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共产党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发展的
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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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群众路线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此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一个优良传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之一。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群众路线进行系统的科学的阐述，并贯彻到实践活动中的领导人。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和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都曾对群众路线问题作过精辟论述。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以称为党的建设理论中的两块基石。它们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灵魂。邓小平同志就说过：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群众路线的内涵十分丰富，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辩证法和价值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工作方法。概括起来说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路线所揭示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又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所谓领导，归根到底，就是领导人民群众去实现他们自身的利益。共产党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发展的。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有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之别。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党，要注意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既要满足人民眼前的、局部的利益，又要考虑人民长远的、全局的利益，使它们很好地结合起来。
人们把党和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这是非常恰当的。共产党如果离开了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就将一事无成，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可能了。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理念和实行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最根本的方法。
回顾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什么时候群众路线贯彻实行得好，党群关系比较密切，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进行得比较顺利；什么时候背离了群众路线，脱离了群众，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党在全国执政以后，手中有了权力，脱离群众的危险性比在革命年代要大得多。党执政以后进入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时期，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又会进一步增大。这是一个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头等问题。
衡量我们党是不是密切联系群众，是不是贯彻了群众路线，一看政策，二看作风。首先要看我们实行的政策是否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制定的政策，首先要看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同时，还要看党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如何，这是群众最直接、最经常看到和感受到的。在群众眼里，共产党的形象往往通过党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自身的思想作风表现出来。“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每一个党的干部都应该问一问自己：是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扎扎实实地为老百姓办实事，还是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的名利和权力？在群众面前，是高高在上摆官架子，还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与他们同甘共苦？
这次以整风精神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仅对共产党的作风会有一个极大的改善，而且会影响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当年延安整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说过：“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这次教育实践活动必将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发挥极大作用。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 《 人民日报 》（ 2013年08月23日 07 版） (责编：权娟、杨媚)
李慎明：群众痛恨享乐主义
李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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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在基层多次调研时了解到，群众对我们党的认识主要通过具体的党员干部的作风获得。党中央把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切中时弊，很有针对性。我在调研中还发现，“四风”中，群众最痛恨的是享乐主义，危害最大的也是享乐主义。我认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奢靡之风都是享乐主义的外在表现，享乐主义才是“四风”的核心和本质。
什么是享乐主义？就是谋取与党和人民不同的利益，它的根是私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有了私心，就不能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就不能保持纯洁，一路发展下去，就会逐渐走向人民的对立面，最终被人民抛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做到称职，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二是观察和处理问题要出以公心。有了这两条，任何困难与风险都能解决和应对。因此，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他又在政治局专门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有天下为公的宽阔胸襟，摒弃任何私心杂念，把为全中国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追求，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鞠躬尽瘁。”
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核心是治治病。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是手段，治治病才是核心和目的。什么是治治病？就是改造主观世界，克服享乐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增强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照镜子、正衣冠就是要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洗洗澡、治治病就是要敢于触动自己的灵魂，查找和克服自己的私心。
有的党员干部口头上大讲特讲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但行动上为的是一己和小团体的私利。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一有私心，决策必然出现问题。我们党的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都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推动社会进步这一根本立场出发。真正成为有出息、有作为的共产党人，是为了国家、民族和普通老百姓谋利益，而不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小团体谋利益。这样看来，在“为民、务实、清廉”中，“为民”是目的，“务实”是行动，“清廉”是保证。三者都是为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性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通过改造世界观来克服享乐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四风”达到治治病的目的。病治好了，对于一个人来说，才会长寿；对于一个党来说，才可能长期执政。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姜萍萍、杨媚)
高新民：构建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
高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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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作为一种“活动”可以有始有终，但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则需要持之以恒，构建随着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完善、逐步健全的长效机制。
真正的长效机制，就是把作风建设、群众路线蕴含在常态化的工作之中。这里首先强调的就是深化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把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融入到政府各职能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政府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其天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政府的职能也顺应市场经济需要已经进行了几轮改革，减少行政审批，适度放权，近几年又进行了大部制改革，各地方和基层在方便为民服务方面也采取了多样措施。但是，职能部门在主动为社会服务方面依然有差距，在某些地方，没有关系不办事、没有好处不办事现象依然存在；办事相互推诿、某些群众合理诉求久拖不决的现象依然不是少数；对上一套对下一套依然盛行，等等。因此，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切入点，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是最大的联系群众。一是权力运行过程公开。最近刚刚公布2015年前县级政府实现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多项信息公开，是改革的尝试。只有权力运行过程公开化规范化，某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才能减少生存土壤。二是以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为考核标准，迫使某些职能部门认认真真为群众办事。三是减少层级、减少闲职，淡化官本位色彩，为职能转变创造条件。
联系群众长效机制需蕴含在执政党的功能转变中。党是政治组织，但正如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所说，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正因为、也仅仅因为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背景下，执政党需要实现部分功能的转变，即强化党的社会服务功能，以服务为宗旨为途径来提升内在实力和外部形象，形成社会凝聚力、影响力。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服务是“三型”政党建设的中心。党的先进性，就体现在能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中。
联系群众长效机制，体现在制度化的民主决策和领导方式之中。当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群众路线，具体表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调研、座谈等方式，把群众分散的个体的意见转化为集中统一的意志，再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这里主要依赖领导者主动到群众中去。在社会转型时期，利益多元且利益博弈日渐突出，依据传统的调研座谈等方式固然可以听到群众意见，但任何座谈的参加人员都是有限的，都不可能囊括所有群众意见，因此，某些重大社会公共事务从议题提出就可以公示，社会参与讨论，听证咨询，会议决定，依法决策。群众路线蕴含在这样的过程中，就不仅仅是靠领导者自觉到群众中去，而是以制度化的方式把自上而下的调查研究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成为决策过程的常态化做法。
联系群众长效机制，还体现在多渠道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和社会管理格局的创新之中。社会越是多元，越需要协商对话。各地一些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引发的事件中，可以看到利益各方沟通不足、手段单一等问题。社会协商对话的最大好处，就是利益相关方平等参与讨论，寻求共同利益，各方为达到共同目标而各自沟通、妥协。在执政党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大格局中，多元力量共同治理社会已经成为大趋势，因此，哪些事项、由哪一级组织与民众之间沟通，哪一部分组织和民众之间定期协商对话，都需要有制度化规定。
(责编：万鹏、秦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