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以后，正像莫斯科红场上列宁的那具遗体难以安顿一样，列宁的政治遗产恐怕更难消化。虽然齐泽克、Lars T. Lih等人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重释列宁，但西方左派对列宁主义的普遍沉默却显然是一种冷落。列宁的这一遭遇意味深长。
列宁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家族中占据着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齐泽克把列宁比作圣保罗，认为列宁之于马克思主义类似于圣保罗之于基督教。基督教之所以能够突破地域与民族的狭隘性而成为世界性宗教，端赖圣保罗；与此相仿，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西欧到东方生根开花，列宁功高盖世。齐泽克的这个说法比较有趣。确实，当上帝之音仅仅被局限于耶路撒冷之际，当无产阶级革命仅仅被寄望于英法工人之时，是保罗与列宁分别挺身而出，不仅论述了超越的可能性，而且实证了超越的现实性。这样的人物是每一个有所作为的群体或主义都必不可少的奠基者，并且其奠基作用丝毫不低于该宗该派的开山鼻祖。卡列尼柯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苏联实践联系起来，认为后者根本背叛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说法在撇清马克思主义同苏联“集中营”关联的同时也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对于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意义。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中介大致有二：一是组织，二是主义。首先来看组织。社会主义观念如何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涉及极其困难的组织问题。列宁著名的政论小册子《怎么办》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他强调要建立一个“新型政党”，该党将第一次把所谓“民主集中制”这个最具列宁主义精髓的原则当做自己的组织原则。20世纪世界政治史由此改写，因为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组织。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离不开这种新型的政治组织。只有主义加组织再加运动，才能成就一番前无古人的解放伟业。在这个主义—组织—运动“三位一体”之中，马克思主要解决的是主义问题，至于组织问题与运动问题却限于诸多主客观原因而始终未能解决。是列宁在马克思开创的思想基础上，不仅解决了主义问题，更解决了组织问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组织与运动的联结问题。他所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同此前包括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在内的一切革命组织的最大区别在于实行民主集中制，具有铁的纪律性。这一点非同小可。布尔什维克之创立解决了主义与运动之间的脱节难题。
其次来看主义。列宁不仅把马克思一再声称仅仅局限于西欧发达国家的历史框架（唯物史观）做成了关于人类发展一般道路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强调这种普遍性的历史哲学必须永远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这就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一种特殊品质：既含普遍真理又具有特殊经验。列宁对马克思历史观的这番改造，是革命形势使然。因为要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强大的理论武器显然不行，而当时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又不能拿来就用，必须有所损益方能得心应手。（回想一下马克思本人在回复查苏利奇有关俄国革命问题时的犹豫不决——短短一封信居然起草了四遍——就不难明白这一点。）列宁的理论勇气是惊人的。其“帝国主义论”不仅解释了何以马克思曾经寄予厚望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暂时不可能发生，而且阐明了俄国革命的现实可能性。列宁的逻辑是，惟其处于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俄国反而最可能发生革命。本来革命的不利条件现在居然成为革命的有利条件。只有确立起政治运动相较经济斗争的优先性，才能在俄罗斯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名正言顺地发动无产阶级革命。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列宁的理论洞见与政治创建目前在西方似乎已经失传，甚至被弃之如敝屣了。在当代政治语境中，很多西方左派讨论政治战略与社会主义避而不谈列宁，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或默契。即使是那些仍然愿意诉诸列宁的激进左派也对列宁的洞见与创建无动于衷。
当代激进左派之所以缺乏政治能量，根本原因恰恰在于缺乏组织或组织不力。激进左派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堡垒”，他们要么仅仅满足于激昂文字、针砭时弊，要么虽有组织，却内部涣散，谈不上什么纪律性与组织性。组织和平游行示威绰绰有余，组织暴力对抗活动则力所不及。和平请愿，已经成为这些组织的最大使命。这当然并非毫无意义，然而要指望和平请愿来改天换地则无异于白日做梦。马克思之所以主张暴力革命，是因为他深知理性的力量有限，观念背后所掩蔽的利益之争最终不是可以以言说服的。列宁之所以致力于建立“新型政党”，因为他清楚在主义—组织—运动中“铁板一块”的组织多么重要，否则主义与运动根本不可能联结起来。然而，当代西方激进左派整天琢磨的却是使资本主义长出一张更富人性的面孔。
这是激进左派从暴力夺取国家政权这一经典无产阶级立场退回到现行自由民主宪政羽翼之下的必然后果。这使他们处境日益艰难：一方面抨击自由民主制，另一方面又拿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替代性方案与切实可行的行动纲领来，结果只能自欺欺人地隔山打牛。这一点齐泽克也不例外，由于齐泽克不仅有西方理论的滋养，更有东方阵营的生存经验，因而其思想每每比纯粹西方学者的思辨多几分质感。然而，一旦涉及现实问题，他马上就声明自己要同他一直作战的对象即新自由主义站在一起。
借用列宁的说法，西方激进左派“实在是太书生气了”。Lars T. Lih所著的《重新发现的列宁》（Lenin Rediscovered，2006）就是一个明证，该书洋洋洒洒好几百页，所要证明的就是一点，即列宁并不主张“先锋队论”与“灌输论”。齐泽克等人所编辑的《重新上膛的列宁》（Lenin Reloaded，2007），虽然雄赳赳气昂昂地喊着“回归列宁”的口号，却不敢正视武装夺取政权这个核心问题。这两本著作也许标志着列宁在新世纪的某种程度的回归，同时也标志着左派政治勇气的某种复兴。然而，面对新自由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左派应当怎么办，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践问题。这个列宁当年曾经化解了的难题在一百多年后仍然摆在当代左派面前，真是莫大的历史吊诡。它一方面说明没有人可以代替当代人去思考与行动，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代人之遗忘历史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在列宁诞辰140周年之际，在资本主义似已成为“镇上唯一游戏”之时，从主义—组织—运动视角来重释列宁主义，人们也许会更加深切地领会到这样一条朴素的道理：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革命根本无从谈起，正如Daniel Bensaid所言，一种没有政党的政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以一种没有政治的政治而告终。因此，倘若左派不想继续沦为资本社会的装饰品，倘若我们仍然坚信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倘若大家真的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重新消化列宁的政治遗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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