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办的“北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第三次研讨会暨“社会透视——马克思主义视角”青年学术沙龙第三次活动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南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等十多所京津冀地区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学者50余人出席了此次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原理部杨静副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樊建新致辞。他对论坛组织机构的成立表示祝贺，他认为北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正越来越规范化、制度化，这不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的成长和团结，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他对广大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寄予厚望，鼓励大家积极参与院内外组织的各种有益论坛，希望大家能够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相互学习、团结一致，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断向前推进。另外，他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各种力量对中央文件有着不同解读，例如有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混合所有制经济到底该如何理解等，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出正确解答，积极主动把握话语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原理部主任胡乐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邱海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旭教授分别向论坛寄语。胡乐明对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对樊建新副院长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必须团结起来的倡议表示赞同。他认为，当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最大的挑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者越来越少，唯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学者团结起来，才不会丧失战斗力，才能肩负起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他认为，真正做到团结一致，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要把握好学术研究的标准和原则，他告诫青年学者不能轻易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对学者或学术研究进行评判。
邱海平对一批又一批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的成长表示欣慰和高兴，他认为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具有重大意义。他送给论坛三句话：一是认真看书学习，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弄懂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知识，能做到与其对话；三是面向当代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研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做出应有的贡献。
张旭同样呼吁马克思主义青年学者要团结一致、相互学习，切忌自以为是、自命不凡。他认为，对于社会的热点、重点问题，如经济危机问题，广大马克思主义学者应该进行深入研究，而非泛泛而谈。另外，他鼓励青年学者要潜心学习马列经典著作，一方面要深入探讨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紧密联系重大的现实热点问题及重大的世界经济问题，把握话语主动权，做好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工作。
此次研讨会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紧密围绕经济危机、劳资关系与收入分配等主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展开了广泛而深入地研讨，研讨会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交流思想、展现风采的平台，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
一、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北京工商大学徐丹丹对我国1998年～2012年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她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缺乏联动效应、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没有起到有效支持效应。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的货币化进程不断深入，使得高额的货币供应量多滞留在金融系统内空转，而间接融资是中国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金融资源在地区和企业间的配置失衡，使我国尚不发达的金融市场难以形成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支撑。另外，固定汇率制度下外汇占款所导致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下降等也是我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缺乏有效联动的重要原因。为此提出了完善货币、保险与资本三大金融市场、重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调整与升级、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的具体政策建议。
清华大学王生升就危机的克服和资本主义的走向问题发表了见解。他认为，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三大重要变化：首先，新自由主义改革改变了福特式劳资关系，雇佣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程度急剧加重；其次，金融化过程改变了工业资本主义模式，金融垄断资本成为美欧发达国家经济的主宰；最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新的不平衡，美欧发达国家的全球统治格局出现新变化。基于这三大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不断累积和加重，最终表现为全球性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和债务化趋势。本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正是生产过剩、金融投机和债务消费的直接结果。但资本主义不会立即走向终结，因为资本主义企业仍是目前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而且，全球化与信息化不但增强了资本空间布局和弹性生产的能力，也造成了全球工人阶级的利益分化，削弱了工人阶级以集体行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可能性。资本主义将通过贸易冲突甚至军事战争来打垮竞争对手的经济势力，为国内资本的新一轮积累抢夺外部空间，这是其走出危机的现实途径。
对危机后资本主义的去向问题，清华大学蔡万焕则从阶级分析的视角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危机前的阶级结构是：以金融资本家为代表的资本家阶级力量膨胀，劳工力量被削弱，中产阶级被挤压；危机后的阶级结构是：金融资本家未受实质打击，力量继续膨胀，中产阶级继续萎缩，民众在觉醒，劳工力量在壮大，但是还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挑战资本的力量。信息技术革命极大提高了生产力的同时，也导致工人“去技能化”、劳动对资本的隶属程度进一步加深，劳动力受剥削程度加深，相对贫困化趋势更加明显。危机后中产阶级被挤压滑落到工人阶级，进一步壮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橄榄型”社会向“沙漏型”社会的转变，意味着阶级结构的两极都在不断壮大、阶级矛盾在不断尖锐化，只要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由自在阶级成长为自为阶级，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会成为现实。基于此，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短期内不会走二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之路，大资本将进一步右转，但是超越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大趋势，社会主义运动将最终壮大。
就我国应如何应对危机，中共铁道部党校邱少明认为，首先我们必须充满信心，从多方面采取积极措施拉动内需，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这是造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他还指出我国应忧思这次危机而“计深远”，一方面，在金融工作上要关注五点：一是房地产价格的暴跌有可能引起金融风险；二是抵押贷款债券化可以有效地转移银行的风险；三是应该防止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过度投机；四是应该逐步推进金融监管和混业经营；五是要关注金融创新的隐患。另一方面，我国今后要扭转四种危险的局面：一是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二是中国经济不少领域被外资介入过深；三是一些政府投资是为外资作嫁；四是内需能力被房产、股票等大量消耗。
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左翼学者的研究进行解读是本论坛的一大特色。对此，天津财经大学马国旺从马克思的理论视角对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进行了评析。他认为，尽管明斯基的分析对深入理解金融结构和经济周期的性质与演化具有重要启示，但明斯基的分析仍具有很大的理论局限性。马克思对危机所做出的解释至少在两方面超过了明斯基。首先，大衰退的结构性根源并不在美国金融部门而在全球化的生产系统之中并通过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资本积累的不平衡表现出来。第二，通过对货币金融体系调控来解决金融危机的传统观念已经过时，因为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已经证明了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难以确保资本积累的平衡性。他认为，如同明斯基的理论一样，马克思也只说明了问题的一部分，需要进一步发展。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和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等理论可以整合起来，构建一个解释金融危机的一般理论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彭五堂向大会介绍了海因里希的一篇文章——《危机理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和马克思1870年代的研究》，该文有三个核心观点：第一，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第二，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未完成的理论，他并没有系统完整的危机理论；第三，以利润率下降规律为基础的危机理论是错误的，马克思在后期放弃了以利润率下降规律为基础的危机理论，转而从信用问题进行研究。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谢富胜教授发表了他的见解，他认为，首先，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确实没有完成，但其基本的理论体系是完成的；其次，马克思并没有取消利润率下降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张建刚向大会介绍了古里尔莫•卡尔凯迪和迈克尔•罗伯茨的《论当前危机的长期根源》一文的主要观点：第一，平均利润率趋势下降规律仍然主宰世界；第二，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不足是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第三，紧缩主义认为引发危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工资太高，紧缩主义的政策建议实际上就是各种资本的再分配；第四，马克思主义认为危机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只能延迟、缓解经济危机而不能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紧缩主义的政策只能使危机更糟，他们把使危机变得更糟的东西当成了危机的原因。对此，张建刚认为，资本和劳动在分配价值中的比例失衡是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劳动所得过少，必然会导致需求不足，商品价值难以实现，利润率会持续下降，最后引发危机；相反如果劳动所得过多，也会导致利润受挤，投资乏力，增长缓慢，最终陷入衰退。因此，保持劳动和资本在价值分配中的适当比例对于避免危机是非常重要的。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罗贝尔·布瓦耶、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和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都对2008年的经济危机进行了相关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沈尤佳对三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她认为，三位作者的不同点在于：布瓦耶将危机归咎于金融资本，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将提供危机解决的方案，但他认为民主化规制是无效的，因为美国的政治权利是控制在金融资本手里的；伊藤诚则将危机归咎于产业资本脱媒，导致了金融资本针对劳动大众的住宅需求进行攻击型贷款，虽然他与布瓦耶一样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将提供危机解决的方案，但他认为民主化规制是有效的；而哈拉比将危机归咎于大资本对金融和产业的控制，他认为唯有社会主义才是解决危机的最终方案。三位学者分析的共同点在于：首先，布瓦耶和伊藤诚都认识到了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都谈到金融利润的来源发生了历史性的逆转；其次，布瓦耶和哈拉比都谈到了政治和经济的联盟，即资本控制了美国政治；最后，三位作者都采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中共中央党校张开进行了总结分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是否存在危机以及如何理解危机是截然不同的。在经济学理论史上，马克思第一次科学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会不可避免地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在马克思逝世后，主要有四种危机理论：“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利润率下降论”以及“利润挤压论”。而对于当前的金融危机，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也有不同的解释，他重点介绍了“积累的社会结构”（SSA）学派对危机的解释。该学派认为，要想理解资本主义的周期性长期经济危机，就必须把资本主义的某种制度形式（视作一个积累的社会结构）考虑在内。某个社会积累结构SSA，它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制度因素，它在该期间内会促进资本主义的盈利和积累，但最终其矛盾会瓦解这个SSA的持续存在。这是一种结构性危机，它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法自动消除，它要求资本主义进行大的制度调整，重新建立一个新的SSA。
二、劳资关系与收入分配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南开大学刘凤义、尚文以及中国人民大学许准就劳资关系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刘凤义等从模块化分工的角度对劳资关系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模块化导致分工上的网络分层，进而使劳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这种新变化主要体现在：没有具备掌握标准引领行业升级能力的企业和国家，只能以底层供应商的身份参与模块化生产网络，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赚取微薄的收入，成为大资本控制和大资本竞争绞杀的对象。模块化带来的产业内分工和由此导致的供应商分层，强化了资本的领导和控制地位，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控制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提供了便利。为此，他们提出了如何运用模块化分工摆脱大资本控制的思路。具体包括：首先，通过控制核心技术抑制大资本的控制，其中有两条路径，一是依靠突破式创新自建模块化生产网络，成为网络旗舰，依靠国内足够规模的市场，采取适当的国内市场保护措施来自建平台和标准，利用标准开展竞争，实现价值链的升级；二是依靠流程创新、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成为网络旗舰的一级供应商，通过细分市场的横向和纵向的一体化来实现对下层模块供应商和零部件供应商的控制，实现价值链的升级。其次，设计制度安排提高工人的工资、福利等待遇。最后，在公有制企业中利用模块化分工再生产出社会主义劳动关系。
许准认为，近年来我国的劳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首先，工人阶级诉求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单纯的讨要和增加工资，而是有了新的诉求，如要求最低工资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60%，这相对于十年前或是五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其次，全国工人罢工的频率不断增加，这一方面是受国际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工人斗争方法越来越成熟、工人越来越有组织的结果。第三，越来越激烈的工人斗争的结果可能是劳动者在整个分配过程和阶级结构中的地位的提升。这可以从劳动份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中看出来：该比例在2007年以前的数十年中不断下降，而在2007年以后，劳动份额几乎维持不变。另外，考虑到我国产业后备军的情况，上世纪90年代至2007年以前，我国的产业后备军是不断增加的，从而使得资本在劳资关系上占优势，但在2007年以后，产业后备军不断缩减，这对工人增加谈判力及其他斗争力量是极为有利的。
就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北京科技大学李红梅认为，积极探索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老百姓之间打造血脉相连的脐带，有了这种血脉联系，当社会主义遇到任何外在的危险和挑战时，不用共产党号召，老百姓会自发地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捍卫代表自己利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按劳分配的实质应该是按劳动者的劳动份额比例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这种分配方式无论在公有制企业还是在非公有制企业都可以进行。国有企业对于13亿人而言，应该具有一种集体保障功能与重点人群的特殊保障相结合的功能。分配首先应保障全体人民共同的基本需要，即老百姓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基本生活保障，都应该由这份共同资产来兜底。在非公有制企业中，除了按劳动力价值进行分配，每个劳动者还应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作为国家的主人，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这不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还能发挥同样作为国家主人的生产资料拥有者的积极性。
中央民族大学王润球针对魏丽萍的《分享经济视角下的马克思工资理论拓展》一文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该文的基本观点是：由于受时代的限制，马克思当年没有明确提出分享经济的思想，但历史发展到今天，劳动者收入的组成部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应当以分享经济观来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进行拓展，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分享经济观。对此王润球认为，首先，此文缺乏对主体性的认识，作者没有认识到劳动者利益的实现最根本的是其主体地位的实现，员工持股与以劳动力为核心的权利体系在主体地位的实现是有本质差别的；其次，此文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的理解是割裂式的，不能孤立的看待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应将工资看做劳动者争取社会主体地位过程中利益实现的外在表现，是按劳分配实现的一部分价值；最后，作者在方法上的错误导致了其结论的错误，其方法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的现象描述法，从现象到现象使得作者只看到了分享经济带来了工人工资的增加，以至于作者片面地认为如果我国实行员工持股计划也会增加工人的工资，但她没有认识到工人最终利益的实现不在于增加工资，而在于工人要最终争取到收入分配的主导权，但员工持股计划并不能改变资方主导分配的事实。
就如何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河北经贸大学习亚哲认为，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以及“权力寻租”行为扭曲收入分配格局。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显著；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制度缺失，国家调控不力；个人能力、财富占有不同，导致收入差距加大；国家对不合理收入缺乏有效的监督。为此，她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制定收入分配改革规划，规范、调整分配秩序，增加居民收入；完善工资制度，规范初次分配秩序；加强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控制垄断企业过高收入；完善税收体系，加强税收调节；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保障水平；遏制灰色收入，加强廉政建设；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充分发挥慈善事业促进社会公平的积极作用。
就全球财富分配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肖斌认为，全球财富分配失衡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难题：一方面，全球财富在南北国家之间的分布极不均衡，根据瑞信银行所发布的最新全球财富报告，欧洲、北美和亚太国家（不含中国和印度）依次拥有世界总财富的34%、28%和22%，相比之下，拉丁美洲拥有4%，而非洲仅拥有1%。拥有世界人口总量58%的这部分发展国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仅仅拥有全球财富的16%。另一方面，全球财富分布的两极分化程度比收入分布更为严重，以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大卫·詹姆斯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使用购买力平价估算的情况下，2000年全球财富的基尼系数为0.804；倘若使用国家间的官方汇率估算，其财富基尼系数将会进一步攀升，达到0.893。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域中，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财富分配根源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和扩张。按照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可以将财富分配划分为资本原始积累驱动、资本积累及其一般规律作用和资本主义新变化强化等三个阶段。对于全球财富分配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也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当今中国的财富分配现状直接决定着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因此必须十分重视财富分配问题；但同时必须警惕各种打着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旗帜试图实现财富分配领域颠覆性变革的错误思想和措施。
三、其他若干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
中央民族大学张春敏就“经济人”假设的阶段性进行了评析，他认为，“经济人”假设在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经济人”假设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有机化阶段，这个阶段可追溯到斯密，斯密的“经济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是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概念，斯密是从人的自然属性拓展到人的社会属性，进而又回到人的自然属性来谈“经济人”的，斯密的“经济人”是具有进步性的；第二个阶段是概念化阶段，“经济人”的概念是由约翰·穆勒提出的，但“经济人”概念被穆勒进行了倒退性的抽象，即他将内涵十分丰富的人简化成了简单的趋利避害的人；第三个阶段是工具化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人”成了模型的数据，成了与工具别无两样的东西，这个阶段的典型代表就是瓦尔拉斯，在这个阶段，数学语言取代了日常语言，数学方法成了唯一科学的方法；第四个阶段是裁剪化阶段，它有两个极端，“经济学帝国主义”是其中之一。
就中国区域间外贸发展战略差异性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尹栾玉认为，由于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自然资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区域间在外贸发展整体水平和外贸产品结构方面有较大差异。我国应根据各地区不同的外贸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特征，采取差异性外贸发展战略。如东部地区，因其外贸依存度偏高、经济风险较大，所以应该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契机，尽快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摆脱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低端状态。与此相对，西部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高依存度带来的高风险，而恰恰相反，是开放水平太低，对外贸易的拉动作用未能充分体现。因此西部地区需要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利用地缘与口岸优势，拓展加工贸易与边境贸易；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贸易，同时也要加快对外贸易人力资源的开发。
就生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李玉峰认为，有学者提出的要让市场在生态问题的解决中发挥决定作用是不正确的。他认为，虽然部分西方国家在解决生态问题时确实是利用了市场的作用，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并不意味着此解决方案对世界各国都有用。相反，从某些方面来说，落后国家生态环境的恶化正是西方国家利用市场方案解决生态问题的结果，因为这些国家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案是以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转移为前提的。所以仅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产权的界定是有利于生态问题的解决的，但如果没有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调整，结果就不同了。
就农民城市化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刘云喜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再继续实行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以农民进城为主的城市化，必须实行农民的就地城市化，以避免和解决农民进城城市化的局限性及其引发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就地”城市化包括“就近”城市化，并且农民就地城市化并不完全否定进城城市化，对于有主动意愿进城的农民则可以实行进城城市化。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本质在于农民身份的转变，以及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即在地域不变的前提下，由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生产方式，由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他认为农民的就地城市化具有现实性，首先，农民素质的提升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根本动因；其次，农村的工业化为农民就地城市化提供了依托；最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先决条件。
就国企改革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道一认为，国有企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缺陷，是公共占有权的行使机构不能被作为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个人所控制。这有悖于劳动公有制经济的本质——保障并落实劳动者个人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并且，劳动者的雇佣化又将国有企业职工外在化于国有企业的权利体系，进而使得劳动者完成身份置换，以一种“资源”成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因此，创新民主机制，使得国有企业投资、生产、积累、收入和分配的全过程均能贯彻所有权主体的利益和意志，进而使得国有企业的全部权利体系真正反映所有权主体的利益和意志，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首要环节。就现实而言，通过民主法制的途径把所有权派生出的占有权和经营权等一系列权利委托代理关系置于所有权主体的掌控之下，使得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名副其实地成为所有权的主体，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必由进路。
附：“北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组织机构
一、论坛简介
为进一步推动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开拓、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问题视域与思想方法，同时为青年学者搭建展现风采、传播思想的平台，在以京津冀地区为主的各教学科研相关单位支持下，特举办北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青年论坛。论坛每年举办一次，举办时间和地点将在相关媒体上公布。与会人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的青年学者（45周岁以内）。
论坛设学术咨询委员会、理事会与秘书处。学术咨询委员会负责把握论坛发展方向，对论坛主题、举办形式等进行总体指导。理事会为决策机构，负责确定论坛主题、举办时间、举办地点等重要事宜。秘书处负责学术联络、论坛会务等具体工作。
论坛秘书处设在发起单位之一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研究部，常设秘书长由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研究部人员担任。论坛另设轮值主席一名，轮值主席由每年论坛承办单位推选产生。常设秘书长负责召集、主持论坛日常会议等日常工作。轮值主席负责与理事会协调确定论坛主题、举办时间等，推进论坛相关工作。
二、论坛组织机构
（一）学术咨询委员会（排名不分先后）
胡乐明 中国社科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研院原理部主任、教授
余 斌 中国社科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研院原理部副主任、研究员
邱海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教授
张 旭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杨思远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二）理事会成员（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序）
柴艳萍 河北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方 敏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哈战荣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贾利军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刘凤义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李玉峰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室副主任，副教授
刘 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马国旺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副教授
王中保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
《国际思想评论》编辑部负责人
徐丹丹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教授
谢富胜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杨 静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尹栾玉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教授
朱安东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
张春敏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张广兴 河北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三）秘书处
常设秘书长：杨 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秘 书：刘道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马研系付小红、原理部梁海峰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