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曾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一部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饥荒史，以及中国人为追求食物而战、而和、而融的历史。
1978年启动的改革，第一步就是要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30多年后，这已不是问题。201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超过6亿吨，比上年增长2.1%，实现难得的“十年增”;而一般粮食品种的库存消费比已达40%到50%，小麦甚至高达60%到70%，远远超过国际最低安全标准17%到18%的区间。据此，有权威人士论断，中国粮食供给已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最好时期，中央高层却频提粮食安全问题。过去的一年里，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武汉、湖北、山东考察时，均谈到粮食安全问题，李克强总理在江苏、河北、黑龙江考察时，不断强调要稳定粮食和农业生产;不久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1号文件均将“粮食安全”放在了经济工作部署的首要位置。
高层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居安思危，当然不会是杞人忧天，也不仅仅是历史阴影在决策者脑海里的投射，而是目前粮食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矛盾，粮食安全面临巨大的风险与挑战。
这些年，由于建设占用、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和自然灾害损毁等因素，中国耕地持续流失，直逼18亿亩红线。有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11年的14年间，全国耕地面积从19.45亿亩减少到18.2476亿亩，净减少1.2024亿亩;而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目前还不及世界人均耕地3.38亩的一半。
即使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由于粗放式的土地利用方式，农田水利建设滞后，复合肥料大量使用，以及“占补平衡”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以次充好”现象屡禁不止，中国耕地的土质和肥力在总体上下降。这其中，更有5000万亩耕地属于中度至重度污染，它们广泛分布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和湖南等传统粮食主产区，集中反映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正在持续地损害着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础。
而为我们生产粮食、供应粮食的体制机制，又是否稳固呢?较低的粮食收购价格，被歧视的社会身份，以及城镇化运动的扩张，使得年轻人不断从农村走向城镇，再不愿回到农村种地。农村空心化带来土体荒芜，并非夸大其词;农业作为国家基础性产业，日益演变成“老人农业”，渐成事实。如果说谁来养活中国，是西方人别有用心的问题设置，那么，谁来种地却是中国人自己需要面临的问题。与此同时，跨国粮商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地闪现在一些粮食品种从上游到下游的完整产业链上，他们能干什么?他们又想干什么?
一边是粮食安全的基础在不断削弱，另一边却是中国粮食需求总量的不断攀升。无论口粮、饲料粮和工业粮，粮食供给偏紧的状态一直存在。2012年，中国进口粮食超过7千万吨，粮食自给率下降到90%，突破了95%的安全下限。
虽然市场决定论者乐观地认为，粮食短缺问题可以通过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来化解，但在“丛林法则”依然盛行的国际社会，粮食贸易注定是国家间战略博弈的棋子，买和卖又怎么会是一种单纯的市场行为?更何况，全球粮食供需矛盾同样突出，以稻谷为例，我国每年的消费量为3700至3750亿斤，而国际市场大米贸易总量才为500至600亿斤，这一巨大的数值差距，再清楚不过地阐释了为什么“中国人的饭碗一定要端在自己的手里”。
不言而喻，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时刻保持粮食安全问题上的“忧患意识”，应当成为国家安全的底线思维。因为，“民以食为天”自来就是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牛津大学地理学家特洛伊·斯滕伯格在一项有关“阿拉伯国家政治动荡与气候变化”的研究中表明，在2010年和2011年，中国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冬季旱情，乌克兰、俄罗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主要小麦种植国，同一时期也发生了创纪录的高温和汛情，这导致了全球小麦短缺及小麦进口国面包价格飞涨。而世界上九大小麦进口国均为中东国家，它们中的七个国家正是在2011年爆发了政治抗议活动，引发全球关注，改变了中东乃至世界的政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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