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它来时，我们制造预言。
当它去时，我们验证预言。
但更多情况表明，2012年，它本身充满了寓言。
最为人知的预言流传了上千年。但是，玛雅人的“末日景象”还没有显现，现代人自编自导自演的“末日情节”却在不断上演。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公开声称“世界末日”真的就要降临，她将与自己的人民战斗到最后，这如同愚人节里的恶搞，可视为典型的西方式幽默；罗兰·艾默里奇用3D技术重新包装大片《2012》，再度呈现了一个关于末日救赎的寓言，也再挣了一把“灾难钱”。但是，不论东方和西方，越临近传说中的21日，越多出现了集体自杀、末日传言、以及抢购蜡烛的恐慌，甚至还出现了“全能神”，出现了砍杀22名学生的疯狂举动（据说也受到“末日论”影响）。
这当然已经不是一种幽默。这至少说明，人类的理性之光还未能完全照亮人性、人心中的幽暗面，这是一个混杂了恐惧、崇拜、迷信、宗教信仰、苦难意识乃至部分智识的复杂地带，其产生的根源不能简单归结于个体的“愚昧”和“无知”；更多时候，它来自个体在自然与社会中的无力、无助与无奈。
我们总是希望这种“三无”状态更少一些，并一直尝试着用技术和制度的力量来加以实现。2012年最重要的预言，与此相关。
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完成最高领导层换届，“预言”无数。现在看来，究竟是奥巴马还是罗姆尼，究竟是九个人还是七个人，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透过激烈的竞选辩论和眼花缭乱的政治事件，两个国家将更加坚持在各自确定的道路上，一个继续呼唤“Change”，一个继续深化“改革”。对于选民的承诺，对于“人民”的告白，都在表明“政治正确性”和“政权正当性”永远都是立基于治理“众人之事”，而非“个人之事情”或“小团体之事”。
中美领导人的成功“换届”也说明在各自的国家里，新的共识正在逐渐形成，技术的演进和制度的发展，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和现实展开，没有理由先入为主地评价哪个更好，只有哪一个更适合，对此，实践仍将是唯一的裁判。
2012年还有着一些现在看来颇为荒诞的预言。曾被广泛看好的政治明星，在揭开“唱红打黑”的面纱后，最后被证明其实很黄很暴力；所谓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也被证明不过是一个伶俐智昏的谋杀者。2012最后的一个多月，经由网络曝光进而被监察机构查实的诸多案件里，基本都存在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荒唐乱象，这让人在期待机制化肃贪治吏的同时，更呼唤一个“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时代早日到来。毕竟，政治如果最后堕落成一场不道德的说谎比赛，或者变成一种“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游戏，那么，最后的输家，不仅仅是玩得最风生水起的人，更是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良法美俗。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个“正”字道出了治国理政的基本要义。
当然，在2012年，更多预言发生在平常百姓的平淡生活之中。或娶妻生子，或金榜题名，或负笈海外，或升职加薪；还可能遭遇强拆，雨中丧生，拾荒殒命。无论这一年开端的预言是什么，到最后，应验了的、没有应验的、以及反向应验的，都成了一个个“人生寓言”，而这些个体“寓言”又都汇聚成了一个又一个富含时代印记的“预言”。它以明白晓畅的大白话从中国最高领导人嘴里说了出来：“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预言，也是一个需要付出艰辛努力才能实现的预言。也因此，对于即将逝去的2012年，我们毋庸再引用狄更斯那段经典的“判断”，这是一个什么什么最好的时代、一个什么什么最坏的时代，它几乎已放之四海皆准。而这一次，我们开始用别人听得懂的“寓言”来提示一个正在起变化的时代。
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故事”演说，激发了有关文学和政治的激辩，预示着一个更加多元、包容和理性的公共空间并非遥不可及。几乎与此同时，曾经的新闻宣传主管、新当选的常委刘云山援引了这样一则趣闻：那些空话假话大话，如同高音喇叭放出的猛兽嚎叫，重复的次数多了，连野猪都吓不退，骗不了。如此喜感的寓言讽喻着一个严肃而沉重的命题，映射着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制性痼疾。
风起于青萍之末，习惯于宏大叙事的社会越来越多“故事化”的表达，没有那么多故作高深，没有那么多刻板僵化，这是2012年最后时段带给我们的美丽寓言。缘此，我们可以在温暖的期待中，敲出这最后一行字：
再见，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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