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提出，改变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要从农民方面开始，即将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放在首要位置。当国内的资本主义成分不断增长时，他提出不要禁止和堵塞资本主义发展，但需将其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他还说，从苏俄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以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以发展生产力。列宁的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关 键 词：农民；粮食税；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中间环节”
作者简介：俞良早(1951- )，男，湖北汉阳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东方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21；D422.6；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4)02-0005-08
1921年4月，列宁写作《论粮食税》，围绕着苏俄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如粮食税、贸易自由、租让制以及实施这些政策的必要性，特别是围绕着经济文化落后的苏俄利用“中间环节”，即利用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这部著作是社会主义史上“利用资本主义促进社会主义”的第一篇文献。
改善人民的生活“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
当时的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面临着迅速改变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任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苏俄国内战争使俄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工业方面，由于粮食、原材料和燃料等严重短缺，成千上万个工厂停止生产。1920年的煤炭产量只相当于1898年的水平，生铁冶炼产量比1862年减少一半，棉织品产量只相当于1857年的水平。交通运输业陷于瘫痪，有7万多公里的铁路和近一半的机车车辆不能使用。经济破坏使产业工人的人数锐减。1913年大企业的工人人数有240万，1920年只有132万，同一时期彼得格勒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由17000人减少为4000人。工人的生活极为困苦。当时莫斯科工人的工资收入只相当于他们实际消费需要的8％～20％[1]94-95。由于生活状况的不断恶化，工人阶级队伍处于消极、涣散的状态。农业的状况更为严重。1921年全国播种面积只有9030万公顷，为1913年的86％，其中亚麻的播种面积只有1913年的63％，棉花的播种面积只有1913年的14％。土地耕种粗糙，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牲畜头数急剧减少，1921年牲畜头数只相当于1916年的68％。[1]95苏俄农业的衰败，除了战争破坏的原因外，还由于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政权实施“战时共产主义”特别是余粮收集制的影响。
所谓“余粮收集制”，实际上是苏维埃政权无偿地收取了农民除自己以及家庭消费必需的粮食以外的全部余粮，有时甚至收取了农民消费所需的粮食。它是造成农民生活困苦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遭到农民的强烈反对。国内战争结束时，这些政策仍在继续实行，广大工农群众特别是农民已经忍无可忍。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情绪逐渐演变成为农村的骚乱和暴动。参加暴动的不仅有富农，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农。一些穷苦农民则向苏维埃政权领导机关写信反映生活痛苦的情况，有的信件直接写给了列宁。
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提出，党和苏维埃政权必须迅速帮助人民群众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可是，苏维埃政权这方面的工作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或者说应该先解决那个阶级的困难呢?列宁提出：“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2]207“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2]207列宁之所这样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一个着眼点在于抓住和解决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主要矛盾。当时恢复工作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严重缺乏粮食和燃料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农民的劳动。也就是说，只有首先解决了农民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困难，才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多生产粮食，多开采和运送燃料，这样才能促进整个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进展，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工人生活困难的问题。他的另一个着眼点是，使农民消除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情绪，巩固工农联盟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如前所述，由于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情绪以及这种情绪的日益增长，农村一些地方发生了骚乱和暴动，这意味着工农联盟受到了损害，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受到了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苏俄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应该善于从政治上处理问题，或者说应当善于对国家的政治生活进行领导。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现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种能够立刻提高农民经济生产力的办法。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2]207他还指出，有的人反对先解决农民生活困难，要求先解决工人生活困难，这无疑是把工人的“行会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无异是为了工人眼前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而牺牲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牺牲“工人阶级专政”的利益。
列宁提出，实行粮食税以及贸易自由是解决农民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困难的正确途径。所谓粮食税，即农民将自己及家庭粮食收成的一部分作为实物税上交给国家，纳税后剩余的粮食由农民私人占有。这样的政策或制度，使农民可以占有自己劳动成果的一部分，使他们可以充分满足生活的需要，也可以出售一部分粮食以换回生产资料和扩大再生产。所谓贸易自由，即农民进行粮食贸易以及其他劳动产品贸易的自由，即商品交换的自由。当时它是同实行粮食税相联系和相适应的政策。1921年3月中旬，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列宁所作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3月21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7天后，苏维埃政府又颁布法令，规定1921～1922年的实物税额为2.4亿普特，比余粮收集制时少征收2亿普特。具体说来，粮食征购降低43.3％，油料籽降低50％，肉类降低74.5％，亚麻纤维降低93.3％[1]102。农民在纳税以后，可以就其余的劳动产品自由贸易(开始时期是在一定地方的范围内贸易)。在上述实践的基础上，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论及必须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时写道：“首先必须采取紧急的、认真的措施来提高农民的生产力。要做到这点，就非认真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而这种代替是与交完粮食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2]208这里，他深刻地指明了粮食税和贸易自由对于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的作用。列宁还指出，粮食税实质上是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在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俄国，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必须使工农业之间进行正常的产品交换，或者说必须使城市工人以自己的产品去换取农民的粮食。城市的工人需要农民生产的粮食，农民需要城市工人生产的工业品，可是他们之间必须形成产品交换的关系，即各方以自己生产的产品去换取对方的劳动产品。这样的关系就是所谓“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列宁强调：“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迫使我们所实行的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2]208意思是说，苏俄通过实行粮食税，可逐步地形成城乡劳动产品交换的制度。他还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现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需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适应无产阶级的任务，只有这样的粮食政策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才能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2]208-209“粮食税就是向这种粮食政策的过渡。”[2]209这是对粮食税的历史作用和意义的充分肯定。
列宁还提出，帮助恢复私人小工业企业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实施粮食税和允许自由贸易，使农民能够占有作为实物税以外的那部分成果；农民可以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购回自己消费所需要的日用品和扩大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这就要求国家能够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工业品，以满足农民消费需要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可是当时苏俄大工业企业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一时难以恢复生产，而小企业恢复生产则相对比较容易。所以，列宁提出国家应该帮助私人小工业企业恢复生产。他在《论粮食税》中指出，恢复大工业企业的生产，要求有大量的粮食和燃料的储备，要求以新机器代替破旧机器等。根据经验，苏俄不能马上做到这一点，甚至连西方的那些先进国家也需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才能恢复大企业的生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恢复小工业是必要的，因为它不需要机器，不需要国家的和大批的原料、燃料和粮食的储备，却能够立刻给农民经济以相当帮助并提高其生产力”。[2]209在他看来，小企业恢复了生产，可以很快生产出产品，从而满足农民改善生活和发展生产的需要。
来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2期 作者：俞良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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