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至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将一个拥挤落后、遍地贫民窟的城市，建设成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国家。李光耀先生以强人政治方式创建的新加坡，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始终保持着其一党统治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建立了稳固有效的民主执政体制。在战略发展的大视角下，新加坡不乏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的经验。
经济发展面向世界。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唯一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是人力及其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据此，新加坡在立国之初就制定了面向世界的发展战略，将自身的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第一，新加坡以世界发达经济为标准，建立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上健全法律制度，建立并严格实施各项经济法规和准则。第二，全力打造一流的基础设施，创造优质安全的生活、投资和工作环境，对人才管理、物流进出都制定严格的制度规范，促进竞争，提高效率，增加对外资和外企的吸引力。第三，根据新加坡具体条件，优先发展航运仓储、金融服务、石油油化、生化制药、酒店客运等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耗能的产业。第四，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保持低价便捷的营运服务。这些举措使得新加坡在短期内迅速成为亚太地区贸易、航运、金融和交通的枢纽，同时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使新加坡的经济竞争力始终保持在世界前列。
政治发展注重制度化建设。新加坡自建国以来，亚太地区的战略环境瞬息万变，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于新加坡，政治局面也不甚稳定。同时，新加坡在族群、文化、宗教、语言等各方面都高度多元化。在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下，新加坡却能够始终保持国内政治稳定，人民团结，关键在于其强力有效的政治体制。其一，权力的制度化。即最高公共权威的非人格化——宪法代表政治体制中的最高权威。在宪法的规范下，权力的设置、授予、更替、运作、分配，以及各权力机关之间的关联与互动等，都是由严格的制度来界定和规范的。其二，政策制定的制度化。任何政策的制定，从政策的建议到具体政策的形成，都要经过一个固定的、不可随意更改的程序。其三，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各种政治参与形式——选举、集会、抗议、听证、游行、报告等涉及广泛民众参与的政治活动，都必须依法按照既定的制度进行。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始终不懈地抓紧以上三个“制度化”的建设。因此，尽管长期以来保持着一党执政的局面，但不论在人民的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范围、深度上，还是政策制定方面，新加坡的政治运行始终都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在保持了政治长期稳定的同时，也保持了政府的高效、清廉和政策制定的有效性。
以“居者有其屋”为核心政策的社区建设。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没有广袤的农村，从建国伊始就确立了向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建国路线。因此，新加坡始终将“居者有其屋”作为最重要的国策，从而为长期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均表明，在任何国家和社会，一旦出现大批居无定所、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必将发生动乱以至革命。在任何社会，发生大规模的革命需具备三个必要条件：第一，大多数人贫穷到一无所有；第二，人民对今后的发展普遍绝望；第三，政府不作为，其治理的水平和效率都极其低下。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使得绝大多数新加坡人有了属于自己的稳定的居所，从一开始就培养了“有所失”的中产阶级，使其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维持政治稳定的中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政策不仅仅从经济意义上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也充分体现了从决策到实施中的民主政治，调动了广大新加坡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有效性。
重视教育，注重人才的引进和管理。新加坡政府认识到人才在政治、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整套人才的教育、选拔、管理和引进制度也因此形成。新加坡真正地做到了教育“从娃娃抓起”，由国家为具有各种特殊才能的青少年提供各类奖学金，通过最好的教育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培养和发挥，并将教育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与人才的使用连在一起。人才选拔制度是新加坡一项十分独特的制度，使得新加坡在建国近50年来始终能够确保人尽其才，让优秀人才在政治、经济、管理等各行各业充分发挥其才能和作用。在新加坡，无论是自己培养的人才，还是被引进的人才，都被置于一个公平的、高强度的竞争环境下。
对腐败的有效控制。新加坡最引人瞩目的文明发展成就之一，就是其对腐败的有效控制，在政府的廉洁有效方面，长期高居世界前列。新加坡在打击腐败上绝不手软。首先，新加坡建立了三个十分值得借鉴的机制：一是政府设立了独立于各级主管的监督、考核官员的公共服务委员会，对各级官员进行制度化的监督；二是通过民众的积极参与来进行监督；三是通过媒体及时的跟踪报道来进行监督。这三个机制确保了整个监督系统的制度化、常规化、透明化。其次，成立了不受任何权力制约的腐败调查机构——反贪局。一旦在反贪局立案并进入调查程序，在得出最终调查结果之前，包括总统、总理在内的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必须回避，不得以任何形式过问和干预调查。其关键的一点，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保对腐败调查和处理的独立性。
通过“接地气”的政府运作扩大政治参与。新加坡政府通过制度建设，保证执政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其中，选举和议会的作用最为关键。一方面，议员的选举在各个选区中定期、公开进行；另一方面，议员在选区中设置办公室，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选民的访问，并通过议会代表将选民意见及时地转达给各级政府，以定期“问责”包括总理在内的各级政府官员的方式，敦促政府拿出解决办法。这样，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始终与社会紧密联系，保持高度的“接地气”。值得关注的是，新加坡自建国以来，人民行动党的党员身份上自总理，下自基层干部，党员身份从不对外公布，党的各项活动也以秘密形式进行。其根本目的，是将执政党变成执政过程中的隐身人，从而凸显法律和政府在施政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而执政党的主张和作用则“隐性”地贯彻于政府的各项功能和法律的实施当中，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执政党用生硬的政治手段获取自己的利益。
毕竟，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其政府规模较小、各阶层利益趋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相对划一、发展水平较高。因此，从政策制定、实施到政府行为，它的经验都很难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用。但是，新加坡在法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确保了经济发展的长期稳定、政治运作的民主机制、人才管理中的有序竞争、政治参与的理性进取、反腐机制的独立公正、执政过程的联通“地气”。这为其政治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制度上的基础。凡此种种，都十分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网络编辑：岚河水
《学习时报》2014年5月26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