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在国际上，面临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破坏，甚至出兵干涉;在国内，不仅要与白军作战，还要同饥饿作斗争。列宁站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实际出发，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国家安全问题，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战略与策略，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人民，成功地处理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危机。列宁应对重大危机的战略与策略思想，有其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处理重大危机，必须时刻牢记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国家必须获得完全的自由和独立
列宁在处理国际危机中总是竭力维护苏俄的国家利益，把国家利益作为处理重大危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是列宁应对重大危机战略与策略的最高准则。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为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中赢得时间，保证“一国社会主义”的安全，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拓展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是列宁处理一切重大危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列宁认为，苏维埃革命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个国家夺取政权，但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在通向世界大同的道路上，社会主义国家还要长期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伴而行。不具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不认识自己的国家利益，不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社会主义国家便无法生存。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年幼的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尚不巩固、国内反革命势力猖獗、经济濒临崩溃、人民极端厌战。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当前有两个问题比其他一切政治问题更为重要，这就是面包问题与和平问题。1917年12月23日，英法签订瓜分俄国势力范围秘密协定。1918年2月18日，德奥联军从波罗的海至黑海一线发起全面进攻。这年夏天，14个帝国主义国家出动了数十万兵力武装干涉，并与国内的反动势力相勾结，从四面八方向苏维埃共和国发起进攻，占领了苏俄3/ 4的领土，夺去了重要的产粮区，切断了重要的燃料和原料来源。同时，由于封锁，使苏维埃俄国当时的经济损失达400百亿卢布。工厂关门，运输停顿，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广大人民面临的是流血、饥饿和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巩固新的政权成了当时最大的国家利益。当时内外交困的苏维埃国家必须全力利用客观条件造成的喘息时机，医治战争创伤，发展国家经济，增强国防力量。为此，列宁主张与德国签订和约，以便迅速摆脱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时间建立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在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
针对与德国等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列宁明确指出，我们准备签订不利的条约和单独媾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作好革命战争的准备，应当善于等待，等待我们强大起来。列宁认为，为了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恢复国民经济、建立革命军队、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必须对德国帝国主义作出让步，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立即签订和约。他认为，签订和约虽然丧失了一些地方，但保住了彼得堡，以空间换得时间。谁要反对签订苛刻的和约，谁就是在断送苏维埃政权。实践证明，列宁的战略和策略是正确的。
1918年3月9日，英军在苏俄北方摩尔曼斯克港登陆，开始了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由于苏俄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可以集中力量对付外来干涉。1918年11月11日德国向协约国正式投降，苏俄随即宣布废除该条约。1920年，苏俄红军取得了抗击协约国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叛乱的决定性胜利。
二、善于利用战争的间隙——和平和国际力量的均势，来发展自己
争取和平，推迟战争，保障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是列宁在处理重大危机时的基本原则。为此，列宁用灵活的手段处理苏维埃共和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推迟战争的爆发，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
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提出，任何革命的和平发展，一般说来，都是一件非常罕见和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革命是最尖锐的阶级矛盾的极度激化;但是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如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能够给被非正义的万恶的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群众以和平，给农民以全部土地，那么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机，在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又告诫说:“现在争取和平的斗争已经开始了。这个斗争是困难的。谁以为和平可以轻易获得，以为只要一提和平，资产阶级就会用盘子托着和平奉献给我们，谁就是一个过于天真的人。”②列宁认为，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取胜，那么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不过是暂时的停战、暂时的间歇、驱赶各国人民进行新的大厮杀的准备。
十月革命后刚刚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急需获得一个和平喘息的机会，新生的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应是着手恢复被大战所破坏的国民经济。然而，这一时机却因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暴乱的发生而失去了。针对此种情况，列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与战败国德国发展关系，阻止德国倒向英法一边，争取喘息的机会。对于与敌对的帝国主义国家发展这种关系，列宁深刻地指出:“只要军事协定不违背苏维埃政权的原则，能够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和阻止某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对它的进攻，我们决不一概拒绝同一个帝国主义联盟缔结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的军事协定……”③列宁强调，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像我们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吗?列宁曾讲道，如果能够赢得时间来进行组织工作，哪怕是短暂的喘息时机，我们也必须争取。如果我们得不到一点拖延的时间，我党就必须号召群众进行斗争，进行极其坚决的自卫。我们保卫苏维埃政权就是对各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无比艰巨的斗争的最好的、最有力的支援。现在，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再没有也不可能有比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崩溃更大的打击了。针对《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一些人的不理解，列宁指出，各个战争时代都教导我们，和约起到获得喘息时机和聚集力量来准备新的战斗的作用，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蒂尔西特和约对于德国曾是莫大的屈辱，而同时它又是德国走向民族大复兴的转折。④
实践证明，列宁的战略和策略是正确的。在列宁看来，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他强调说: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各种相当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在实践上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三、处理重大危机，不仅要学会进攻，有时还要学会正确的“退却”
不仅要学会正确的进攻，还要学会正确的“退却”，是列宁一个重要的战略和策略思想。1920年4—5月，他曾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重要的战略和策略，即“现在必须懂得，除了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懂得———而革命阶级也正在从本身的痛苦经验中领会到———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就不能取得胜利”⑤。列宁在实践中也是正确地践行了这一思想的。对重大危机的判断和处理，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和策略，往往取决于革命家和高级领导能否对客观事物作出正确科学的判断。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国内矛盾呈白热化，反革命势力猖獗，经济濒临崩溃，人民普遍厌战，在对德作战中已处于明显的劣势。此时的协约国已经在积极筹划武装干涉苏俄，英法签订瓜分俄国势力范围秘密协定。1918年2月18日，当德奥联军从波罗的海至黑海一线发动了全面进攻时，客观上，这应是苏俄一个极好的“退却”机会。列宁正是紧紧抓住了这一机会，为争取时间巩固新生政权，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实施了暂时的“退却”。对此，列宁曾形象而深刻地指出，如果一个统帅率领被击溃的或仓皇溃逃的残余部队向腹地撤退，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签订极其苛刻、极其屈辱的和约的办法掩护这种退却，他这样做并不是背叛他无力援助的、被敌人分割开的那部分军队。这个统帅选择了挽救那尚可挽救的队伍的唯一道路，不同意去冒险，不向人民掩饰痛苦的真实情况，“让出空间以便赢得时间”，利用一切喘息时机，哪怕是最短的时机，来聚集力量，使军队喘一口气，或医治它所患的溃逃病和颓丧病，这样的统帅尽了自己的职责。⑥
1920年，苏俄抗击协约国武装干涉和平息反革命叛乱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又作出了一个输出暴力革命的尝试，即红军进军波兰。但战争结果却出乎预料。波兰人认为，这是俄罗斯发动的侵略战争，因而苏联红军在华沙城下遇到顽强的抵抗和反击，最终溃败而归。随后，在俄共第九次全俄代表会议上，主战派与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现实使列宁认识到，俄共(布)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经济危机，必须立即与波兰媾和，实施正确的退却。于是，1921年3月18日苏俄与波兰签订了《俄波里加条约》，为苏俄赢得了20年可贵的和平局面，苏俄得以集中精力进行建设。这也是列宁处理重大国际危机的又一个范例。
列宁正确“退却”的战略和策略，不仅表现在军事和外交上，也表现在经济上。1918年夏秋后，苏联在国内外敌人的进攻与破坏，粮食、燃料和生产原材料奇缺，军工生产任务剧增而生产工人减少的情况下，被迫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可能随时被扼杀在摇篮里、战争与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势下，被迫实行的一种应急措施和权宜之计。这对于完成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政治任务，取得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这种重要的措施，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很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但是，“战时共产主义”应该说“不是由经济的需要、考虑和条件造成的”，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因而给苏联所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这个问题在1920年底到1921年初开始显著地表现出来，从1921年春季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农业方面，当时农业的产量只是战前的60%。在1920—1921年，约有3300万人面临着饥饿与死亡的威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的余粮收集制，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农民的不满情绪日增。如粮食征收的比重，从1918—1919年度的20%增加到1920—1921年度的70%，而农民的自销粮却比战前下降了40%。在工业方面，当时大工业的产量仅及战前的1/5，棉织品产量几乎减少到战前的1/20，七万多公里的铁路陷于瘫痪。产品的“剪刀差”也日益扩大。在战时，农民为了保卫新生的民主政权，拿出余粮支援革命战争是必须的。但战后，原来把余粮卖给国家的农民，再也不愿把余粮卖给国家了，而是提出自由出卖余粮的主张。这样，“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便与农民的利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反抗事件时有发生。鉴于此，1920年底十多个省不得不停止征收余粮的工作。工人也由于生活困难和物质匮乏，开始不满和动摇，有的地区还出现了罢工。种种情况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当时苏维埃国家已经遭到了“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引起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了工人的不满”。
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列宁排除各种干扰，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1921年春天采取了最果断的、最迅速的战略和策略，立即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有秩序的退却”。这个退却的战略和策略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它不是永久的，而是临时的，是“一种临时的退却”。虽然当前一些人认为，这种战略和策略不完全是列宁的“一种临时的退却”政策，但从实施的突然性和迅速性来看，其“退却”的意义是不容怀疑的。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通过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议。决议规定了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是列宁从实际出发、果断地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的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所作出的正确战略和策略。“新经济政策”实行的第一年“已经收到了成效”，农民负担大大减轻，商品流通和自由贸易不断得到加强，工农业生产得到普遍的恢复。列宁指出:“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交纳了大量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下这个论断。”⑦
四、处理重大危机，对广大干部和人民必须坚持行政强制与耐心而细致的说服教育和宣传工作相结合，必须坚决与各种错误的思想和倾向作斗争
对处理重大危机的战略和策略，不是所有的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党员和群众马上都能理解和认识的。列宁强调，对于广大干部和人民必须坚持行政强制与耐心的说服教育相结合，并且是耐心而细致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同时还必须与各种错误的思想和倾向作斗争。
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决策，曾遭到布尔什维克党内外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护国主义派”的强烈反对。为此，列宁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认为，从保卫祖国的观点来看，在明明没有军队的时候，却要同无法与之较量和准备充分的敌人进行军事搏斗，这是犯罪。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开展也是在矛盾和斗争中进行的。特别是俄共(布)内部不少人对这种“暂时的退却”感到失望，托洛茨基等人甚至攻击“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向“资本主义的堕落”。为此，列宁进行了艰苦、耐心而细致的说服和解释工作，不断向广大群众和干部、党员解释“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目的和意义。列宁曾深刻地指出，“新经济政策”“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⑧。实行“新经济政策”就要实行开放，但是在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在俄共(布)党内认识也不统一。不少人甚至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苏维埃的自认失败和放弃原则阵地，攻击这是“内部的蜕变”。这些都给广大干部和群众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为此，列宁和俄共(布)及时揭露国内外敌人的谎言，批驳种种谬论。教育人民，在俄国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不仅能够夺取政权，而且也一定能够以与西方文明国家不同的方式，引导苏维埃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列宁强调，对于共产主义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共产主义的自吹自擂——我们自己能搞好——更为有害、更为危机的了，“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⑨。1921年5月召开的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又专门讨论了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问题，通过这些使广大党员和干部进一步了解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意义，在思想和认识上达到了进一步的统一。（作者：董嫱嫱）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174—175页。
②《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13页。
③④⑦《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302页，第76页，第75—76页。
⑤⑥《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9—50页，第8页。
⑧《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722页。
⑨⑩《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50页，第217页。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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