赴重庆国民党政府担任苏联首席军事顾问的瓦西里•崔可夫的谈话。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万成才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35、36页。
84 A.M.列夫多斯基：《斯大林与中国》，第274页。
85 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编写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73—174页。
86 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8—142页。
87 《毛泽东七大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31页。
88 参见1944年底斯大林、莫洛托夫与赫尔利的谈话。《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40页；《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2页。
89参见毛泽东、周恩来相关论述。《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8页；《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02页。
90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91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3页。
92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78页。
93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21页。
94 沙健孙：《毛泽东思想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3页。
95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5页。
96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102页。
97 《胡乔木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页。
98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140页。
99 《周恩来选集》上卷，179页。
100 参见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52页。
101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102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页。
10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第81-82页。
104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页。
105 这是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参见《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106譬如毛泽东在1945年4月20日就提出过：“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4页。
107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0—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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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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